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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
但是《泰坦尼克号》呢
这肯定是一部他认为会成功的电影，他也早就有了充分的本钱和条件来坚持自己日后应得的两千三百万美元的个人所得。
我们不必为他喝彩了。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不计名利，只为工作而工作的人。
名利可以如何不计可以如此不计。
十多年前有一本书， 《海鸥乔纳森》。书里有两种海鸥，一种把飞行当做觅食的手段，因此，竞逐的范围主要在海岸边的船舷。争食的目标，主要是水手施舍的零食。另一种海鸥却只把飞行当做飞行，因此等它把飞行的技术练习到最远也最快时，虽然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但它却可以享受到内陆与远洋的山珍海味。
卡梅隆就是那只特别的海鸥。《泰坦尼克号》后来太卖座了，所以电影公司主动送了卡梅隆一亿美元的红包，作为谢礼。
对卡梅隆而言，他不需要再向别人证实什么，但他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这种交代，固然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细节上。
《泰坦尼克号》里的船，是一艘只建了半边的泰坦尼克号，由于在码头出航的时候，这半边船的方向和历史的实际状况不符，所以必须用计算机技术将方向鄱转过来。
结果，拍这幕戏的时候，为了翻转方向的一致，连每件行李标签上的字，他们都故意倒着写，以便翻转过来后是正的。
那么大一个场景里面，行李标签上的字是什么方向，镜头里是根本看不出来的，但卡梅隆就是要这么拍。
我们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为其中特效的逼起伏而惊叹。但如果只讨论计算机和科技如何制造出特效。而忽略特效的根本精神，那可真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3
谁最吝啬
康亚伟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一所大专院校教古典文学兼当辅导员。学校是由中专升成大专的，招生不很理想，为了吸引生源想出很多高招，其中有两招堪称葵花宝典：一是提高专接本的升学率，学生一入大一就被教导一定要续本，从此开始两年半的二轮高考冲刺。第二个就是制定严格的校规校纪，营造出进这个学校就等于进军队的氛围，以便让家长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于是大到打架、谈恋爱，小至忘了锁门、关窗户，甚至上自习迟到一两分钟进教室也是违纪……但是学校很大方，光给辅导员的津贴一个月就1000元，当然罚得也高，班里的学生一个月累计超过6个违纪（大大小小都算上）就扣一半，超过12个，津贴就休想要了。为了津贴我尽职尽责地做着高考班地班主任才会做的事：每天早晨6点起来赶学生出操，7点到7点40分堵学生早自习，中午下午查迟到早退，晚上就寝后挨个转宿舍不许学生说话、打手电；看见男女生之间交往过于密切，马上进行明察暗访，想办法灭险情于微末之间……在我尽心的管理下，大家除了学习，就是搞学校要求的活动，班级的违纪连连为零，虽然原本活泼开朗的班容不见了，可是看着每月1000元的津贴和红旗班集体的成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万分正确。
当然还是有几个刺头，除了几个男生以外，最不省心的就是一个叫许二妮的女生。她长得黑胖，脸上有痤疮，说话粗声大气，眼睛虽然大而清澈，可似乎总是在向人抛媚眼。而且她有说话癖，不论男生、女生逮着就聊，说到高兴处还不顾场合地大笑不止。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的装扮：食指粗的金项链在脖子上缠了一大圈，硕大的金戒指手上戴了俩，长长的金耳环从耳际垂到了肩膀，身上是万紫千红的名牌服装，真佩服她的勇气，什么样的颜色都敢在身上试验，整个一个暴发户。不过许二妮有钱，经常呼朋引伴地下饭店、跑歌厅。所以很多学生都哄着她然后找她借钱，但是许二妮是让她请客吃饭买东西没问题，借钱休想。于是学生找我告她的状，说她又抠门又爱显摆，后来发展到向我反映说许二妮的耳环晃得他们没法上课；许二妮身上的香水味太重冲得宿舍没法进人。
无奈之下，我找许二妮做工作，我们俩的谈话都可以编一个小品了。我教育她，正在上学的学生不应戴这么多首饰，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那也不该戴，会让同学不平衡，她说那就怪他们没托生一个有钱的家。我只好转了话题，问她有人找她借钱没？她说老师你明知故问，全班有34的学生都找过我，我就是不想借给他们。我问她那为什么又总请客买东西，她说我有钱又不借钱给别人，再不请请他们我得掉冰窖里，噎得我没话可说。一次教育不成就得多次教育，她后来倒好，来个认真倾听死不悔改。最后我也懒得管她，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抓好班，多拿些津贴，评个优秀班主任才是正经的。
