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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家 寨
木家寨不通车。从丽江大研镇小车跑三个小时，公路便走到尽头。下了车，须翻过一架大山。云南山高，所谓“望山跑死狗”。一座圆鼓鼓的山，爬到山顶是中午；落到谷底，月牙已斜斜地上了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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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杂忆十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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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家寨坐在很深很深的谷底，整个寨似乎全由石头垒成。石头的房与石头的院墙之间，勉强地挤成一条街。有青青的天光照下来，看得见潮漉漉磨得很黑的石板。街不平，呈台阶状一直往下伸，有隆隆的声音从石板下往上涌。这里离虎跳峡仅30里，长江在虎跳峡一跌300米，木家寨每晚都听着金沙江的咆哮声入睡。
石屋里多发黑的木头。夜里睡在一座木楼上，没电，楼板上有火盆，盆里有红红的炭火，汽灯的捻儿被风吹得歪来斜去。窗是撑起的木板，供着火又撑着木板。汽灯灭了，露出木板外很晴的一方天。很湿的风吹进来，被褥黏黏的，很凉。金沙江的泡沫就在枕边轰轰地涌，涌得人心里发虚。清早起来，看青石板湿得像被水泡过，做了一夜好事的金沙江则在寨下喘喘地流，远远看去绿得耀人眼目。
木家寨周围多荞麦，满寨子都映了荞麦叶那种新绿，又满寨子飘着荞麦那种苦香。
木家寨人死了亲人，全寨人要用松枝、栗枝扎一座绿色牌楼。相传有猎死者，其子寻之年余，得父死处，骸骨腐化已生松栗，于是以松栗为祭，相沿成俗。进得绿色牌楼，院门口飘有很轻柔的绸带，拂在脸上，含清晨露气，有几分阴凉。院里，一棵好大的核桃树弯着腰，绿阴遮了整个小院。婆婆娑娑的枝叶下，由发青发黑的石块垒起的院墙边，呆呆地坐一位穿青衣的年轻女人，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女人身边站一个额前留长长屁帘的男孩。男孩颈上挂一个亮亮的项圈，一根指头放在嘴里，眼光怯怯地低过来，脚上拖一双发黑的大人的胶鞋。木家寨一上午都泡在毛茸茸的轻雾里。
等过了中午，雾一散，则有法鼓开始断断续续地敲。法鼓上镶着绿松石，敲起来谷底就有传递得很远的回声，闷闷不绝。寨里用石头砌成一个平台，已不知何年何月所造，石缝里已长出指头粗的小树，顶几片露珠欲滴的叶。有石阶扭扭捏捏地印在斜面上，平台如一座孤零零城堡立在鼓声里，寨里人集会都在这平台上。
按木家寨人的说法，亲人死了，就会骑上英雄丁巴什罗派来的马，乘烟气升到十八层天上去。烹牛羊，朝西方洒三杯米酒，是请英魂御风归来。三杯酒洒过，全寨人仰头，很虔诚地望西边的天。天阴沉沉积很厚的云朵，风吹着旗帜劈劈啪啪响，白色的纸花如蝴蝶在满天空飞，平台上听不见一丝哭声。
按木家寨风俗，为悼亲人，亲戚男女毕集，须以醉为哀。碗是那种发黑的缺口豁边的瓷碗，酒是那种刺鼻的发涩发苦的米酒。全寨的男人聚在一起默默地喝，碗和碗相碰，发亮的液体就顺着嘴角往下流。那青衣女子就低着头，一个接一个地给那些汉子们斟酒，眼里干干的，似晒干了一切水分。
天擦黑，寨里谷场上燃一堆大火，成捆成捆的松枝抱来，被火舌舔成透明。松脂从火中滴下来，苦香弥漫在浓烟之中。火燃到天黑，寨里男女老少三三两两云集过来，手拉着手，伴着法鼓闷闷的声，围火堆很整齐地跳。跳的是那种很简单的舞步，往左一步，右脚弹一下；往右一步，左脚又弹一下；脚往地上一跺，嘴里就发出很粗壮的一声。火劈劈啪啪越蹿越高，人就三三两两越集越多，圈子也就越跳越大。慢慢地，天越变越红，不见星星，只见满天飘飞的灰烬，寨人们的脸让火耀得通红。跺在地上的脚步越来越响，喊声也越来越大。
至半夜，无丝毫倦意。我回到小木楼，躺在草堆上，只觉得被窝比昨夜湿得还要厉害，寒气也比昨夜尤甚。法鼓在不远处很单调地敲，天耀得亮亮的，金沙江流水声似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伴奏。
那堆火整整烧了一夜，木家寨人整整跳了一夜。清早我要赶回丽江，天刚蒙蒙亮，有潮潮的雾在石板路上袅袅地飘。从很窄很窄的拐口拐出去，见寨口雾中面对金沙江新竖一块小小的木牌，那青衣女子无声无息，一动不动地跪在木牌前。木牌前三炷香，香烟转一个圈又转一个圈，只有青烟般的雾在她身边缠绕。
雾里看不见金沙江的模样，只听到轰隆轰隆的水声。
这个青衣女子叫木丽花，她丈夫长眠在离木家寨一千里外那块火热的土地上，留给她的只有一枚亮闪闪的军功章和300多元的抚恤金。
