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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相信这群黑色的幽灵，是从伯格尼的G弦上钻出来，从德西的BF小调选出来，穿过弯远的时空，偶尔到这里聚会。
我想挽留它，它却突然消逝。
我想占有它，竟不辞而别。
你只能于冥想中，体验那一刹那的感动。
人的灵魂能够与大自然的使者聚合，并不多见。我庆幸有那么几次。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21
八十年代大愿
柏杨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于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罗”。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在不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饥饿状态，常常空着肚子投亲投友。柏杨先生幼时，常看到大人们相逢的场面，一把抓住远客，号曰：“闲言少叙，填饱肚子再说。”人生温暖，就在此一句。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哪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迫问哪一村。于是，两个陌生的家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地“出生地”。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于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于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
第二愿是吃饭分饭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太多的奥秘，教人越想越糊涂。即以吃饭的方式而言，至少就发展出两大形态，一是洋大人的分而食之，一是中国人的聚而食之。为啥形成这两大差异？当初是哪位太乙真仙捣了那么一下鬼，捣得如此这般的截然不同，真需要专家学人，追根究底，找到他阁下，问问他到底是何居心。
聚而食之的场合，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庭的焉，一种是伙食团的焉，一种是宴会的焉。不论哪一种，都同样地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而且成了专门制造疾病的细菌传染工厂。有些卫道的酱瓜之士，一听说不卫生，马上热血沸腾，号曰：“洋大人亲嘴就卫生啦？他们火车站也亲，飞机场也亲，马路上也亲，怎么不传染呀？偏偏中国人骨肉团聚在一个饭桌上，不过共喝一碗汤，共吃一盘菜，就不卫生啦。崇洋媚外，也不能崇洋媚外到这种程度呀。”呜呼，亲嘴有它特定的对象，而且往往只不过一阵子，过了那股热劲，也就自动收山。聚而食之，却是每天三顿，病河永浴，白头偕老的也。而且贵阁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乎，穷措大朋友年初时买了半碗食油，放到桌子上，规定每顿饭时，家人只能用筷子轻轻地沾上一下，以润枯肠。到了年底一瞧，半碗油不但没有吃光，反而成了一碗油啦，盖筷子上的大量口水，倒灌而入，自然猛涨。势大财粗的老爷，如果说聚而食之的汤和菜里，绝对没有别人的唾液，恐怕最忠实的马屁精都无法呐喊响应。夫家庭之聚，吃吃亲人的口水，或许没啥了不起。但是伙食团之聚，或宴会之聚，去吃那些毫不相关，甚至陌生人的口水，就实在于心不甘。
柏杨先生不行或有幸，曾参加过一个大伙食团，跟抗战时的学生老爷一样，见饭愁的镜头，再度重演——不过经常却是都有几块肉的，而奋斗的目标也就信可那几块肉。嗟夫，在聚而食之的战场上，最可怕的有三种人物，一曰“菜狼”，一曰“菜虎”，一曰“菜端”——菜端最最高竿，英雄好汉把菜盘索性端到自己御面之前，别人多看一眼，他的鼻子都能冒出烈火。幸好“菜端”动物，属于稀世之宝，不容易碰见。最常碰见的是“菜狼”、“菜虎”。这类朋友的精彩表演，跟知识程度无关。柏老曾一度跟一位大学堂教习一桌，从第一顿开始，菜刚拿到台面上，他阁下就两眼发直，筷子在他尊手中转动如飞，抽冷子就把埋伏在萝卜深处的一块肉丁发掘出来。大家刚要惊呼，第一块“咕噜”一声，早下了肚，第二块已祭到半空中矣。三下五除二，饭才吃了几口，菜已全光。
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
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于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上对科举一定熟悉，多少考生，形单影只地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坦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脏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第五愿是——不再托人带东西
