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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则回答说：“千万别改，联合国需要这样的风格。”
2007年7月1日，曾服务于中国外交37年的沙祖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就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以往，在国际外交界，中国外交官面带笑容、温文尔雅的仪态，常给人以东方人特有的神秘感。而“不太相信外交辞令”的沙祖康，却被美国报纸誉为 “令人震惊的坦白”。
出身贫苦
1947年，沙祖康生于上海，父亲当时是上海英国亚细亚汽油厂的工人、中共地下党员；母亲则在一家纺织厂做工。上世纪50年代，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到江苏宜兴邮堂乡的决西村。但决西村并不是沙祖康的祖籍，多年以前，沙祖康的上辈家人是从苏北撑一只“放鸭船”来到了相对富庶的苏南，当时这样的人被称为“南漂”或“江北佬”。在普遍贫穷的年代，沙祖康一家在当地人眼里，仍然是“穷得不得了的人”。
由于父亲双腿有残疾，母亲体质又不好，作为家里子女中的老大，沙祖康不得不挑起家里的重担。 “我在老家小时候什么都干过，养兔、养鸡、养鸭、养羊，还有田里的庄稼活儿，种麦啊、插秧啊、割稻啊，全干过。”
由于饥饿，对于沙祖康和弟弟来说，每天讨论谁来舔食盛粥的容器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太阳也会在我的门前走过的。”面对生活的困窘，个子矮小的沙祖康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1962年，沙祖康升入杨巷中学高中部。当年高中时期的两位老师徐宇成和任康年都提到了沙祖康当年的英语老师——史凤云，这位抗战时期为美国飞行员做过翻译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选出十几个同学组成英语兴趣小组，寒暑假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给他们上课。沙祖康被选入英语小组后，很受器重，英语成绩也一步步提高。
1965年沙祖康参加了高考。考试那天早上，沙祖康就吃了一块老南瓜。沙祖康的高考应该是在饥饿中完成的，证据之一就是考完试的沙祖康昏倒在了街头。然而，饥饿却并没有影响沙祖康的临场发挥，中学老师任康年评价说，沙祖康“考得出乎意料”。
沙祖康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南京大学英语系。相对于兴奋的沙祖康，其父母却是愁容满面。最后，原邮堂乡党委书记吴海清以个人名义担保，沙家从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22。5元钱。再加上乡里和村里救济的六十元钱，沙祖康以“先报到，0心态，去了南京大学。
大学遇到 “老妈”蒋克
上了8个月，“文革”就开始了。沙祖康的同学蔡锦秀回忆说，“在文革后期，两个人都成了逍遥派。但这种‘逍遥’使人苦闷，前途渺茫，看不见希望”。而沙祖康当时把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外边批判什么书，沙祖康就看什么书”。
蒋克是当时沙祖康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当时同学们都叫她“妈妈书记”。这位“妈妈书记”今年已经88岁，提起学生沙祖康，她仍然兴致盎然。
她记得沙祖康入学的第一个冬天还穿着单衣，她后来给了沙祖康一件棉大衣。赶上星期日，沙祖康会去蒋老师家，一个月至少去两次。但他从不在老师家吃饭——总说吃过了。1969年国庆节后，全系师生步行两天到七十多里外的溧阳农场劳动。“沙祖康跑过来埋怨我走得慢，却一把把包拉过去背在了自己身上。”当时蒋克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跟在学生队伍里算再教育，沙祖康不好直接说帮她拿行李，只好借口说怕她耽误整个队伍的进程，帮她背包。
毕业前，蒋克在路上碰到沙祖康，两个人就坐在南京珠江路的路牙子上开始了长谈——当时中央军委和外交部两家单位都要沙祖康，沙祖康说，以他的个性更想去当兵。蒋克帮他分析说，外交部新成立不久，十分缺人，而部队的老干部已经很多了。于是沙祖康听从了蒋老师的建议，去了外交部。
沙祖康和家人
沙祖康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回到家里探亲。临走时，看见家里困难的状态，就把身上穿的衣服和袜子都留给了父亲，而自己穿着父亲的旧衣服与旧袜子赶路回京。在溧阳换车时，由于天色已晚，沙祖康决定住在这里，在旅店里他遇到了麻烦。
