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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
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最低廉
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偏激的挑剔者正大行其道，我们听到的指责声又何止是针对约瑟夫先生一人。曾有一位日本学者去北美高校举办二战主题艺术展览，结果被挑剔者认定“美化侵略战争，为日寇张目”，一时间网上围攻蔚为壮观，而事实上那位日本学者是个立场坚定的反战人士，举办展览的目的在于揭露战争的残酷和罪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围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位国际著名影星，在一部故事片中与日本人有亲昵镜头，也被某些“民族主义者”视为“汉奸行为”而大肆抨击，甚至在网上发起大规模抵制行动。至于投石、泼墨、污言秽语、人身谩骂，则更屡见不鲜，所针对的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常常也包括一切日本人和与日本有关系的人，一切与他们的见解有所不同的人，甚至大方向相同、只是细节有所差异的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凡是和他们的“爱国言行”背道而驰的，都是“汉奸”、“卖国”言行，都理应被群起而攻之。
事实上，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的成本是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别人做任何事，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贡献，却永远比不上实干者之万分之一。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弄清事情的原委，也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利益，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捍卫民族利益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事情。
把排外等同于爱国，把以暴易暴等同于不忘历史，把正常的不同观点等同于汉奸和敌人，用这种狭隘、僵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必然会走人偏激、排他、自闭和故步自封的误区，从而和世界潮流、历史真相、民族利益背道而驰。这样不但不能真正地维护民族自尊，反倒会让本可以争取到的朋友和同情者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理喻、难以沟通的国度，中国人是一群难以相处、不易沟通、不能心平气和探讨问题、不能求同存异互相包容的人。这样做貌似比谁都爱国，实际上却是给中国、给中华民族的形象抹黑，并最终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损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
一个强大的民族必然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而闭关锁国的晚清却让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偏激；多一些包容，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朋友，少一些对头，这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澄清、甚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已经有很多华人在得知约瑟夫先生的困难后，主动给他捐款，这也让约瑟夫先生十分感动。
中国即将迎来奥运，全世界的目光都将投向这里，他们希望通过奥运这面镜子，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智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族。这种开放、包容、理智并不是商品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不可能为奥运量身定做。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点滴汇聚而成。
（小刚摘自《环球时报》2007年9月6日）
道德的起源
◎袁越
不久前，几名襄樊贫困生因为“不知感恩”，被取消了受助资格。某网站做了一次大规模读者调查，结果有大约83％的读者认为应该取消，不少读者评论说：感恩之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美德，缺乏“美好道德”的人理应受到惩罚。
道德，可以简单定义为“区分善恶的标准”。善恶的定义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几乎都是相同的，感恩、助人为乐和诚实守信普遍被认为是善举；伤人、杀人和欺骗则被认为是恶行。
如今流行“道德教育”，那么，道德真的来自后天教育吗实验证明并非如此。3年前，法国认知科学专家伊曼纽？杜普曾经对不会说话的婴儿进行过一项心理学实验，证明婴儿在接受教育之前就已经能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厌恶感。这种能力是人类道德的两块基石之一，人类道德的另一块基石就是公平意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已经涉及灵长类动物。实验证明，就连卷尾猴也不愿接受不公平的交易，而宁愿选择什么也得不到。
欺骗可以看做是违背公平意识的不道德行为。但是，撒谎者通常可以从撒谎中获得利益，所以有人认为上帝的存在可以让撒谎者感到心虚，从而避免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心理学家设计了很多精妙的实验，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宗教并没有扮演“道德监督者”的角色。