那是1979年。1979年我作为采访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记者找到英雄和自兴的家乡，那一年木丽花整整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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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徒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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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友陈村积书成癖，“闭户读遍家藏书”大约是读书人念念不忘的理想。陈村年轻时就开始嗜书，半辈子辛勤地积少成多，先在上海万科花园购一套公寓，设书房一间，根本容不下所有藏书。无奈只得喜新厌旧，将原先一间老屋做仓库，堆积一批“后宫粉黛”。之后继续疯狂争购，新人不断代替旧人，把一个大厅也四处占据，空间日见狭窄。至去年年底全家终于痛下决心将公寓换成楼上楼下复合两套，冷落多年的“后宫粉黛”们有幸一起搬迁。一时间上下堆积如山，人无立足之地。等到书们一一归位，该占的地方全部占满，只剩下上下两个阳台成为人的去处。陈村夫人吴斐因此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最有钱的就算能够买足够的空间放书。”她说，“我跟陈村说，没有办法，现在要‘焚书坑儒’了。”
藏书按理说先要有藏书楼，所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难之难。像最有名的浙江宁波天一阁，没有上下两层六开间，也装不了几万卷书。书也需有舒展的居所。似陈村与我这等，也就是无用之酸文人——虽有四处搜罗各色佳黛之欲望，却无购买足够空间之能力。于是所集之书只得卑躬屈膝，贴胸叠肚，或里三层外三层拥挤于压弯的书柜之中；或不分男女老幼一本本累积压迫于墙边屋角。这样的书虽被占有，阅读使用却难上加难——“众里寻他千百度”，结果常常不是“蓦然回首”。要命的是，欲望尚存便会寻书不止。新书堆积于老书之上，十有八九束之高阁。但读书人见到心仪之书又舍弃不得——占有书为占有权力之一种，此种权力再没有，所谓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呢？
四周朋友，将本来无用之书当成救命稻草者多矣。所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大家尚在欲望饥渴之中，也就实在难到宗璞先生恨书的地步。
宗璞先生在我所认识的作家中，属学贯中西。她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冯友兰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哲学，而她又是学欧美文学出身，文字中有书卷之气。她的散文描述其居住的燕园曾令我神往——56号住过周培源，院里樱花烂漫春来如雪；60号住过王力，攀墙有粉蔷薇，满墙攀成春色娟红；而她所居住的57号是白丁香加玉簪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这样的院内自有书堂为“三松堂”，有庐为“风庐”，其意境令人联系白居易的“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恨书》是宗璞写于1985年的一篇散文，那时候冯友兰先生还未过世。文中称恨书起因就因为地盘问题——本来书与人各得其所，因人口与书同时扩张，人显得比书委屈——“书把人挤得没有了地方”。懊丧的是，身居书山书海之中，“不要说读，连理都做不到”。从恨书到卖书换空间。1989年她又写了一篇散文《卖书》，其中写到，一千卷线装的《全唐文》在当时卖了1000元人民币。文中称她卖书，是因受吕叔湘先生推荐英国散文《毁书》的支持，那位作者是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待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她进而认为，“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于是心安理得。
写此文时候，令我羡慕的她家藏4000册一套的《丛书集成》还在。过了五年，1994年，因创办《爱乐》杂志，我知道她喜欢古典音乐，约她为创刊号撰稿。那是夏天，推开虚掩的院门进去，院里有树阴而多少有些凄清。进得门，屋里暗而阴凉，再没有四壁容不下、书墙层叠的那种景象——整个空荡荡，一览无余，惟有一柜子百衲本“二十四史”孤独地站在屋角。“父亲去世后，他的书全都捐给图书馆了。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办法，把书全请了出去，所以再不用在满眼旧书中磕磕碰碰。”宗璞先生解答我疑问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如释重负，她说，“我现在才感觉到家徒四壁的好处，要读书上图书馆，要听音乐就按收音机。没有了这些书，阳光进来了，不用因为摆着那么多书无用而负疚，也不再为保管这些书而感到遗憾。”
