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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不了这种饥饿综合症现象，也提不出治饿的办法，只能表达一点自己的
感受。
以精神道德反映社会问题，用现实手法写出现实的荒谬。没有荒谬就不称其为
现实了，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现实是不存在的。
不论作者还是读者，用愤怒和偏见代替思考总是无益的。
我取“收审站”这样一个环境是觉得它更能体现现代生活的压力，容易反映人
和环境的尖锐对立。
人在绝境中完全去掉了伪装，变得赤裸裸了，坦露出自己的痛苦和弱点。
“收审站”里考验着人性。文明的规则不大适用了，每个人都彻底表现出本来
面目，人性中丑恶的那一面变得更可怕了。
牢房像织机一样把许多本不相识的人的命运之线交织在一起，每一条线又有自
己的秘密和麻烦。生活充满了变化，什么都会发生，同样也都会消失。
人一进了“收审站”一下子对虚无莫测的命运就看得清楚了。我希望一段《收
审记》能包含人生的复杂性、神秘性和丰富性。
任何怪诞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什么耗子呀，野猫呀，蚂蚁呀，种种“精灵”
都是从人的自身世界中幻化出来的，是人的世界在绝望孤独中的变形。
现代人各种饥饿症状全是人的心性的表现。仅仅成为犯人还不算太可怕，可怕
的是文明人倒退成野蛮人，相互吞吃同类的灵魂，吃掉自己的人性。
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避难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被彻底摧毁了。即便
是一群野兽被困在干燥的沙漠之中也会发疯的。
我不想复制真实的世界。
《收审记》充其量不过是个体现了某种感情与感觉、意念与想象、人格与自我
的艺术世界。
我想写一个具有譬喻性的故事。有意把一些细节构筑成象征性图像，凡象征性
图像才更有多义性。因此只能叫“综合症”——它不单是一种饥饿现象。
从“综合症”中，我感到更重要的是应该反省人类自身的“内宇宙”。
人物不断相互折磨，也折磨自己；控诉环境，也控诉自己。真正的牢房是人体
自身，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是人类自己……
小说写完了，我自己的意识深层仍旧是朦朦胧胧的，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震惊，
自己对自己产生了一种神秘感。这种奇特的感觉不是常有的，我说不清楚，也不想
说清楚，甚或是越说越胡涂。作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自己幻想的牺牲品。
8。感受生活神经的跳动——我写《情知不是伴》
有时候，心里似有苦苦的创作欲望在涌动，脑袋却又是木木的，仿佛被文学的
盐水腌得久了，反而更僵。浑身懒懒的，关节像疼又像酸，也许既不疼又不酸，只
是生命的惰性超过了思维的活力。有几个现成的题目等待去作出，有一些想好的东
西只要抖擞精神往稿纸上写下就行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极端厌恶写作这鬼行当！
窗外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高音喇叭把平素和气而又认真的街道主任的声音
扩大得格外威严，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徒增一股惕惧的烦躁。
我住的这叫什么地方？过的这是什么日子？或许我自己也得了“饥饿综合症”！
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恨不得跟自己打一架。
世界是不可知的，一部分是现象，一部分是本体。理性低于意志，在创作过程
中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是谁的意思？康德的，还是康德研究者的？我何必
烦恼，为什么不把自己此时的感觉记录下来？尽管我还算不上是康德的迷恋者，我
的小说也和康德学说风马牛不相及。
《情知不是伴》——就这样开头了。
朋友们找上门来讲述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老同学向我哭诉自己的遭遇…
…这一切我本不打算写进小说。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这琐细的、近乎荒谬的、七零八
