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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字内有“青”也。诗圣杜甫有“步月清宵”、“看云白日”之对，正是佳例。）须知，那情痴情种，不是别个，正指宝玉与雪芹。
由此可见，“情”为又一纲，断乎不误。
我先将“三纲”列明，方好逐条讲它们的意义与价值，境界与韵味。我们应当理解，雪芹为何这等地重玉、重红、重情。对此如无所究心措意，即以为能读《红楼》、讲“红学”，那就是一种空想与妄想了。
中华先民，万万千千年之前，从使用石器中识别出与凡石不同的玉石来。中华先民具有的审美水准，高得令现代人惊讶，称奇道异。他们观察宇宙万物，不独见其形貌色相，更能品味出各物的质、性、功能、美德、相互关系、影响作用……神农氏的尝百草、识百药，即是最好的证明。经过长期的品味，先民了解了玉的质性品德，冠于众石，堪为大自然所生的万汇群品的最高尚最宝贵的“实体”。“玉”在中华词汇中是最高级的形容、状词、尊称、美号。
比如，李后主说“雕栏玉砌今犹在”，苏东坡说“又恐琼楼玉宇”，是建筑境界的最美者。天界总理群神的尊者，不叫别的单单叫做“玉皇”。称赞人的文翰，辄曰“瑶章”，瑶即美玉。周郎名瑜，字公瑾，取譬于什么？也是美材如玉。称美女，更不待说了，那是“玉人”、“玉体”、“玉腕”、“玉臂”……美少年，则“锦衣玉貌”。醉诗人，则“玉山自倒”、“玉山颓”……这种列举，是举之难罄的。
这足可说明，“玉”在吾华夏文化传统中，人们的心中目中，总是代表一切最为美好的人、物、境。
你若还有蓄疑之意，我可以再打比方，另作阐释。例如，世上宝石品种亦颇不少，中华自古也有“七宝”之目。但有一点非常奇怪，西洋人更是加倍不解：西洋专重钻石，以它为最美，最贵，中华却独不然。清代也有“宝石顶”，那是官场上的事，高雅人士没听说有以钻石取名的，比方说“钻石斋主”，可谁见过？你一定知道“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那是周朝后期诸国（诸侯）“国际”上的一件大事，只因赵国的和氏璧，其美无伦，天下艳称，秦王闻之，愿以十五城的高代价请求“交易”，演出蔺相如一段堪与荆轲比并的壮烈故事（他归赵了，并未牺牲。“烈”字不必误会），“连城璧”已成为最高的赞词。但是，你可听说过秦王要为一块大钻石而出价“十五城”？当你读《西厢记》时，如看到这么一首五言绝句——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钻人来！
那你的审美享受会是怎样的？这只能出现在“说相声”的段子里逗人捧腹而已。
孔子很能赏玉，他也是艺术审美大家，他形容玉的光润纹理之美，曰“瑟若”，曰“孚尹”，他以为玉有多种德性。他的师辈老子，尽管反对机械区分，主张“和光同尘”，而到底也还是指出了石之“碌碌”与玉之“珞珞”。假使他不能品味石、玉之差，他又如何能道得出那不同之处？中华文化思想认为，石是无知觉的死物，玉却是有灵性的“活物”。
至于钻石，它根本不在中华文化的高境界中享有地位。
“玉”毕竟不难解说。可是那“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部分第一层 《红楼》文化（3）
“红”，对我们来说，是七彩之首，是美丽、欢乐、喜庆、兴隆的境界气氛的代表色。它还代表鲜花，代表少女。
过年了！千门万户贴上春联，那是一片红。结婚了，庆寿了，衣饰陈设，一片红。不论哪时哪地，只要有吉祥喜庆之事，必然以红为主色，人们从它得到欢乐和美感。也许由于汉族尤其重红色，所以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了民国，那代表五大民族的国旗是五色以标五族：红黄蓝白黑——汉满蒙回藏。
花，是植物的高级进化发展的精华表现，显示出大自然的神采。花有各种颜色，但人人都说“红花绿叶”。李后主的《相见欢》的名句：“林花谢了春红！”他怎么不说“谢了春白”？宋诗人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你也许辩论：这不也出了个紫吗？要知道，红是本色，紫不过是红的一个变色（杂色）罢了。
这就表明：中华人的审美眼光，是以“红”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①。
花既为植物之精华，那么动物的精华又是什么呢？很清楚“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宇宙造化的一个奇迹，他独具灵性。而人之中，女为美，少女最美。于是“红”就属于女性了，这真是顺理成章之极。于是，“红妆”、“红袖”、“红裙”、“红颜”、“红粉”……都是对女性的代词与赞词。宋词人晏几道，在一首《临江仙》中写道：“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这“红”奇妙，又有了双重的意味。
说到此处，我正好点醒一句：红楼，红楼，人人口中会说红楼，但问他，此楼为何而非“红”不可？就未必答得上来了。
昔人爱举白居易的“红楼富家女”之句来作解说，我则喜引晚唐韦庄的诗，比白居易的诗有味得多——
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
美人情易伤，暗上红楼立。
明白了这些文化关联，才会领略雪芹所用“红楼梦”三字的本旨以及他的文心匠意。
好了，由韦庄的佳句正又引出一个“情”字来了。
