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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在一次次的劫难中坚持找到了他坚信的党。1936年，我爸爸才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毛泽东成了红军的统帅。”在毛泽东挥笔写下“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的时候，爸爸这个与长征无缘、为了长征部队的突围几乎丧生的人，哭得像个泪人：“红军还在！”以后，经地下组织的联络，父亲在1936年回到内地，加入了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前身）。
二
“文革”结束后，爸爸的秘书把专案组搞去的一堆材料送到家里。爸爸当时住在医院里（他在监禁时得了肺结核）。我不记得为什么萌发了翻看那堆材料的念头，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在1956年写给他前妻的一封信。我实在太惊奇了：“什么原来妈妈不是他的第一个！”但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我那颗好奇心却被震撼了。当我到医院探视爸爸的时候，我用了一种诚恳得使他不能不把这段故事讲给我听的语调，结果，他不仅没有骂我，还把我带进了他年轻时代的回忆中。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爸爸刚刚结婚一年。他的年轻妻子吴春秀是一个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红军小干部。她爱打篮球，枪法很准。爸爸与她是自由恋爱，部队里的同志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爸爸在回忆时对吴女士的赞美之词，使我可以想见这对新婚小两口的甜蜜。他俩在一个部门工作，红军长征时，他们都被留下来驻守。他们曾经打退过国民党军队的数次进攻。终于，在一次反击战中，吴春秀带着一支队伍突围，再也没能回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倒下……可爸爸和战友们多次返回阵地都没找到她。之后驻地失守，爸爸经历了一年多的逃亡生活。
直到新四军军部在皖南驻扎，爸爸才算有了短暂的稳定。他又开始托人打听、寻找他的爱妻，夜里更是无数次地梦到她，妈妈告诉我，就是后来与她结婚以后，爸爸每年10月的某一天，都会很难过地回忆起他与前妻被打散那天的情景。妈妈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总会默默地陪着他，和他一起悼念这位牺牲的女英雄。
20年以后，过去的都过去了。爸爸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在北京有了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家。谁知道一位在福建省工作的爸爸的战友1956年在山区访贫时发现了吴春秀。当她听说爸爸还活着，而且还当了京官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在那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被人贩子卖到广东，成了一个山地农民的妻子，与这个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农民得病早死。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含辛茹苦，以种田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她才回到福建老家。这位伤残的妇女顽强地生活着，期盼着奇迹发生。可以想见，当她得知自己失散的前夫在北京当官时，那种悲与喜，那种对不同命运的感叹。当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时，也激动不已，多少年的盼望、等待、失望，直至绝望，可她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是梦的梦！她的故事，她的命运，使爸爸无法平静，他彻夜未眠，写下了那封感人至深的信，也就是我在退回的档案材料里看到的通过福建省政府转去的信。爸爸也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和一笔钱，而且定期地寄钱过去。新的《婚姻法》使父亲不可能与这个虽然没有离婚的前妻复婚。爸爸做了一些工作，说明这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人都受到的战争创伤。妈妈对吴女士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陪爸爸到福建老家看望奶奶时，请吴女士也去相见。
爸爸回忆当时他们见面的情景：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一瘸一拐，缓缓地走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两个人泪眼模糊地长久地注视着对方，无言以对……爸爸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他无数个夜晚梦到的美丽、热情的吴春秀。她变得迟钝，有着40多岁的妇女所不该有的苍老，她伤残的腿上留下一个时常淌脓的创口……他和她的这次经历了日思夜想24年煎熬的相见，是两颗不同命运的心的相遇：一个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乡间的农妇——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命运就是这么不公！他们唯一的这次长征以后的相见，也成了爸爸在有生之年与吴春秀的最后一次相见。从此以后，爸爸想到她就痛心，就怜惜，但那个漂亮的女红军再也没有在他的梦中出现过。
我早就想过，如果我机会见到吴阿姨，一定要听她讲她曲折的经历和内心的感受。在我有一天萌发写小说的愿望时，那一定是非常感人的素材。但是，我终于见到吴阿姨时，却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一位了解爸爸这段经历的老秘书与妈妈商量后，让治丧委员会给吴春秀发唁电。在追悼会已经结束，全家在幕后向父亲的遗体作最后告别时，突然从前厅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声，接着，一位瘦小的老人被搀扶进来。她几乎是扑倒在爸爸遗体旁，捶胸颇足，口中念念有词地哭着，唱着，几度气绝……她的悲伤，如同决堤的江水，冲刷着淤积在心里近半个世纪的苦与痛。