说“道德是天生的”，就等于说“道德是可以遗传的”。道德是如何遗传下来的呢贝灵教授认为，自从人类祖先进化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语言，一个人的名声便会传播得非常远。如果某人非常诚实，善于合作，具有献身精神，这个“好”名声便会让他受到更多人的爱戴，因此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他。换句话说．道德感强的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具有先天优势，好的道德便遗传下来了。
这个说法看似很合理，却缺乏直接证据。道德真的能遗传吗道德存在于人脑中的哪个部位对应于哪些基因这些问题必须借助高科技手段才能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约舒亚．格林是这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设计了一个“扳道难题”，以及一个相对应的“桥梁难题”，让受试者思考。同时，他用核磁共振仪测试受试者的大脑，试图发现解答这两个难题时受试者的大脑哪部分最活跃。
具体说，“扳道难题”是一个偏重理性思考的问题：有一列火车即将行驶到一个岔口，一边的铁轨上躺着5个人，另一边躺着一个人。请问，你会不会扳道，让火车改从一个人的那边通过呢大多数受试者选择了“会”，因为这样会少死4个人。核磁共振仪显示，此时受试者大脑中负责理性思维的部分最活跃。
“桥梁难题”则是一个偏重感性的问题：同样是一列火车驶来，你只有把你的同伴从桥上推下去，让他的胖身体挡住火车，才能挽救铁轨上躺着的5个人的生命，你会选择怎么做大部分受试者选择了“不会”，任由火车轧死5个人。受试者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大脑中负责反应冲突的前扣带皮层相当活跃，显示出受试者头脑中的某种情感正在和理性发生激烈的冲突，并最终战胜了理智。
格林认为，这种情感就是道德的来源。在“桥梁难题”中，理性的决定（推下胖子）直接违背了人类的道德天性（不能杀人），因此受试者会选择非理性的做法，让道德占了上风。
2007年3月，几名美国科学家对一批脑部发生病变的人进行了类似的道德测试，进一步证明了格林教授的假说。这批病人脑部负责感情的额前正中皮层发生了病变，结果他们都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在进行“桥梁难题”这类测试时大都倾向于选择理性的做法。
截至目前，科学家一共在人脑中找到了9处与道德有关的区域，显示出道德具有很强的生理学基础。那么，为什么人类要把道德遗传下来呢格林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几种行为模式非常符合早期原始人的生存需要，它们一旦被作为“道德”固定下来，不但有助于原始人做出正确选择，而且有助于原始人加快选择的速度。经常有人说，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遵循道德的约束，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但格林教授认为，起源于远古时期的道德基因，在那个时代是有优势的，却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环境。
（陈颖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6期）
我们真的不够幸福吗
●安宁
70年代生人的大哥家里，说起各自的苦楚。
驰说，现在最怕见的不是自己的领导，反而是年迈的父母。驰的父母都是再婚，近40岁时生了他，后半生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27岁的驰，成绩优秀，大学毕业后便留校做了播音老师。父母所在的油田，大部分职工的孩子都是靠着父母，混一个文凭，回去就职，能像驰这样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外工作的孩子，几乎没有。对于驰，父母一直充满了骄傲。
但是，自从父亲一场大病后，家里在年节时的笑声便日渐减少。与父母同岁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在小区里领着孙子闲聊了。驰的同龄人，也都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驰就是在这时，开始感觉到了人生当中，来自家庭的压力比工作压力还大。
这种压力，无形，也无声。父母从来没有正面谈过他结婚的事，只是每隔一个多月，就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从家乡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帮他做饭、洗衣，又在每顿饭时，絮叨地讲起相识的那些亲戚朋友，谁的孩子又结婚了，谁又生了个儿子。父母又故意闲聊，说攒了多少钱，可以买套多居室的房子，他们也就能给他看孩子。母亲小心翼翼地说，自己身体慢慢差了，也不知还能否有机会给他看孩子。
驰说，其实自己买房不用发愁，工作也表现出色，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不过是想要找一个能够与他在任何事上有商量的女子，但无数次的相亲、恋爱，最终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走到一起。
驰还没有抱怨完，情侣凡和萱，也说起自己的苦恼。凡与萱皆是从农村自己一路拼过来的。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凡提前一年毕业，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但萱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四处奔波，却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最终，两个人做出决定，凡出一笔学费，让萱继续读博，这样或许3年后，萱便能够进凡的大学，做一名老师，以后的生活，也会提高一个档次。但这也只是两个人的预测，至于爱情与工作，在这3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却无法预测，也不想预测。凡与萱，在未来面前，惶惑不安，焦灼无助。
驰没有爱情，内心失落；而凡与萱这对情侣，却要经受时间的再一次考验。生活似乎对他们每一个人，都不那么厚道，用这样那样的缺陷，阻挡着他们迈向幸福的脚步。
一直在角落里，捧一杯茉莉花茶细细品味的70后大哥，却在这时微微笑道，为什么我从你们这些80后的苦楚里，听出的全都是幸福呢一群人全都非常诧异，说，难道你不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幸福吗你有贤惠的妻子，乖巧的女儿，又是备受大家敬重的领导，事业有成，家庭和睦，连岳父岳母都将你视为亲生儿子，你理应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