旅店服务员看到沙祖康穿得过于破旧，担心他付不起住店的费用，就说没有房间了。沙祖康当时很生气，于是他拿出了自己外交部的工作证。没有想到，服务员的态度又转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沙祖康领到了旅店里最好的房间。沙祖康后来告诉家人，他硬着头皮住了下来，认为第二天结账时肯定要出洋相，甚至做好准备；不行就把手表抵押给旅店。
沙祖康的二妹沙益英1993年到北京时，发现侄子沙磊的凉席是破的，电风扇也没有。而沙祖康本人还穿着破背心，袜子也是破的。当妹妹询问时，哥哥说，“将就这么过”。这一年夏天，沙磊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姑姑沙益英最后花了200块钱给侄子买了一个电风扇。
沙祖康的母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过世前的一个星期，母亲打了一个电话给远在国外的儿子，正在参加国际会议的沙祖康因为正忙，没有多说便挂了电话。
一周后母亲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沙祖康的打击很大。沙益英说：“大哥在母亲遗体安放的那间老屋铺上草席，一住就是三天。”
“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哥真的是太忙了。”沙益英说，沙祖康完全就像一个“机器人”，一天到晚都在忙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才会去睡。“现在如果不吃安眠药，大哥已经睡不着了。”
沙祖康是兄妹五人中的老大，对于妹妹和弟弟们来讲，沙祖康是幸运的。当时，即使成绩好，也还要由村里推荐上学，因为沙祖康已经上了高中，村里就不推荐沙家的子弟去上学了。沙祖康的弟弟只上到了初中，后来就一直做农民。
沙家的小妹沙益芬，身体不好，在老家生活也比较困难。在大哥沙祖康赴纽约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这一个夏天，小妹沙益芬仍然在宜兴市里卖西瓜。
沙祖康的公私分明甚至表现在很小的事上。一次，沙益英给哥哥的办公室打电话，由于是长途，要求哥哥拨回来，沙祖康执意这样通话——因为办公室的电话是公费，说她花的钱，沙祖康个人给她报销。
沙益英说，大家能体谅大哥，也对大哥的正直表示钦佩。
“妻离子散”的小家庭
1999年秋，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的沙祖康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从方庄到外交部，要骑40分钟。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他甚至还向宜兴来专访他的记者沈重光传授经验：“这样的车才不会丢。”
同样，他不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的儿子沙磊住校，而是要求他每天骑车从方庄到北外，仅单程就得骑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沙磊每天要骑3个小时的自行车。
在儿子沙磊十多岁时，沙祖康领儿子回了一次家乡，对于一个居住在城市的少年、家里的独子，沙祖康却执意让儿子挑粪。沙磊没有干过农活，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沙磊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沙祖康一家三口成为了“外交之家”。
在外人看来，一家三口都从事外交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但沙祖康却形容自己的家庭是“妻离子散”。1973年沙祖康结婚后不久，就被单独派往斯里兰卡任大使翻译，并且一待就是7年。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夫妇二人一同前往日内瓦，但儿子却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学，一家人又不得不分开。1997沙祖康回国任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而这时夫人又被派往印度大使馆，并在国外常驻8年。事实上，结婚以后的34年，夫人刘瑾凤和沙祖康之间聚少离多，分别的时间超过一半。
1999年秋天，宜兴同乡沈重光在拜访沙祖康时见证了这样一幕——儿子沙磊说：“我从父亲的身上，看清了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怎样以祖国和民族的事业为重，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志青年，都应该以此为榜样，并且应该为此准备作出某种牺牲。”