碎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东一扫帚，西一耙子，飘忽不定，郁闷烦乱，这
情绪也像真实生活一样松散和自然。
我感受到强烈跳动的现实生活的神经，一气流注生活的动感。何必苦思，何必
巧想，何必在形式的探求上气喘吁吁、紧张而又窘迫。就来它一次“感觉高于思想”、
“直觉高于逻辑”和“行动高于沉思”又有何妨！
我不知是预感，还是恐惧，总觉得读者（包括我自己）对虚构越来越不大信赖
了。人世间的事件层出不穷，繁复多变。而费尽心思想出的各种各样的“主义”往
往受到自身的局限，显得单薄。也许中国是事件的大国，想象的小国。
艺术的手段和目的在于自己说明自己。我试用让事实本身说明自己，通过事实
认识世界，认识时代，认识人生。我不期望完美，也不可能完美。我的优点几乎都
藏在缺点里。
这样“流泻”下来，虽然显得平淡琐碎，但更真实，更像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对
话。用不着矫揉造作，小说的结构、时空的运用反倒轻松自如了。
最大的缺憾是，小说一完成，人物就相对地固定住了。而生活是不会停止前进
的。我交出稿子就会发觉生活中的颜芳、侯玉屏的新的性格侧面，为自己的肤浅而
汗颜。也许是小说的现实品格限制了我，对熟悉的朋友下不了辣笔，透视才不深刻。
9。历史就是人生——关于《寻父大流水》断想
春节前夕，朋友送我一株盆栽小桔树。树身不高，但枝桠繁茂，造型坚挺，叶
子墨绿而浓密，金黄色的果实累累坠满枝头，灿然耀眼，送出阵阵清香，使整个房
间熠熠生辉，生机盎然。有客来访总是先看见它，欣赏它，议论它。令我惊讶的是
许多人说的第一句话竟是：
“嘿，真棒！是假的吧？”北方的严冬没有绿色，更不会有鲜活的果实。猛见
这青枝绿叶，托着金灿灿挂着水珠的桔子，太美，太鲜，太真，就生出怀疑。以为
真的不会这么好，好得像假的一样。
真的太好变成了假。
假的太好可以乱真。
到了真假难辨的境界，真假也就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一种氛围，一种生命力，
一种丰富的动感，一种光辉。美得强大而具征服性，连同枝叶和果实，当他们完成
了这氛围的营造任务之后也消失在这强烈的美的艺术氛围里。
同样，也有很多人问我《寻父大流水》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只能反问：你信不信？真的就怀疑，假的就相信？还是我说真的你就相信，
我说假的你就怀疑？
它是真的又有假的。它是假的又有真的。
出国是什么？
是中彩？是中举？是押宝？是投资？是各种幸运的综合体现？
也许比这些还重要。也许只是历史的或命运的一种捉弄。
于是我找到了鲁杨·麦德的故事。他是美国人，彻里彻外更像中国人。
人最大的悲哀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寻父实际是寻找自己。
其实，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对自己的祖宗八代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人，就一准
知道自己是谁吗？
鲁杨·麦德超越了他的故事本身。
“人类是不会相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50 多年了——人们轻而易
举地就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未必，从人的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结
束。
广岛刚出生的畸形儿可以证明这一条。
近年还又抓获了一名希特勒的重要的刽子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鲁杨·麦德至今仍然独自承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阴影仍然笼罩着
他，几乎涵盖了他的一生。
战争之所以可怕，它不仅让许多人死于炮火之中，还让许多人毁于精神崩溃。
鲁杨·麦德的妻子是疯那？痴那？抑或不疯也不痴，很正常。
本来嘛，何为正常？她的生活里贯穿对现实的困惑和对历史的困惑。战争和人
类不相容能说正常吗？社会疯狂能有正常的入吗？也许在她眼里别人才是疯子，她
的疯恰是正常。
费希尔说：“世上没有绝对常态的人。”梦是正常的神经病。做梦就是让每个
人每天夜晚都能安静地安全地发疯。何况她做的是一连串的恶梦。
文学不应该舍弃人性的使命和精神的使命。