大哥笑着说，我没有否认自己的幸福，事实上，我一路走来，也没有觉出自己有过怎样的艰辛。我23岁参加工作，一年后便准备结婚。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是农民，在结婚这件事上，无法为我们帮任何的忙，大到婚车喜宴的选择预定，小到家里每一样家具的置办，都是我和妻子亲自去办的，当时我每月的工资非常少。当我结完婚，和妻子在18平方米的新房堕一笔笔地算我们的花费时；竟然发现，我们不但没有结余，还欠下了两千多元的“巨款”。但在几个月后，我还是一咬牙，为妻子买了一件价值百元的名牌羽绒服。工作14年了，我与妻子从来没向父母要过一分钱，而父母家里的重要电器都是我们买的。我们没有钱买地段好的商品房，但我们为自己能够在学校里拥有一套虽没有产权证却给我们的工作和孩子的上学，都带来无限方便的房子而无限满足。我们从不想得太远，也从来没有因为生活无法预测而提前生出烦恼。如果我们像你们这样，在没有爱情的时候给自己生出压力．有了爱情的时候又为暂时不能在一起而埋怨，甚至在一切都足够完美的时候，还为生活太过平实、没有波澜而觉得无聊，那这么多年，我们早被压垮了。我们只是一步步地去走，脚踏实地、心怀感恩地去走，反而觉得生活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想要得到的。
一堆人突然停下喝可乐或是啤酒．从刚才的喧嚣和愤懑里安静下来。这让人想起那个有名的笑话：一个人突然觉得自己患上了绝症，因为当他用手指去按每一个地方都会觉得疼痛。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告诉他，其实他什么病也没有，只不过是手指裂了一个小口，这才让他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疼痛的感觉。
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其实就是我们手指上一个小小的裂口。只是我们太在意这个小裂口了，因而觉得生活处处都是磨难和苦痛。
（张伟民摘自《家庭主妇报》2007年9月1日）
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
●冯骥才
在当前中国地毯式的城市建设改造中，记忆，这个并不特别的词语愈来愈执著地冒出来，提醒着我们遗忘和丢弃的“罪过”。许多人会问，城市难道不是愈新、愈方便、愈现代愈好吗为什么需要记忆难道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忆，就让我们的城市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吗？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过去和成长的记忆，城市也一样，也有从出生、童年、青年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保存在它巨大的肌体里，，城市对于我们，不仅是可供居住和使用的场所，而且是有个性价值与文化意义的。
承载城市记忆的既有物质遗产，也有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便是一座座建筑，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字号、名人故居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历史脉络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的历史人文特征。
由于城市的不断改造与扩建，再加上一些不可抗拒的灾难性变故，可以说。记忆与忘却总是如影随形。城市本身不可能有自觉的记忆，它需要我们去主动地保护。保护城市的记忆，绝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而是要见证城市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使其独特的地域气质与丰富的人文情感可触、可感：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群体的怀旧情绪，甚至只是留下几座孤立的“风貌建筑”，却随手把许多极其珍贵的街区大片抹去。这样的“保护”，留下来的恐怕只是残缺的记忆碎片。
走在拆旧建新之后看起来千篇一律的城市里，你是否会觉得是在和一群满身珠光宝气却“腹内空空”的暴发户对话谁会希望自己的城市成为失忆症患者谁又想成为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
（贺庆摘自《人民日报》）
虔诚的拒绝
●薛忆沩
在任何一部关于奥林匹克的著作里，你都能够找到埃里克？利德尔的名字。你会从书的某一页上读到他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的冠军和200米的第3名。他在400米的比赛中跑的是外道。他前一半的速度几乎接近他200米的决赛成绩。这种跑法被专家认为是战术上的失误。但是，利德尔一直保持了他的优势，他的一路领先令两个对手在奋力追赶时失去了平衡。
在此之前的一年，一次400米比赛中，他被对手绊倒。爬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落后了18米。但是，在冲过终点的时候，利德尔却超过了所有对手。赛后，他重复他的豪言，说：“我不喜欢被击败。”
这还不算是他的传奇。利德尔的强项实际上是100米。他100米的成绩领先于他在世界上的所有对手。他是那个时代呼之欲出的“飞人”。但是，他却不可思议地拒绝了在奥运会100米赛场上的出现。他拒绝了他可以一蹴而就的殊荣，他拒绝了离他仅一步之遥的荣誉。他的拒绝是当时的头条新闻。这条新闻挫伤了他的祖国的自豪感，也挫伤了他的民族的自尊心。他拒绝的理由是100米的决赛被安排在星期天。在这个虔诚的基督徒看来，星期天是安息日，他应该在教堂里而不是在赛场上度过这7天一次的日子，哪怕是在4年一次的奥运会期间。他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4x100米接力赛。这个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拒绝了世俗荣誉的苏格兰人，1902年生于中国天津，1945年在中国潍坊去世。他的一生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5岁才离开中国回到苏格兰。在令他成为传奇人物的奥运会后不久，他就加入了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