在场的父亲沙祖康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重重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
行侠仗义的外交官
沙祖康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在中学因为在课堂看小说，曾被老师多次抓到，这一行为甚至还被写进了操行评语。
沙祖康当时读的是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而最常被提及的一本书是《三侠五义》。这本沙祖康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叙写了宋朝清官包拯在侠客、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除暴安良的故事。大学老师蒋克记得沙祖康有一次对她讲，他“当干部一定要当包公”。
多年以后，沙祖康并没有实现他最初的向往，成为审官判案的铁面“包公”，而是进入了外交部，成为一名致力于建立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职业外交官，但这并没有影响沙祖康侠义精神的显现。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外交场合，为捍卫国家利益，沙祖康常给人言辞强硬的印象。2006年，他接受BBC电台采访，在回答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的指责时，他说，“美国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闭嘴！”此话在美国传媒界引起震动，很多人认为这会成为中美外交的一个“事件”，但美国外交官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太熟悉沙祖康的言辞方式了，也就是在国际外交界所谓的“沙氏风格”。
沙祖康在一次讲演中说，外交工作和个人的行侠仗义是可以挂起钩来的。现在国际秩序并不公正，很多事情不公道。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作为大国的外交官，至少应该主持正义。他说，大家都不主持正义的话，恐怕有的歪风邪气就要横行霸道了，那是不能允许的。
沙祖康就任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有人认为，从普通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的一生算是“平步青云”。在接受德国《欧洲经济时尚导报》采访时，沙祖康却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第一我不算“平步”，第二也没有“青云”，37年中也是一路坎坎坷坷、并不顺当。我的性格脾气，就决定了我并不可能太顺当，碰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发表个人看法，而且从来不刻意迎合别人的观点。所以可以想象，我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平步青云”，那可算是奇迹了！他的同学蔡锦秀也同样认为，以他的性格，他的一生已然是一个奇迹了。
沙祖康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在强调自己言行具有农民风格的同时，他也经常说，自己要回到家乡当农民——他的家乡古城宜兴正是当年苏东坡晚年居住的地方，苏东坡曾在这里读书讲学、买田卜居、渴望终老。
沙祖康喜欢抽烟，37年就抽一个牌子“红双喜”。他也喜欢喝酒，没事的时候和朋友喝两杯。沙祖康身体很好，2003年，他的大学老师蒋克就曾见到时任中国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的沙祖康一个人和两个小伙子打网球，还占尽上风。他的另外一个爱好是游泳。对此，在日内瓦的外交圈甚至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沙祖康的佳话。
2004年，日内瓦举行瑞士的国庆招待会，各国使节都在日内瓦湖的游船上。沙祖康打完招呼就跑掉了，在车里他换好了游泳裤。当使节们在游艇上饱览湖光山色时，沙祖康却在水里向他们挥手致意，船上的高官们因此惊异地欢呼起来。
沙祖康说：我离开日内瓦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那就是我不能在日内瓦湖游泳了。