“家徒四壁”过去是读书人对书占有，其余皆可忽略不计的境界。查其语出《魏书·任城王顺传》：顺“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而已。”这任城王当官清廉又不屑为官，一生所有钱全用以买书，以书为最高财富，以至到最后竟无以殓尸。黄庭坚后来因此有名诗“家徒四壁书侵坐，马耸三山叶拥门”，表现一种拥有的洋洋自得。而宗璞的“家徒四壁”则实在是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留下，真正空的壁，也就是庄子的“游于无何有之乡”了。
自此想到这实在是另一种向往之境界——家里东西应该越来越少，将受累嫁祸于他人。但事与愿违，欲望在先，总要换回越来越多的东西。书也是这样。旧书清出去，新书请进来；新书忽然没用，清出去成为旧书；旧书忽然又感觉有用，再请回来变成新书；旧书变新书，新书又变旧书。再想想日子也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过下去。宗璞先生不是一辈子都泡在她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里，也就不会从厌、烦到腻到恨，到老了还将它们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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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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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4年认识汪曾祺先生，当时他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纪事》。《受戒》招人喜欢是因为写了一个小和尚的怀春故事，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其中一段顺口溜：“生得漂漂的，奶子翘翘的，有心摸一把，心里跳跳的。”那时候汪先生住在钓鱼台西边的新华社宿舍，老伴是新华社高级编辑。汪先生给我的第一篇小说是《陈小手》，一千多字，写的是乡间接生医生陈小手好不容易从满腹脂油的团长太太肚里把难产的孩子掏了出来。团长请吃饭，送银元，然后掏枪从后面一枪把他打了下来，结尾是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让他摸来摸去。”当初曾觉得这小说精彩就在所有铺垫都为了结尾的漏斗。当时因这《陈小手》一篇显得单薄，又请汪先生补了两篇，集为《故里三陈》。
汪先生写小说产量不高，好像一直写写扔扔。文坛中对他评价：一个性情中人，凡事只凭兴趣。他自己说，他什么事都没打算要怎么样，没打算怎么样，就高兴做，不高兴不做，高兴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
我喜欢上归有光数汪先生的启蒙。汪先生说，文字精到至极，归有光算一个。于是读到《寒花葬志》，写一个人物，“垂双鬟，曳深绿布裳”、“目眶冉冉动，孺人指余以为笑”。读到《项脊轩志》，写一处场景，“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汪先生说，归有光文字好在不浮华，而且能喜者忽以悲，悲者忽以喜，由此可回味再三。汪先生还喜欢废名，他说废名的文字清淡而不太动声色，动声色的文字就像是过年纪人写的情书，常常是要过多表现自己。
汪先生家里没有“借书满架”，写文章兴致远不及写字与画画。他最津津乐道反复提及与王世襄、苗子的经常聚会——各自备料，一人一道菜，由大家评点。最后公认王世襄用最便宜的料——一捆大葱做成的油焖大葱味道最好。此事成为文坛佳话，后来王世襄专门撰文叙述烹饪经过。汪先生在吃上面其实还是讲究文人味道。我在他家里吃过两次饭，都是他自己下厨。一次好像就是一盘炒鸡蛋和一盘青菜，颜色配得恰到好处。以他的说法，鸡蛋要炒得嫩，颜色亮油又不能太多是一门学问，炒得好，别的菜就不在话下。还有一次是吃面，一人一个大海碗，所用原料好像就是肉末加几片青菜，面在大半碗汤下。这种做法很接近袁枚的提倡，袁枚说：“大概做面总以汤多为佳，在碗中望不到面为妙。”李渔鄙视这种吃法，他说：“油盐酱醋等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应该“调和诸物尽于面，面具五味而汤独清”。汪先生不屑李渔这种说法，他主张在喝汤中体会面的味道，“况且汤面一体，没有汤，哪来的面？”对袁枚也是嗤之以鼻，在小说《金冬心》中，他借金农之口骂他“斯文走狗”。
