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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德国化学学会授予多马克埃·费雪纪念章。1939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授予多马克，以表彰他研究和发现磺胺药，并使之投入大量生产的功绩。因为当时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所以，纳粹软禁了多马克，并强迫他在一封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信上签名，然后寄给诺贝尔基金会。
软禁中的多马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他仍在继续寻找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磺胺药。1940年，多马克报道了磺胺噻唑（商品名为“消治龙”）及其功效；次年，多马克又研究出从磺胺噻唑衍生出的抗结核药物肼类化合物。
1947年12月，瑞典首都，诺贝尔基金会专门为多马克补行授奖仪式。但由于领奖时间远远超过了规定的年限，奖金不再补发。多马克在补行的授奖仪式上，热情洋溢地作了题为《化学治疗细菌感染的新进展》的讲演，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瑞典国王亲自给他颁发了证书和镌有他姓名的诺贝尔奖章。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14
被挡住的大山
文/俞敏洪
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现在的生活变得很危险，因为我们忙得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当时觉得他很危言耸听。生活就是活在现实中，整天思考，可能会越想越糊涂的。所以我还是坚持每天把事情排得满满的，让自己得不到一点空闲，好像一闲下来心就会空了。在这样的忙碌中，2006年又快过去了。十月底的一天，在几个朋友的“逼迫”下，挤出了三天时间，由他们将我带离每天的繁忙，去丽江看看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玉龙雪山。
丽江是个好地方，大研古镇里有高低错落的老房子，有被岁月踩踏得高低不平的石板街道，有横穿古城弯弯曲曲清流不断的小河，还有晚上酒吧的热闹和游客信步的悠闲。但很多游客来到丽江，不仅仅因为这是一座古城，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点远离尘嚣的味道，还因为这座古城边上有着一座美丽的在北半球离赤道最近的雪山，那就是五千多米高的玉龙雪山。
我们到达时已是夜晚，见不到山的影子。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推开窗户，远处一座雪山披着霞光绕着云雾迎面扑来，她的美丽使我呆立原地，久久不能动弹，身上似有一股电流通过。玉龙雪山在清晨把她的美丽大方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此后的三天行程，我们几乎都是绕着玉龙雪山在转，丽江在雪山的这一边，虎跳峡在雪山的那一边。前两天，我们都是远远地看着雪山，体会她的庄严和神圣。最后一天，大家说要走近雪山去看一看，于是就驱车向着雪山的方向走去。汽车行驶在山路上，玉龙雪山突然消失不见，眼前出现了很多山峰，都显得高峻伟岸，但顶上没有积雪。我们翻过高高低低的山头，在心情已经开始变得不安时，被积雪覆盖的山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最高峰扇子陡，引领着其他几座雪峰，耸立在我们面前，再一次让我目瞪口呆。