“情”是什么？不必到字书词典里去查“定义”“界说”。此字从“心”从“青”而造。中华语文的心，与西医的“心脏”不同，它管的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亦即人的灵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再者，凡从“青”的字，都表最精华的涵义：“精”本米之精，又喻人之精；“睛”乃目之精；“清”乃水之精；“晴”乃日之精；“倩”“靓”也都表示精神所生之美。那么，我不妨给“情”下个新定义：“情，人之灵性的精华也。”
在中华文学中，“情”是内心，与外物、外境相对而言，现代的话，略如主观、客观之别。但在雪芹此书而言，“情”尤其特指人对人的感情，有点像时下说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小说范围所用术语中，有一个叫做“言情小说”。这原是相对“讲史”、“志怪”、“传奇”等等名目而言的，后世却把它狭隘化了，将“言情”解得如同西方的“恋爱小说”了。
那么，雪芹所写，所谓“大旨谈情”，是否是“男女爱情”呢？不就是“宝、黛爱情悲剧”吗？这有何疑可辩？
答曰：不是，不是。
我提请你注意：20世纪20年代鲁迅首创《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将第二十四章整个儿专给了《红楼梦》，而其标题，不但不是“爱情小说”，连“言情”也不是——用的却是“人情小说”！
这道理安在？请你深细体会参悟。
前面讲“红”时，已引及了宝玉在幻境饮的茶酒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百年前刘鹗作《老残游记》，在自序中早已解明：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刘先生是了不起的明眼慧心之人。
既然如此，雪芹写书的动机与目的，绝不会是单为了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小悲剧”（鲁迅语也），他是为“普天下女子”（金圣叹语式也）痛哭，为她们的不幸而流泪，为她们的命运而悲愤。
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级的博大崇伟的深情。懂了它，才懂了《红楼梦》。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你既提出这“三纲”，那它们是各自孤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如是前者，似觉无谓亦无味；如是后者，那关联又是怎样的呢？
我谨答曰：当然是相互关联的。试想，此是三种天地间突出特显之物的精华极品，即矿石之精，植物之华，动物之灵。三者是互喻而相联的。好花亦以“玉”为譬，如“瑶华”、“琪花”、“琼林玉树”皆是也。南宋姜夔咏梅的词，就把梅瓣比做“缀玉”——梅兰芳京戏大师的“缀玉轩”，即从其取义。所以人既为万物之灵，遂亦最能赏惜物之精与植之华，如见其毁坏，即无限悲伤悯惜。“玉碎珠沉”，“水流花落”，这是人（我们中华人）的最大悲感之所在！
“众芳芜秽”，“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无可奈何花落去”……
雪芹的《红楼梦》正是把三者的相互关联作为宗旨，而写得最为奇妙的一部天才的绝作。
这就是《红楼》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道理。
中华文化见《红楼》
——说“情”
谁都记得起，一部《红楼》，“大旨谈情”。这是作者曹雪芹自定自诉的，我们不能离开它另做文章。所以先要讲这个“情”字。
可是问题立刻就来了：“情”可以讲，但今天要听的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那么“情”难道会是中华文化的最大最主要的主题吗？（未见有何人何书曾如此说过写过。）
好，这一问就引入我们的讨论之核心了。
如要举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为证，则位居“六经之首”的《易经》里就有一句话，叫做“圣人之情见乎辞”。这就大有意味，由这一句就够我们讲一个“学期”了。
只这一句，便昭示了三个“亮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人——情——辞。
这三者，也就概括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
先须将三者的定义“界说”粗略一讲。
圣人也是人之一员，所以称圣，是因为他有道德学识，足以垂范于永久。人，古语云：“人为万物之灵。”今日科学还是承认、沿用了这个“灵”字而将人归入动物学的“灵长类”。灵是什么？古人又说：“人为天地之心。”可知这“心”与那“灵”是一回事，故又曰“心灵”。
心灵所司何事，有何功用？它“掌管”思维与感受，领会与表达。思维，是理智的考虑；感受是情意的振动；此二者皆由口之语与书之文而得以“发表”与“传达”。
这就是：人有情感，有情感必然表现，而表现则以文辞为载体。
第一部分第一层 《红楼》文化（4）
好了，如果你要我用最简捷的方式给“文化”下个定义解说，我就是这么回答你了。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我们中华对“文化”的认识，这观念与西方不同。西方对“文化”culture的定义是人类先进力量之发展，里面虽亦含有“进化”之义，但绝不见其重“文”与讲“化”——而“文”与“化”方是中华所谓“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说过，讲古代文化，“杞、夏不足征也”，因为没有文献是主要不足；及至周兴而克商，这才“郁郁乎文哉”！所以他的结论是“吾从周”。