事实上，不仅从国内带东西到国外，纵是从国外带东西回国内，灾难同样惨烈。而且也不仅托带东西，还有托买东西，节目更是热闹。跑腿朋友从香港买到后，却在海关没收啦，好吧，怎么交待吧，主顾交给你的是白花花的银子，你却交给他一张没收单或保管单，恐怕三十年交情，立即废于一旦；幸而过关斩将，呈现到他阁下面前，“哎呀，俺不是声明要翠绿的呀，你怎么买墨绿的呀？俺不是说要三十八寸的呀，你怎么买三十九寸的呀？”面色如铁，痛不欲生。跑腿的只好退钱，如果不退钱，三十年交情也准泡汤。但是，惨不忍睹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上海式“闲话一句”型的主顾——“拜托，带瓶巴黎最好的香水，多少钱回来照付。”跑腿的立刻就得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胆敢故意装穷，说“没有钱”，那就是瞧他不起，天理不容。千辛万苦买了回来，主顾一把抓到手里，“克丽丝汀迪奥，就是它，就是它，有眼光，有眼光。”一看发票，花容失色，喊曰：“你说啥，五千八百元，上个月迷死王带的一瓶，才一千八。”要想维持这份友情，就得倒赔四千，而且还成了登记有案、恶名昭彰的诈欺未遂犯。
第六愿是——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七愿跟医生使用特特水龙头纸巾；八愿斑马线安如泰山；九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十愿大家都祛除虚骄，不再装葱装蒜；十一愿弄清权利义务，认真做事；十二愿孙淡宁女士的幼稚园，早日开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45
安宁
劳伦斯
宇宙有一个大的扩张和收缩，没有原因或为什么，亦没有目标或目的。它始终在那儿运行，就像一颗心脏在不停地呼呼地跳动。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永远也说不清的。我们只知道结果是人间的天堂，就像那盛开的野玫瑰。
我们就像流淌的血，像一把从虚无飞向永恒，再从永恒飞回虚无的梭子。我们是永恒的扩张—收缩的主体。我们在完美的冲动中飞翔，并且获得安宁，我们抵抗，我们又尝到了先前就已知道的无价值的痛苦。
谁能够预先选择世界呢？所有的法则，所有的知识都适用于那些业已存在的世界中的事物。但是对未知的世界却没有一条法则、一丁点知识。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不能预先宣布。只有当我们安睡在未知的生命之流中，当我们获得了创造的方向，像一只梭子一样在织机上来回穿梭时，我们才能达到理解和默认的完美状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编织成今天这个模式，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同现实达到完美的默契。
从未知的冲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孤立的自我意志我们又能获得什么？谁能够通过意志找到通向未知的道路？我们被驱赶着，微妙而优美地被生活驱赶着。遵循最罕见的激励便是我们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冲动上安睡，在陌生的涨潮中消逝。现在，潮汐已经上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被送到上升的尽头。当我们在精神的完美冲动中安睡时，这就是安宁。甚至当我们受到毁灭的夹道鞭打时，那也是安宁，我们现在仍然在纯粹的冲动中安睡。
当我们变得非常安宁时，当内心有一种死寂的沉默时，那么，我们就好像在坟墓中听到了一种新方向的耳语：理智来到了。在我们原先所有的安宁被毁灭之后，在原先的生活被毁灭而感到痛苦和死亡之后，我们内心便暗示了一种新生活的满足。
这就是安宁，像一条河一样。安宁就像一条河，滚滚流向创造，流向一个我们未知的尽头。对这个尽头，我们充满了信任的狂喜。我们的意志就像一只方向舵，驾驭着我们，并使我们忠实地顺从这个潮流。当我们陷入一个错误的潮流中时，我们的意志便成了依赖于舵柄的力量。我们凭借调节好的理性来驾驭自己，我们的意志便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服务的力量。我们的意志决不会因为我按照纯理性去调整方向舵而感到厌倦，我们的意志十分敏捷，随时准备开船绕过任何障碍，克服任何障碍。我们敏锐的理性在那儿调节方向，我们的意志陪伴我们走完全程。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6
爱心绿地
陈洁瑾 王慧兰
他们只是普通人
周末，25岁的施小姐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横跨整个上海市，从闵行区的家赶到虹口区的一家福利院。在那里，她会和一群在网上相识的朋友们汇合，一起做半天义工。陪孩子们玩耍，交孩子们唱歌画画，然后给他们喂饭，直到哄他们睡觉……对很多朝九晚五的年轻白领来说，周末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施小姐和她的朋友们把自己的周末放在了福利院，而且一年一年坚持下来。施小姐从来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她感兴趣的，并且是力所能及的，仅此而已。她的朋友们也是如此的想法，虽然他们的这个团体已经存在了5年的时间，而且有着非常众多的会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民间慈善组织，可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件值得宣扬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口号，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所谓的宗旨，说实在一点，他们只是网络上一个人气很旺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叫 “爱心绿地”。他们每周都会安排一些公益活动，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就来参加吧。做好事，一切都很简单，一切也很轻松。这或许就是年轻人的方式。