我们决定坐在山脚下，带着敬畏的心情仰视雪山。在默默静坐的时刻，我突然想到刚才在山里面转来转去，就是看不到雪山主峰的情景，心里为之一震——因小山挡在眼前，就使我们看不到大山的雄伟和纯净。这不正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因被眼前的利益和短期目标所阻挡，以至于失去了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吗？我们自以为很忙碌，甚至没有一刻空闲的时间来思考自己所做事情的最终目标和价值，结果却陷入空虚和茫然。在教室里苦读的时刻，在办公室忙碌的时刻，在生意场上钻营的时刻，有多少人问过自己心中那高大纯洁的雪峰到底在哪里呢？有多少人不管现实生活多么残酷，都在自己心灵一角永远留下一片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污染的天空呢？每每遇到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地位、权力而互相计较、互相争夺、互相妒忌和互相诋毁时，刚开始我们也许想保持高洁、置身物外，但久而久之，看到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往往能够得到眼前的好处，便开始心里不平衡，开始介入争夺之中。很多人正是在这种争夺中迷失了自己：学生为了争名次迷失了天真，雇员为了争奖金迷失了气度，老板为了争利润迷失了道德，官员为了争权势迷失了人格。心中藏着像雪山主峰一样崇高理想的人也像雪山主峰一样难得一见了。
有时候我们确实想坚持心中的那么一点高贵，但若周围所有的人都因此认为你是傻瓜时，会让你有些招架不住。能够和光同尘，又同时能够遗世独立的人并不多。世俗的眼光会以压倒性的力量使你屈服，迫使你和其他人一样变得平庸，逐渐地，你发现变得平庸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容易，也会让其他人更舒服，于是向现实屈服就变成了习惯。就像一个国家的国王发现整个国家的人因为喝了一口井里的水都疯了，他千方百计到处找药希望治好大家的病，但所有人都拒绝吃药，都认为国王疯了，最后国王不得不也喝了井里的水变疯，于是举国欢腾，庆祝国王变得正常，但实际上这个国家彻底变成了疯子的国度。
世界靠精神和道德的引导走向辉煌，否则就离毁灭不远；人类靠内心的善良和纯真走向天堂，否则就离地狱不远。我们只有在繁杂匆忙的现实生活中，永远保留一点对崇高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才能一直保有心中那座披着霞光绕着云雾的雪山。
又一次想起了朋友的话：确实，当我们忙得连一点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时，我们的生活就变得相当危险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47
班公湖边的鹰
作者：王族
几只鹰在山坡上慢慢爬动着。
第一次见到爬行的鹰，我有些好奇，于是便尾随其后，想探寻个仔细。他们爬过的地方，沙土被沾湿了。回头一看，湿湿的痕迹是从班公湖边一直延伸过来的，在晨光里像一条明净的丝带。我想，鹰可能在湖中游水或者洗澡了。常年在喀喇昆仑山上生存的人有一句调侃的谚语：死人沟里睡过觉，班公湖里洗过澡。这是他们对没上过喀喇昆仑的人的炫耀。高原七月飞雪，湖水一夜间便可结冰；这时若是有胆量下湖，顷刻间恐怕便不能再爬上岸。
而这几只鹰已经离开了班公湖，正在往一座山的顶部爬着。平时所见的鹰都是高高在上，在蓝天中飞翔。它们的翅膀凝住不动，像尖利的刀剑，沉沉地刺入远天。人不可能接近鹰，所以鹰对于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依靠。据说，西藏的鹰来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们在江水激荡的涛声里长大，在内心听惯了大峡谷的音乐，因而形成了一种要永远飞翔的习性。它们长大以后，从故乡的音乐之中翩翩而起，向远处飞翔。大峡谷在它们渐渐疏远，随之出现的就是着无比高阔遥远的高原。它们苦苦地飞翔，苦苦地寻觅故乡飘远的音乐……在狂风大雪和如血的夕阳中，它们获取了飞翔的自由和欢乐；它们在寻找中变得更加消瘦，思念与日俱增，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旅。
而现在，几只爬行的鹰散瘫在地上，臃肿的躯体在缓慢地往前挪动，翅膀散开着，拖在身后，像一件多余的东西。细看，它们翅膀上的羽毛稀疏而又粗糙，上面淤积着厚厚的污垢。羽毛的根部，半褐半赤的粗皮在堆积。没有羽毛的地方，裸露着红红的皮肤，像是被到剃开的一样。已经很长时间了，晨光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但它们的眼睛全都闭着，头颅缩了回去，显得麻木而沉重。
几只鹰就这样缓缓地向上爬着。这应该是几只浑身落满了岁月尘灰的鹰，只有在低处，我们才能看见它们苦难与艰辛的一面。人不能上升到天空，只能在大地上安居，而以天空为家园的鹰一旦从天空降落，就必然要变得艰难困苦吗？
我跟在它们后面，一旦伸手就可以将它们捉住，但我没有那样做。几只陷入苦难中的鹰，是与不幸的人一样的。