我与汪先生至今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起去寻找太平湖老舍先生在“文革”中投湖的遗址。那是1986年，汪先生给我一篇写老舍投湖的小说《八月骄阳》，小说结尾是关于“士可杀不可辱”的感叹。说起对老舍死的那一夜的推断，他的眼睛里闪出的不是他这个年纪的比较脆弱的感情，他说他想凭记忆去找找已经早被填平的太平湖。《人民文学》当时的司机杨师傅开车，我们先从三环路北太平庄与马甸桥之间的一条小路往南，一直转到小西天，在两条路上来回找了两圈，他始终迷惘地摇着头。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芥末墩”。
汪先生因戏剧台词写得好，曾受江青赏识，参加过样板戏《沙家浜》的创作，“文革”后曾因此被审查。有人认为这是他应该回避的历史，但他却坦然面对自己的一切。1988年，一帮朋友帮助我一起创办《东方纪事》，戴晴建议找他写“文革”中他被江青解放那一天的心情，我觉得这有点为难老人，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在文中他写到“解放”之前让他表态，他说：“江青同志如果还允许我在样板戏上尽一点力，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文中记，“这几句话在四人帮垮台后，我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但是我当时说的是真心话，而且是非常激动的。”
在我与汪先生的接触中，感觉他并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超脱，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个能真正超脱呢？他所感动我的是一生都在自己的性情之中，不太顾忌别的。他自己说：“我也就是一个小品作家，写不出大文章，永远也就是边角料。”这话里多少有一点失落。他这辈子最长的文字也就一万多字，所有作品加起来可能都不足百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味道正越来越被更多人发现，但它在书架上确实永远都不是主角。
汪先生这一生不跟自己、也不跟别人计较，因此活得不累。他肝不好，但天天馋酒，老伴看得严，但他还是偷喝，被发现了就像孩子般天真地笑。我在他家看到过几次他对老伴那样地笑，笑得那样年轻。他最后离去其实也还是因为酒——到宜宾参加五粮液笔会，因为离不开酒，最后胃出血而送回北京，死于大出血，年77岁。因好酒而离去，也不能算遗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一天就高兴一天，他最后离去时据说并没有经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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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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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创刊的《东方纪事》第一期选择陈凯歌一张穿礼服的照片做封面，当时的美术编辑是吕梁。我记得封面上的刊名是吕梁自己用老宋体写出来的，他说老宋体有力量。而陈凯歌留着胡子、正儿八经穿着夜礼服，却显得阴柔。在照片处理中，也不知怎么切去了头顶。刊物出来后，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小查查建英跟我说，“凯歌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十年前在《今天》的聚会上，我是在门外看他。那时候……他哪里会像这样的表情。”1989年，凯歌拍完《孩子王》、《大阅兵》、《边走边唱》而到美国。李陀在《东方纪事》中写了一篇文章叫《陈凯歌的悲凉》，说到其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招待所见到《孩子王》剧组时的那种兴奋。他说凯歌当时领了一群“个个穿一身牛仔裤、运动衫的欢天喜地的孩子”，从他们身上他预感到“中国电影大约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1989年的陈凯歌多少是一种象征。这一年他与洪晃相识而结婚。洪晃后来跟我说，凯歌当初吸引她的是那种说话的表情。“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