曾经，我们一直以为，那些独生子女、那些80后出生的年轻人是自私的，是功利的，但是在“爱心绿地”里，我们看到了他们负责任、有爱心、有耐心的一面。来“爱心绿地”的人大多数都是公司的白领和大学生，他们有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没有很多的钱，但是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可以经常参加活动。其实，去过“爱心绿地”活动的人可能是不计其数的，很多人都对第一二次活动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真的要长此以往，也确实需要一点毅力和恒久的爱心。所以说，到现在仍然留在俱乐部的老会员真是太不容易了。
年轻人自愿出力做义工不容易，但是，还有一群人的付出，更加让我们意外，让我们感动。
胡惠君今年50岁，在一家房产公司做会计，每月收入1000多元。老公前两年下岗了，现在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在一个公司当文员。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经济条件也只能算是一般。可是从1997年开始，胡阿姨先后资助了好几个贫困学生念完高中和大学。能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家庭开支里拿出这么一笔钱，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这样的做法本身就让我们钦佩。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胡阿姨说得很简单。“我们这一代人因为遇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念不上高中，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当时幸运多了，如果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念书，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希望孩子们都能有书读。”胡阿姨资助的第一个对象是向明中学的高一男生，男孩的学习成绩很好，也很懂事，但因为是单亲家庭，所以经济条件不好。胡阿姨每学期给他500元，后来男孩考上了大学，胡阿姨又继续每年给他2000 元生活费。虽然这些钱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前后持续了7年的时间。而且这样的帮助对一个受困的学子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必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像胡阿姨一样乐善好施的人还有很多，她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群体，她们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聚在一起就会讨论各自的近况，比如谁又遇上了一个“好”的资助对象，谁资助的孩子又考上了名牌大学，胡阿姨也介绍了好几个同事一起参加这样的资助活动，现在每个人手头都有两三个固定资助对象。
我们不是想说他们的伟大和崇高，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爱心绿地”里的年轻人都是些普通的白领和大学生，他们在网络上相识，有着一份共同的关心他人的愿望。胡阿姨她们也只是最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不是什么官太太，也不是什么商人妇，她们平时也会省吃俭用，贪小便宜，可她们却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们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也正在于此。
或许，从社会价值的贡献上来看，“爱心绿地”和胡阿姨她们都没有什么巨大的作为，他们比不上那些在电视屏幕前一掷千金的富豪和企业，但他们确实做了一件普通人容易做到，但是又不容易做到的事。扪心自问，每周能抽出一天的时间去福利院做义工，或者每年拿出几千元钱资助一个贫困学生，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能力，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想到了，他们做了，而我们没有。
滚雪球滚出一片爱心绿地
很多人以为，慈善是一项事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正因为太庞大，太复杂，所以个人的参与就变得那么微小，那么不重要。“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做得来？”实际上，当慈善变成了个人的行为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件件的好事，做起来并没有想得那么难。
“爱心绿地”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是网络论坛上的一个提议，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