一只鹰在努力往上爬的时候，显得吃力，以致爬了好几次，仍不能攀上那块不大的石头。我真像伸出手推它一把，而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它眼中的泪水。鹰的泪水，是多么屈辱而又坚忍啊，那分明是陷入千万次苦难也不会止息的坚强。
几十分钟后，几只鹰终于爬上了山顶。
它们慢慢靠拢，一起爬上一块平坦的石头，然后，它们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它们慢慢开始动了——敛翅、挺颈、抬头，站立起来。片刻之后，忽然一跃而起，直直地飞了出去。
它们飞走了。不，是射出去了。几只鹰在一瞬间，恍若身体内部的力量迸发了一般，把自己射出去了。
太伟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几只鹰转瞬间已飞出很远。在天空中，仍旧是我们所见的那种样子，翅膀凝住不动，刺入云层，如若锋利的刀剑。
远处是更宽阔的天空，它们直直地飞掠而入，班公湖和众山峰皆在它们的翅下。
这就是神遇啊！
我脚边有几根它们掉落的羽毛，我捡起，紧紧抓在手中。
下山时，我泪流满面。
鹰是从高处起飞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09
白啤酒现象
作者：汪新华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的产品很便宜。有闹钟功能的收音机只需几十块钱就能在超市买到。从牛仔裤到餐锅再到钻床，如今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中国的生产线上生产。它们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中国工人报酬不多。不过，全球化仍然让人纳闷：为什么有些进口到中国的西方货，也比在原产国还便宜呢？
我把这称之为“白啤酒现象”。德国巴伐利亚人肯定会觉得奇怪，在北京的酒吧，一杯德国白啤酒居然比在慕尼黑还便宜。这里25元人民币就能买到半升。而在慕尼黑，一般人至多只能在大学生酒吧里才能喝到这么便宜的啤酒。可这种啤酒是产自巴伐利亚的原汁原味的白啤酒啊。它要跨越半个地球，在天上飞行7000多公里，才能抵达中国。那么，一杯白啤酒为什么还会比在慕尼黑便宜呢？
当然，北京的工资水平和饮食开销要比德国低。在北京，一个干得不错的女服务员每月挣2000～3000元人民币。这里的餐馆和酒馆的租金也相对低一些，另外北京的老板要比其德国同行更精打细算。但单单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白啤酒现象”。
这事得从经济上找原因，那就是中国的经济繁荣。由于世界上大多数消费品都产自中国，所以每年都有数百万只集装箱船从世界各地发往中国。每年有2000万只集装箱奔波于世界各大洋，其中1/4装的是“中国制造”产品。
货轮从上海到荷兰鹿特丹、德国不来梅或汉堡需要29天。那些从中国运出产品的货轮必须将集装箱发回中国，而它们返回中国时搭载的货要少得多，其运费也低很多。一只标准集装箱到中国的运费大约为4000元人民币。据一位德国船主透露，“将一船啤酒从不来梅港运到中国，其运费不会高于从慕尼黑到汉堡。”不过，全球化就意味着有来有往，这当中没有不公平之处。因而，德国人买到了价廉物美的中国闹钟收音机，中国喝到了便宜、地道的德国白啤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9
爱情随想
作者：＇法＇普吕多姆
在纸下放一块磁铁，纸上的针不可能不动。磁铁随意支配顺从的钢铁。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将完全失去作用。可一旦分开，它们又处于新的被支配状态。女人懂得这个秘密。有人会说我的例子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针与磁铁永恒的结合唯有暴力能够拆散。我会回答说婚姻也是一种不可解体的联系；我的例子很好，因为针与磁铁的结合不妨碍磁铁吸引另一枚针，这表明它对第一枚针的冷漠。这是许多夫妇的写照。
恋爱时，愿望和拥有之间好像银汉迢迢；这似乎指的是迈过一道神圣的门槛，这一步是多么巨大呀……但进门之迅速令人惊奇；在语言中那么明确的“您”与 “你”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很快，感情上也同样；突然，人们毫不惊奇地以“你”相称了；爱情以“你”相称是因为它是两颗心为了互相结合和拥有而升降的极限；它消除了地位和能力方面的区别，等同了两个人。