即此可知：中华文化的“文”，实以周代文化为之真正的肇兴、发扬、光大。
有了“文”，这才谈得到一个“化”字。
什么叫“化”？——不就是“变化”吗？
不错。但“变”不即是“化”。
变是快速而可显见的改变；化则是非一朝一夕，并且是不易立即察觉的改易。比如“变故”乃突如其来之事也；而“潜移默化”是时日、功夫的事情，是“教化”“感化”的陶铸造就的“务虚”之功业。（因此，今日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等语词，实际也绝不指一下子突变，仍然是个有待于“化”的问题。）
以上说的是，中华文化之中心是“情”，如果能以真善美的情来感化普天下万民，那就是“文化”的本义了。
既然如此，就还要讲解“情”这个核心要害。
上文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别物，只在他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这句可悟《红楼梦》以小说的外相来讲这个“情”的来源，说是娲皇当日补天，同时也造人——古书神话记载是她以黄土和水做泥而造成人的，所以曹雪芹才能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种听起来离奇荒唐的话。然后才又讲明，一块石头要想幻化为“人”而下凡历世，就得先有了“心”“灵”，而这就是石经女娲炼后也通了灵性，命之曰“通灵”，方才具有人的心灵情感——人的第一条件。
石能通灵，化玉，化人，这是物质进化的象征，物质进化到了高级阶段，就产生了“心”、“灵”，即“通了灵性”，有了感情。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
《红楼梦》为何单单是“大旨谈情”？到此已可晓悟。
“情”这个字怎么讲？
从我们的汉字的“文字学”来说，凡以“青”构成的字都表示精华之义。我曾说过一段话：米之核曰精，日之朗曰晴，水之澄曰清，目之宝曰睛，草之英曰菁，女之美者曰靓，男之俊者曰倩，故一切人、物的最宝贵的质素都借米之精而喻称为“精”，而单指人的精神方面之“精”即是“情”。
如此看来，“情”之于人，是何等重要而宝贵了。
若问为何“青”如此可贵？这大约是以物为喻：“青”字篆文下半是个“丹”字（不是“月”），丹、青皆是自然界矿物颜色最美也最珍贵的宝物，连我们的绘画也是“丹青”二字代称，道理在此。画山水的，以用朱砂、石青、石绿为上品颜色，正缘此义。“人”若加“青”，则是“倩”字了，男之美者也。而“靓”则形容女性，今人尚知。
既然“情”是人的灵性之宝，那么为何孔、孟专讲仁义道德，却不大强调“情”之作用呢？
这就连上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大题目。
其实，孔、孟讲仁、义、忠、孝等等伦常社会之德行，总归内核却都在“情”上分出来。比如说，一个孝子，孝顺父母，有两种可能：一是从观念上生出的“孝道”，一是从感情上生出来的“孝心”。
儒门似乎有点儿怕“情”，因为它容易放纵、流荡，过分而不能控制，遂成病患。但内心的活动又是“文”的基本，不能说“灭情”（如佛家）或“忘情”（道家，即超越感情），所以用变换方法改用“感”字“思”字，偏于“理智”了。如“诗言志”，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最是好例。
从文学史看，似乎汉士尊德，不敢言“情”；汉之后一到六朝，“情”就不再“羞怯”而正式露面了。如陶渊明敢作《闲情》之赋了，还遭后世讥为“白璧微瑕”呢！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才公然不客气地在赋分类中列出了“情”之一目，这是件大事，莫要忘记“情”赋中选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曹子建的《洛神赋》。
这一现象，好像一方面重“情”了，同时又将“情”的本来内涵之广阔皆变得狭隘化，限在男女之“情”——即今之所谓“爱情”了。
这又需要懂得：一个来自《离骚》《楚辞》的文学传统是以“美人香草”来喻指对“君之忠、对贤之爱”的艺术特点。既咏“美人”，难免就涉及“情爱”而引发后世之影响了。
这一点，知道就行了，此际无暇细说它。
然后就是唐、宋以及以下各朝代的“情”之形势状况，可是也无法细讲。宋人尊儒，讲“理学”“道学”，不讲“情”学，没有这名目——我们今日所讲，倒不妨起个新名称就叫做“情学”吧。
大约到了明朝，小说家辈出，“情学”大盛，例如冯梦龙一大家，就辑撰了一部《情史》，此书给了曹雪芹以极大的影响。冯氏将古今关于“情”的故事，广搜而精析，按内容分成了24类。就是说，照冯氏之见，“情”是包含了这么多的不同内容的，这是一大贡献。此人识见可称沿到清初，就出现了一大代表，把“情”提升到一切的顶峰，这就是洪的《长生殿》剧作。
洪先生第一次放言无忌地大声呼唤：“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
第一部分第一层 《红楼》文化（5）
提起剧曲，元代之极盛时期，所有人物、社会之多样性、多面性最可惊叹，英雄、少女、忠孝节义，无所不有，悲欢离合情节也丰富无比，却不以“情”字作为标目，而是《长生殿》在第一支曲子里作出了概括，昌言一切故事的感动人心，总在一个“情而已”。
这又是一个“突破”式的明言至理，影响了《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和《长生殿》又有什么异同呢？
《红楼梦》是受了《长生殿》的感召，这无疑问；但它更是“接过”了所有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