原来她在收到唁电后，赶了3天路，误了客车，就搭货车，一路上拿着报上登的爸爸的遗像请求帮助。她的一颗诚心，总算让她在最后的一刻和爸爸告了别。细心的妈妈看到吴阿姨穿得单薄，立即买了几套衣料给她做衣服。在我们陪妈妈去宾馆看望吴阿姨的时候，她那乡村妇女外表下的坚毅和独立的神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是那样通情达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虽然我早想与她重温旧事，可我怎能在这时再去扰乱她那颗受伤的心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心境去做这件事。何况由于口音的障碍，我们连寒暄的话都难以说通。这成了我的又一大遗憾。
许多年过去了。不知她的晚年过得如何不知她是否还健在
三
我的故事仅仅记载了两个与长征无缘的人。当我在青海农牧区插队时，我还遇到过一些当年被马步芳军队打散而流落当地的老红军。除了他们的乡音，已分辨不出他们与当地农民有何不同。当年的我崇拜英雄，曾经狂热过，追求过功利。但是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成千上万的那被人遗忘了的、说不上可歌却是可泣的人的真实经历，我的心被震撼了，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
据统计，参加了长征，但还没走到陕北就牺牲的、被俘的和散落的红军，至少达27万人……在长征胜利70多年之后，在大多数无论与长征是否有缘的红军已经作古的今天，我写下了这篇沉重的文字，以了却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感慨。
（郭玉东摘自《文汇报》2007年5月18日）
千钧一发谋和平
●郝铁川
在短短2年10个月的总统任期里，人们公认肯尼迪最杰出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挥舞橄榄枝，穿过“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绕过世界核大战的暗礁，躲过地球毁灭的噩运，使和平鸽翱翔在人类的天空。
“二战”结束之后，柏林分裂为苏方控制的东柏林和美方控制的西柏林。这样，在苏联支配的民主德国势力范围内，却存在着西柏林这样一个美方盘踞的土围子。1958年，赫鲁晓夫曾向美方提出签订一个对德和约，让西柏林变成一个事实上由民主德国控制的所谓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美、英、法从西柏林撤军。1961年6月，赫鲁晓夫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并给出美方必须在年底之前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否则，苏联将不惜发动核大战，把美国人从西柏林赶出去。肯尼迪则针锋相对：“我们是打进西柏林的，让我们放弃西柏林是根本不可能的。”
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在德国入侵苏联20周年纪念日上，他特意穿上军装，发表电视讲话，声称如果西方不从西柏林撤出的话，就给他们一次灭亡的机会。面对苏联的威胁，肯尼迪一方面坚定表示：“我们谋求和平，但绝对不会投降。”另一方面，他又拒绝马上宣布全国进人紧急状态，要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和谈。
8月13日凌晨2时30分，民主德国人构筑的一道钢筋水泥墙拔地而起，成为东、西柏林的分界线。肯尼迪认为柏林墙的出现表明赫鲁晓夫已经放弃占领西柏林的打算，一堵墙的出现总比一场战争的爆发要好，从而拒绝了用武力拆除柏林墙的建议。赫鲁晓夫觉得柏林墙的修筑，挽回了面子，因而公开表示苏联不再在柏林问题上设置时限，时机成熟了再解决。柏林危机到此告一段落。
紧接而来的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9月，苏联一方面向美国指天发誓它在古巴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的，绝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另一方面却把24枚中程导弹和16枚远程导弹偷偷运往古巴，每一枚导弹所携带的原子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倍~30倍。美国许多高层人士都主张对古巴实施大范围空中打击，炸毁苏联的导弹基地。但这无疑会引发一场核战争，所以肯尼迪倾向于封锁古巴和苏联谈判，若不奏效再进行空中打击。
10月22日晚7时，肯尼迪对全国公民发表了17分钟的电视讲话，他言之凿凿地指出，苏联毫无理由地将核武器设置在本土之外，是对世界和平的蓄意挑衅。因此，美国从现在起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并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撤走其导弹。
10月24日，肯尼迪收到赫鲁晓夫的回复，抗议美国的封锁“严重违反国际惯例”。随后，苏联进入完全战争戒备状态。美国也当即对古巴实施封锁，180艘舰艇在加勒比海巡逻。当时两国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整个地球毁灭7次！核大战一触即发。
10月25日，苏联商船和潜艇曾试图驶向古巴，但在快要到达美国的检查线时却调转了航向，几乎就要下令拦截的肯尼迪命令美军切勿轻举妄动。在这节骨眼上，美国的一架高空侦察机又被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击落，肯尼迪的许多幕僚希望立即轰炸和入侵古巴，彻底根除隐患。肯尼迪则坚持等待与苏联谈判：“我们再给他一点思考的时间，我不想把他逼到一个无法抽身的死角中去。”
终于，柳暗花明。10月27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一封字迹潦草的来信：只要美国政府保证不入侵古巴并解除封锁，苏联就会从古巴撤回导弹。肯尼迪同意了。经过3个星期的谈判，11月30日所有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地被拆除，美国对古巴的隔离封锁也宣告结束。