爱人的名字不是一个普通的词，它有一张特殊的面孔，有生命，温柔而神圣；人们往往低着头，压低声音说它，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人们艰难地说出这个名字，好像它带有我们的爱情不谨慎的标记，会泄露爱情一样。然而，人们听到它还是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它胜似响声，它是一种声音，当它被写下来时，人们给了它一张可爱的面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3
爱和信任
作者：三毛
每次回台湾，下机场时心中往往已经如临大敌，知道要面临的是一场体力与心力极大的考验与忍耐。
最怕的人，是母亲。在我爱的人面前，“应付”这个字，便使不出来。爱使一切变得好比“最初的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字的定义下去讲理论和手段的。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台湾，单独上街去的时候，母亲追了出来，一再的叮咛着：“绿灯才可以过街，红灯要停步，不要忘了，这很危险的呀！”
当时，我真被她烦死了，跑着逃掉，口里还在悄悄的顶嘴，怪她不肯信任我。可是当我真的停在一盏红灯的街道对面时，眼泪却夺眶而出。“妈妈，我不是不会，我爱你，你看，我不是停步了。”
我回来是住在父母家中的，吃鱼，母亲怕我被刺卡住。穿衣，她在一旁指点。万一心情好，多吃了一些，她强迫我在接电话的那挤忙不堪的时候内，要我同时答话，同时扳开口腔，将呛死人的胃药粉，人参粉和维他命，加上一杯开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灌溉下去。结果人呛得半死，她心安理得的走开。电话的对方，以为我得了气喘。
回想起来，每一度的决心再离开父母，是因为对父母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而我不反抗，在这份爱的泛滥之下，母亲化解了我已独自担当的对生计和环境全然的责任和坚强——她不相信我对人生的体验。在某些方面，其实做孩子的已是比她的心境更老而更苍凉。无论如何说，固执的母爱，已使我放弃了挑战生活的信心和考验，在爱的伟大前提之下，母亲胜了，也因对她的爱无可割舍，令人丧失了一个自由心灵的信心和坚持。
我想了又想，这件家庭的悲喜剧，只有开诚布公的与父母公开谈论，请他们信任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太过于以他们的方式来保护我。这件事，双方说得坦诚，也同意万一我回国定居，可能搬出去住，保持距离，各自按照正确的方向，彼此做适度的退让和调整。这一点，父母一口答应了。而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个在别的家庭中，可能引起极大的伤心，甚而加上不幸罪名的叛逆者，幸而父母开明，彼此总算了解。
讲通了，乐意回台湾定居，可是母亲突然又说：“那么你搬出去我隔几天一定要送菜去给你吃，不吃我不安心。”又说：“莫名其妙的男朋友，不许透露地址，他们纠缠你，我们如何来救，你会应付吗？”
十七年离家，自爱自重，也懂得保护自己，分别善恶和虚伪，可是，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他们绝对不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人世的复杂。虽然品格和教养是已慢慢在建立，可是他们只怕我上当。
父亲其实才是小孩子，他的金钱，借出去了，大半有去无还，还不敢开口向人讨回，这使他的律师公费，常常是年节时送来一些水果，便解决了他日夜伏案的辛劳。有一次，一场费力的诉讼结果，对方送了一个大西瓜来，公费便不提了，当事人走时，父亲居然道谢又道谢，然后开西瓜叫我们吃。我当时便骂他太没有勇气去讨公费，他居然一笑置之，说这是意外的收入，如果当事人一毛不拔，过河拆桥，反脸不认，又将他如何。
这种行径，我不去向他反覆噜苏，因为没有权利，因为我信任他，不会让我们冻饿。可是，当我舍不得买下一件千元以上的衣服时，他又反过来拚命讲道理我听，说我太节省，衣着太陈旧，有失运用金钱的能力，太刻苦，所谓刻薄自己也。
其实，名、利、衣、食，和行，在我都不看重。只有在住的环境上，稍稍奢侈。渴望一片蓝天，一个可以种花草的阳台，没有电话的设备，新鲜的空气，便是安宁的余生，可是，这样的条件，在台湾，又岂容易？
父母期望的是——“喂猪”。当我看见父母家的窗外一片灰色的公寓时，我的心，常常因为视线的无法辽阔和舒畅，而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