就这样到了大二，我开明清小说鉴赏课。有一天讲到《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在对比完中外作品中吝啬人物之后，我让学生说一说身边吝啬的人。有学生说他们中学校长的媳妇为了省水，不让丈夫、孩子用家里的卫生间，实在憋不住了就排队上，由最后一个人冲一次马桶。有学生说他的邻居退休后拒不交出单位办公室钥匙，以便等大家晚上下班后去打免费长途，最后迫使单位换了锁……听得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只有许二妮没笑，等大家笑毕，她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讲一个故事。”没等我同意，便自顾自讲了起来：“在坝上农村有户4口之家，爹、娘和两个女儿。开始一家4口就靠夫妇俩种那几亩山里薄田为生，年年苦熬却年年吃不饱饭。1996年镇上修路，离他家很近，于是男人的姐姐帮他们借了些钱在路旁开了个煤站。刚开始煤价不高，他们总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煤站开始赚钱并且越赚越多，这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夫妇俩依旧紧抠着过日子：住的是过去的土坯房，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经常没影儿的14英寸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一概没有，女人要么穿大姑姐剩下的衣服，要么买便宜布做衣服穿，有时候裤裆做窄了，穿在身上直抽筋。加上天天在煤站里，脸黑乎乎的像个小丑。抠门的结果是2002年这家又开了第二家煤站，还花高价让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2003年冬天很寒冷，女人穿得少冻感冒了却不舍得住医院，打着点滴往返于两个煤站，还要洗衣服做饭。一天女人洗完一大盆衣服往外倒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等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临走时只来得及对赶来的两个女儿说了一句话：‘你俩多孝敬你爸。记住吃好、穿好，把娘没享受过得统统享受一遍。’可是女人死了不到一年，男人就又娶了个年轻女人，给这姊妹俩一人50万元让她们单过。”
故事说到这儿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笑，而许二妮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想借此开个主题班会，但所有的班干部都表示沉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大二下半学期，许二妮找着一个出租车司机申请退学二人同居，一年后再遇到她，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而我带的这个班有90名学生考上了专接本，为此，学校发给我一笔奖金，但是，已毕业的学生却很少再同我联系，他们彼此的联系也很少。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一个吝啬付出爱心、不耐心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是带不出一个充满爱和同情的班集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0
22年前的24小时
铁凝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的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千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呵。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算一下，原来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还没喷完呢。我怎么能在这广阔天地里，在这大忙季节和妹妹“玩”一天呢。那时的我们，本能地提防这个“玩”字。社员们却围拢过来了，这群善良而又乐观的人，在那个禁玩的年代，他们是依然懂得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人。他们要我放下喷雾器领我妹妹回知青点，他们说，这老大一片地，不缺你这一半个劳动力，谁知他们越是劝我，我越是不肯离开，仿佛在逞能，又好像利用我妹妹到来这件事接受考验：看看我的大公无私吧，看看我革命的彻底性吧，看看我铁心务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吧……我把妹妹扔在地头，毅然决然地在棉花地里干到中午收工。
当我领着妹妹回到村里的知青点时，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我只是反复对她说，我太忙了。在知青点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刚回到宿舍就下雨了，妹妹期待地说，下雨了你们就不出工了吧。我说是的，不过我们一向利用下雨的时间开会。妹妹气急败坏地说，我来了你还开会啊！我训导她说这是在村里不是在家里，你应该懂事。妹妹悲哀地说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看你呢。
下午，我们十几个知青集中起来开始在食堂里开会，我心乱如麻。我多么希望这会快点结束，好让我有空陪陪我妹妹，可乡村里的会议都是漫长而缺少实效的。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开始读报。这时我发现妹妹站在门口。她挑衅似地冲着我们全体、也冲着我说，要我陪她出去玩儿。她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使我有点下不来台，我跑到门口把她领出门去，我说开不完会我就不能和你玩。妹妹说你开完会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并不重视她的气话，只一心想着怎样保护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啊。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
会终于散了，我回到宿舍发现妹妹不见了。这时我才真的害怕起来：天下着雨，她能到哪儿去呢我披上雨衣就跑出门外，同院知青也随后帮我去寻人。