肯尼迪之所以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动辄就搞核讹诈，是因为：第一，他认为目前的核战争不会有赢家，只会让人类毁灭。他说：“如果我们发动核战争，美国在头18个小时里将有1。5亿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500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他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他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讲说：“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爱他的邻居，只不过要求他们在相互容忍的情况下共同生存，使他们之间的争端得到公正与和平的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在世界上的核武器已足以把地球毁灭33次的今天，美国拒不参加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并单方面退出被公认为核大国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肯尼迪46年前的一段话仍然回响在我们耳边：“如今，所有的男女和儿童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的一柄核剑之下。这柄核剑由最细的线悬挂着，这根线随时都有可能由于意外事件、估计错误或神经错乱而被人割断。除非人类在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能与武器和技术的进步并驾齐驱，否则我们的巨大力量就会像恐龙一样，变得无法控制，而人类也就会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让我们为地球而祈祷和平吧！
（一泓秋水摘自《新民晚报》2007年9月22日）
马克·吐温的“透支”人生
●慧雯
马克·吐温是美国幽默小说大师。遗憾的是，这个在文学创作方面少有的天才，在投资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傻帽儿。他一生中的两次投资行为，是两次伤心的“失败之旅”，是两次“黄金梦”的破灭。
打字机变成“无底洞”
马克·吐温的第一次投资活动，是研制打字机。那是1880年，马克·吐温已经45岁了。在此之前，他靠爬格子发了点小财，并有了点名气。一天，一个叫佩吉的人来敲他的门。佩吉对马克·吐温说：“我在从事一项打字机的研究，研究马上要成功了，产品投放市场后，金钱就会像河水一样流来。现在我只缺最后一笔实验经费，谁敢投资，将来他得到的好处肯定难以计数。”马克·吐温本来就有想人非非的毛病，经对方这么一说，脑子里幻想的火苗一下子被煽得很旺。他想，靠爬格子只能发小财，要想发大财，只有投资商业。他爽快地拿出2000美元，投资研制打字机。至于实验者的研究能力、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确切价值，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年过去了，佩吉找到马克·吐温，亲热地对他说：“快成功了，只需要最后一笔钱。”马克·吐温二话没说，又把钱给了他。两年过去了，佩吉又拜访了马克·吐温，仍亲热地说：“快成功了，只需要最后一笔钱了。”3年、4年、5年……一晃就是7个年头，这个“快成功”的打字机还没研制成功。马克·吐温屈指一算，先后有两万多美元在佩吉的“亲亲热热”中丧失。马克·吐温哪能料到“真正的成功”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他45岁开始投资研制打字机，到已是满头白发的60岁的老人了，打字机还没研制成功，而被这征底洞吞掉的金钱，已达15万美元之巨。这些钱如果堆积起来，恐怕能淹没一个人。马克·吐温决定再也不当傻瓜。但当善于花言巧语的佩吉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想发大财的欲望又被煽起，决心又动摇起来。佩吉最后一次对马克·吐温说：“打字机已研究成功。机器没问题，只要调整一下，就可以投放市场。如果你愿意拿出最后一笔钱，当然要多点，那就……”“要多少”“4万！”“4万就4万吧。”佩吉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心花怒放地对马克·吐温说：“我们的好船长，好望角就在眼前，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看到它了。”“好望角”永远没在马克·吐温这个傻船长眼前出现，相反传来的是犹如晴天霹雳的坏消息——其竞争者已把打字机发明出来了，并已投入工业生产。马克·吐温投资的那个还在“调整”的打字机，即使这时能投放市场，也赚不了大钱。发大财的美梦成了泡影，用心血换来的19万美元付诸东流。此刻，马克。吐温才完全明白了，可他损失的尊严和金钱，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开出版公司导致债台高筑
马克·吐温第二次投资是创办出版公司。他50岁的时候，名气更大了，所写的书有不少都成了畅销书。出版商看准这一行情，竞相出版他的作品，因此而发财的大有人在。看着自己作品的出版收入大部分落入出版商的腰包，而自己只能拿到其中的1／10，马克．吐温颇有感触。他想，为什么我不自己开个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呢这时候他手头有6部作品即将脱稿。他仔细算了一下，如果把它们交给出版商，最多只能得到3000美元的稿酬；如果自己出版，至少可以获得2．5万美元的收入。二者相差8倍之多。他决心当个出版商，自己出版自己的作品。可是，马克·吐温没有任何建立和管理出版公司的经验，就连起码的财务知识都不懂。他只好请来30岁的外甥韦伯斯特当公司的经理，由他出面贷款购买了20部印刷机，建立了7家装订所，还雇用了1万多名推销员，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马克·吐温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他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书以深刻的思想和新颖的文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书的销路很好。第二本书是他的《格兰特将军回忆录》，该书的主人公格兰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总司令，曾继林肯之后连任两届美国总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伟人。由于美国人对这位前总统的命运十分关心，所以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出版不久就销售761万册，获利64万美元。马克·吐温把其中的42万美元赠给这位前总统的遗孀，18万美元分给出版公司，4万美元留给自己。这4万美元，就是前面提到的研制打字机的最后一次投资。马克·吐温被这两次偶然的胜利搞得飘飘然，他继续扩大出版业务。而经理韦伯斯特除了比他多懂得一些财会知识外，对经营管理也一窍不通。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个外行不断地向一个门外汉下达一些稀奇古怪、充满浪漫色彩的指示。后者无法理解前者指示中的奥秘，双方经常为此争吵不休。到了第三个年头，韦伯斯特感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