（陈琦芷摘自《新世纪周刊》2007年第20期）
温暖的村庄
●安 庆
村庄真是一个固执的地方，多少代就在那里盛立着。而且村庄自信，从村庄走出的人，无论走多远，有了多大的变化都还会回来看她。而远走的人，无论去了哪里，梦里都还是村庄里的人村庄里的事。
你端起一个异地的碗，你会想起放在家中碗柜里的碗。什么碗柜呀，就是一个搁碗的木架子，也可能炉台上有一个放碗的空间，垒炉子时就丢下的放碗的地方。筷笼子就挂在墙壁上，风吹来，筷子们像占卦人抖动的卦签，那种响动忽然就搅动了你的胃口。有时候你想城里的墙上为什么不也挂这样的筷笼子，让风也吹一吹，听听筷子的响声。这样的时候你站到了厨房的……
窗前，开始望着家乡的方向。你把耳朵尽力地往窗外挪，你就会想起家乡的糊涂面条，想起放在糊涂面条锅里的红薯，想起黏在红薯上的黄豆。
春节在家时，有一天儿子对你说，爷爷的手工面真好吃。儿子去老人锅里给你盛了一碗。你怔怔地捧着，自己就是吃父亲的手工面长大的啊，现在你自己的孩子也喜欢上父亲的手工面了，想起自己在城里馋时去吃街上的手工面，父亲的手工面才是最最好吃的啊。你的泪掉在了碗里。
走在流浪途中的人最频繁想起的一个词，就是“村庄”。那个在某棵树下埋着自己胞衣的地方是永远忘不了的。那里才是你最终目的的灵魂，才是你灵魂的栖息之地。是又一次远行，背起行囊就要回家的时候你忽然地想起村庄，忽然想起“温暖的村庄”这几个字，你对村庄的温暖有了一种疼痛的体味。当脚步踏在村口的时候你的悸动起来，那是一种远行，带着一种漂泊，一种苦寻的远行。你在村口闭上了眼睛，真的，一危在旦夕那，你竟然不敢在睁着眼睛去看自己的村庄。但你实在想看看想念中的村庄 ，永远系着你灵魂的村庄 。树叶在你离开时才刚刚成片，才刚绽出一年的旺盛，现在竟然已开始落了。时光真是坞，时光真像一把猁的钳子 ，再坚硬的钢丝绳也能铰断。妻子和两个孩子站在胡同口，你看见他们了，他们手们手看你慢慢地走近。妻子 牵着他们的手不让他们跑，你倏然看见孩子们长高了。时光也真是有意思，女儿的辫子撵上妈妈的工了，儿子在用一双狐疑、期盼又调皮的眼神看着你。走近院子，你看见了父亲，父亲是越来越老了，父亲的睫毛上都结上了皱纹。父亲站着，不说话，这个一生不爱说话的老人后来说，你不是爱吃梅豆嘛，霜降后的梅豆结得稠。你这才看见满院子的青绿，梅豆枝上的白花，在白花的中间拱出豆荚，还有和梅豆争着地盘的线瓜。
村庄是很大的，要真正走遍村庄也是不容易的，村庄好像是让你永远都不会走遍的，你长到八十岁，回头一望，你真的会有没有走过的地方，没有去过的人家。其实这就是村庄的阔大，村庄给你的念想。村庄是太大了，多少年多少代她生长了多少树多少庄稼，衍生了多少人，养过多少鸟多少牲畜，建起了多少房子，多少人走成了多少路你怎么会把村庄走遍呢？其实，村庄是很小的，抬一抬腿就到头了，村庄就是巴掌大的一个地方。只是好巴掌一握就会把好多游子，把好多时光，把好多的梦，把多少年庄稼的长势握在手里。
你现在又离开村庄了，你又天天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有一天你又站在阳台上，你遥望着村庄，你忽然又想起“温暖的村庄”了，你想起了一棵孤独的坟树，坟树下的母亲，坟树上留恋着盘旋的鸽子，坟树，其实是你最大最痛的怀念。你想起一生都守在村庄的父亲，你想应该让父亲来这个城市走一走。站在窗口忽然想，站父亲来看看城市的成长 ，城市的模样，让父亲也站在楼上望一望他住了一生的村庄吧。
你的心已经跑回村庄。
村庄永远固定地在那个地方等你。
（作者自荐于《散文百家》2007年第7期）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
●李家同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走进一间有屋顶的房间，睡在一张有床单的床上。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愿望呢？因为我是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小乞丐，我生下来不久，爸爸就去世了，我和妈妈相依为命，我们都是乞丐，住在一条小街上。
妈妈告诉我，我们过去也是有屋子住的，爸爸是个农人，可是接二连三的坏收成，迫使爸爸先是失去了牛，然后失去了那一块地，最后将唯一的小屋子也卖掉，换成了钱步行到加尔各答来，不久我哥哥和姐姐陆续死去，爸爸做各种苦工，我生下以后，爸爸病死，妈妈只好以求乞为生，我长大了以后也学会了求乞。
我运气很好，可以在欧贝利尔大旅馆前面求乞，这是加格达齐最大的旅馆。虽然旅馆客人喜欢坐汽车进出，但还是有不少旅客会出来走走，因为沿街有些卖书报的摊子，他们来买报纸，我就趁机上前去求乞。我发现东方面孔的旅客特别慷慨，我们一天通常可以要到十卢比，有一次一位东方的旅客给了我五十卢比。
可是妈妈也离我去了。三个月前，她病了，越病越严重，我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