我们找遍村子又找出村子，最后在旷野上，我看见一个朦胧的小红点在跳动，那就是我的妹妹，她正向县城的方向跑着。我大声叫着妹妹，她在雨中跑得更快了。当我就要追上她时，她又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我也钻了进去，一边拨开茂密而又刺人的玉米叶，一边央求她跟我回村，并答应从现在开始就和她玩儿。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却头也不回地跑着，边跑边报复似地大声说：“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追赶着妹妹，心想我是多么应该被揭发啊，玉米叶划破了我的手脸，我想它们也正刺伤着妹妹的皮肤。我哭起来，妹妹就在这时停住了脚，是我的眼泪使她妥协了。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拉着她出了玉米地。我的知青战友们也赶到了，素英听说我丢了妹妹也骑车从家里赶了来。她不由分说把我妹妹放在车子大粱上带着她就走，她说她回家要给我妹妹烙白面饼煎腊肉。
这晚妹妹在素英家领受了贵宾的礼遇：素英一家将她围在炕上，给她说笑话解闷儿，她喝了姜糖水祛寒，吃了平时农家很少动用的白面烙饼卷腊肉。不幸的是吃喝完毕她便发起高烧说开了胡话，万幸的是素英急中生智从隔壁请来一位会扎针灸的老汉。这老汉上得炕来，先照着我妹妹的脑门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从怀中一个脏污的布包里抽出一根粗长的大针。照着那唾沫处猛然就扎，这一切是如此地迅雷不及掩耳，让你来不及怀疑、恐惧和哭。可是奇迹发生了，妹妹渐渐安静下来、安睡过去，第二天清晨她居然退了烧，又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了。
我骑着自行车把妹妹送到县长途汽车站，送上回家的车，她上车时正是头天素英带她进村的时间，整整24个小时。这乱糟糟的24小时让我心里很难过，却不知该对我妹妹说些什么。她倒很豁达，隔着车窗对我挥挥手说：“放心吧，我什么也不会告诉爸妈！”
22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成人，她也去了美国。我从来没有为那年秋天的24小时向妹妹说过“对不起”，我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用在亲人身上是多么没有分量。
今天是5月28日，是妹妹的生日。她从美国打来电话，我问她还记得那位乡村老汉给她扎针吗，她在电话里大笑着说：“我一直觉着他那口唾沫到今天还在我脑门上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08
高尚的出口在心里
李艾
三年前，我放弃了一份IT企业的工作，到一家公益机构做专职志愿者。
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穷人”。
一个月的收入不到800元钱，基本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很滑稽的是，我还在刷卡消费，以往工作时办的信用卡被我用上了，我在里面透支，以补急需之用，然后用12个月来分期付款。
朋友也逐渐减少，因为我不再“交际”，最后缩减到两个女孩，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吃饭，当然我花钱的次数很少，她们给我台阶下，说：花不多的钱，感受高尚。
开始的时候我也拒绝，后来就接受了，因为我也需要朋友，需要了解我理解我的朋友，需要能鼓励我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坚持自我的朋友，而朋友见面都在下班后，那时必须吃饭，如果不吃饭就没有朋友，这点我是深深体会到了。
有一次，她们又请我吃饭，并且还神神秘秘地说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去了，在饭桌上不论我怎么问，她们都不说，后来我就相信她们就是给我改善伙食的。
吃完饭，我们嘻嘻哈哈往外走，她们说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跟着两人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店铺前，一个女孩说：“到了。”
我一看，立刻明白了，抬腿往外走，被她们硬拽了进去。
那是一家眼镜店，而我的眼镜有一条腿儿已经折了，我用细绳和胶带固定着，她们是来给我修眼镜的，当然，她们不让我出钱。按照她们的说法，找个机会为高尚者做点事。
那一天，我心里不太好受，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穷了，我何尝不想在一个饭店请她们吃饭，何尝不想在天气好的时候约她们一起出去玩，但是，那就必须改变我的生活。
我不想改变。
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谈恋爱，而是“谈论”恋爱，或者说，谈论恋爱的前提——我应该怎样做志愿者。她的观点是我可以有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这样，她就可以和我交往，或者说，她的父母就同意她和我交往。我的观点是：我的价值不在那个工作上，为什么不能把全部价值都放在我喜欢的还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她接受不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不交往。
我们的讨论很激烈，后来两个女孩也加入了，而她们几乎瞬间就“变节”了，认为我应该接受女友的观点，三个女孩说服我一个，她们失败了，当然，我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