当代文学也无法回避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新内容。“大流水”的故事不过是一
抹历史的投光，显出现代人的某种迷惘、孤独，甚至扭曲和绝望。
历史之光并不照亮过去，而是照亮现在。抓住历史就能学到许多东西。
历史就是人生。
在战争中获胜的集团，得到了赔偿，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战争中受难的鲁杨·
麦德却得不到赔偿，这就是崇尚人权的时代所谓对人的尊重——在发达的现代商品
社会人成了最不值钱的商通过战争灾难——其实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灾难，体现人物
的精神痛苦。
文学喜欢在苦难中升华，深刻崇拜苦难。
采用“大流水”的方式又有可能冲淡“苦难意识”。
我正是不想要这样那样的“意识”。叙述，交待，像流水账一样枯躁，也许还
有点账目不清。忠实得有点呆板，不讨人喜欢却牢靠。
历史丰富鲜活的灵魂会告诉人的一切。
人性的美善和痼疾无不藏在人物的命运里。
“大流水”正是这样流动……
10。悲剧的强大——我写《悲剧比没有剧要好》
也许我应该把《悲剧比没有剧要好》，说成是我创作生活中“过渡时期”的作
品。前个阶段的创作已经画了句号，下一步怎么迈，尚未下决心。正处于不停地寻
觅、拭探、犹豫、努力之中。生活中不存在固定的轨道，作家又怎能循规蹈矩，老
走一条路呢？就在这最不想动笔的时候，天津要办《小说家》，编辑约稿，盛情难
却。我又在天津生活，为天津刊物写稿似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产生了这部
小说。原想写5 个表面毫不连贯、内里却血脉相通的故事，定名为《在四面八方发
生的事情》。由于发稿时间已到和其它原因，写完了“中篇”无法再按原计划写下
去，只好把“下篇”再拉回到宫开字身上，就算收场了。题目也改成了现在这样一
句绕口令。
当初，虽然有某些生活事实、事件、人物吸引了我的注意，激起了我的创作想
象，并且逐渐形成了关于这部中篇小说的构思。形成一部小说的艺术构思，往往要
在头脑里经过痛苦的探索和深思过程才能获得。但是到真正动笔的时候，已经想好
的构思常常会发生变化，甚至是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不足为怪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因此，我总是不大满意自己的
作品，似乎每个作品都有可遗憾的地方。如真要想改掉这些缺陷，却又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所以说，写作真是一种苦恼人的工作，老是不能完美。
写，有苦恼；不写，苦恼就更大。“悲剧比没有剧要好”——对作家本人来说
又何尝不是如此！探索，试验，失败，总比原地踏步或回头走老路要好！
悲剧是崇高的东西。
经典作家是不是说过类似这种意思的话：历史的真本是悲剧，它的抄本才是闹
剧或其它。社会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动力是来自带悲剧色彩的人物。
不管作家的艺术概括多么高妙，多么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但不能代替或超
过历史的创造、生活的创造。生活中的主人，总比他们投在小说中的影子“要丰富、
优美、复杂得多了，（爱伦堡语）。因而，生活中的某些事实，可能是集中了许多
人、甚至是千百万人的智慧，经过长久的酝酿，外心积虑，明争暗斗，或者突然爆
发，明枪明刀。这种人世间集体的创造，有时比作家呕心沥血的概括更集中，更典
型，更富有强烈的戏剧性。
一般的成年人，都希望自己年轻几岁，恨不得变63 岁为36 岁。我结识了一
个人，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为什么是45 岁，而不是60 岁？倘若再增大15
岁，也许我也学圆滑了，不会为该着急的事情动肝火了，不会再担心什么事业呀，
前途呀！……”这是发牢骚，其实他活到90 岁，也学不会通过平庸达到高升的那
一套“当官秘诀”。他是某造船厂厂长，把工厂起死回生，打开局面后，利润每年
增一大块。本应给他记功，却突然被撤职了（不要误会，不是由于政治问题或经济
犯罪行为，纯粹是做了复杂的、现代化的人事关系的牺牲品）。他下台不久，这个
船厂的生产也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套严密的先进的管理体制，
一个单位能否打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单位的头头。往往会出现“人一
走，茶就凉”的事情。
这是明降明撤，还有明升暗降，调离要害部门，削掉手中实权，等等。
这一门学问也复杂得很。我又不想写“问题小说”，所以对这门“权力使用学”
未做过多的研究。只想探索一下在权力下各种各样的灵魂的变异。在描写人物命运
千变万化中捕捉心灵的阴晴风雨，快乐和悲昔。
作家不应该光看到人间在办喜事，还应该看到人间有时也会办丧事。尤其在社
会发展的转折时期，作家对社会的观察力更为重要。作家无法回避人和“命运”的
斗争。这“命运”的含义远远不是古人所理解的只是个人的悲欢福祸，不应该用宿
命论来解释它。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很强大的情性，一种腐朽的势力，它自己腐
烂还要影响周围的东西发炎，对一个人的毁灭有时比帮助一个人成功来得更多，更
快！
准确而强有力地反映现实，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反映不是消极
的，无可奈何的。作者的社会立场不会忽略像宫开宇、呼从简这些人物心灵里的阳
光，不论是作为人的质量，还是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的质量，都是优等的。正因为如
此，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超群的能力，似乎是同代人最
不能饶恕的罪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排斥和挤压。
生活中这样的较量是很多的，就看谁的力量更强大，谁表现得更坚硬。有时被
排斥者是块大石头，照样能把包围他的铁丝网扎个大窟窿。即使这些人在自己的命
运里演了悲剧，他们的事业将被群众记录下来，他们的功绩不灭。
人民对那些为历史的进步做出牺牲的人，是怀着深沉的敬佩和爱的。
我也力图用这些人物身上那种崇高而壮美的悲剧精神，鞭打阴暗，冲涤污浊。
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生活，推动着作家在艺术形式方面也进行方法的探
索。但我写不漂亮，只能争取写得有生气。在有些地方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舞文弄
墨一番，我却尽量表现得简洁。写作就是摆脱文学俗套，其目的不在于出作品，而
在作品的价值及其作用。作家应着眼于创作的目的，而不是创作本身，这大概才能
使作品具有真正的深度。
想得蛮好，是一回事，毕竟还不是十分困难。写出来如何，那是另一回事。要
在创作实践中，完全实现自己的想法，完美地体现自己的艺术追求，那就不是很容
易的了。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心能应手，手能应心，那岂不是进入“化境”
了，即“出神入化”了！遗憾，我还老是留在人间。
11。死的学问和幽默——《阴阳交接》创作谈
时间宣布任何永恒都是虚无。只有死可以对时间发出最有力的挑战——死是一
种永恒的强大。
最终的胜利者是死神。中国叫阎王爷。别看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
人死如虎。
死者为大。
都说明活人怕死人。人死如灯灭，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危险，人还是害怕死了
的同类。如同怕鬼魅魍魍，怕因果报应，怕阴气晦气，总之还是怕死亡突然降临到
自己头上。
人类恐惧死亡，就衍生出许多关于死亡的神话。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成了墨人
骚客永恒的创作题材之一，永恒的还是死。
吃死人。各种各样的吃法。
——拿死者作文章。作者里有死人的亲属、朋友、同事、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
险恶奸诈的屑小之辈。人一死，围绕着他（或她）的人或站在远处旁观的人都可以
据此作文章。各有巧妙不同，诡异橘秘，一波三折，唱念做打俱全。一把鼻涕一把
泪。
一死百了，了不了。
许多问题活着无法解决，等人死了最后盖棺定论，最后摊牌，最后总爆发，总
解决。死后算账。
没有一个单位、一个人，对一个死人长期在殡仪馆里躺着会无动于衷。
“入士为安”——不“入土”死的不安，活着的也甭想安生。
于是我要发明一个词：“死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