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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之所以没走，是因为那几个人说好了，回家一趟，立即结伴去广东打工，小兵不能跟他们跑那么远。但他特别想家，他刚满十七岁，脖子瘦瘦的，细胳膊细腿儿的，分明就是个孩子。一想起家来，睡觉时就偷偷哭，就念起母亲的难处。母亲一旦发病，不要说下地，就连屙屎屙尿时腰带也解不开，母亲有好多次都弄脏了裤子。想起这些事，小兵哭得更加厉害，又怕别人听见，便死死地咬住汗臭冲天的被角。（他母亲也在哭。同村几个人回去，把他们的遭遇讲了，说小兵手掌上的肉都磨成了骨头。）小兵以前很少哭，他单纯的心灵里，永远都在期待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带着他的愿望降临，他的愿望就是父亲能够病好回家，母亲也能够健康起来。太阳东升又西沉，生活中的一切却没有改变，但他并不着急，他觉得属于他的那个明天一定会到来的……可是，来高州城后，那个明天模糊了，他的信心被摧毁了。他只能哭。
哭到次日凌晨，他又打起精神起床，走向工地。
现实明摆着，他不出来挣钱，就没法给父母亲治病。他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父亲接回家医治。他知道麻疯病人是不能接回家的，可父亲被关在遥远的黑色群山里，是多么孤单，小兵想起来就害怕。同时他也明白，就算允许他把父亲接回家，但接回来怎么办？在那里，是国家给钱治疗，接回来谁再给钱？没有钱，别说治父亲的麻疯病，母亲的鸡爪疯也只有两眼看着。
小兵干活是不惜力气的，清晨比谁都上工早，刚吃过午饭，人家还在抽烟歇气，他又去握住了锹把。同伴们看不过，说小兵，钱是挣不完的，你把肠子累断了，没人帮你缝。
可他这么卖命，挣的钱却比同村那几个都少。
陈太学嫌他年龄小，又没经验，给的工钱本来就比别人低好几十。挣不到钱，又不能回去（回去后连挣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小兵开始了偷盗。
他偷的是工地上的钢材。他把那些东西装在蛇皮口袋里，瞅机会以每公斤一块三的价格，卖给桥那边老城区的废品收购部。
这样的事情，早有人干。不仅是陈太学的工地，别的工地也同样。一时间，到处都丢东西，闹得风声鹤唳的。很显然，外面的小偷很难进工地，这都是民工干的，可不管怎么防范，就是阻止不了。包工头们集体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组成联防队，守在红旗大桥上，凡见民工模样的人去老城，都要被搜身；民工稍有不配合，就被扇耳光，即便有十万火急的事，也不准你过桥去。这件事被省报一个记者发现了，回去发了篇文章，闹出很坏的影响，高州城只得撤回了红旗桥上的联防队员，让包工头们自己加强管理。许多工地都派防损员昼夜值班，可依然堵不住缺口：你简直就弄不清盗贼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把钢材偷出去的。
陈太学这天将民工聚在一起，把湿漉漉的手叉在腰上，先骂了一通娘，然后说：从今天开始，老子不派防损员了，老子让你们偷，偷多少扣多少，看是你们偷得快还是我扣得快！下面有人小声问怎么扣法，陈太学把脚一跺：平摊！你们没一个好东西，你们都是贼！要证明自己不是贼，就把贼给我抓住，往死里打！打死了由我偿命，不过就一两万块的事嘛！
事实上，工地上偷东西的毕竟是极少数。由于要平摊损失，没偷的人当然就恨死了那些贼，也希望把贼抓住。可是，工地上的东西照丢不误，就是抓不住贼的把柄！陈太学恨得咬牙切齿，他觉得，贼们不仅是在偷他的东西，还是在向他的权力挑战，因此扣得特别狠，比如丢掉十块钱的钢材，他就照五十块扣。有一些断掉的钢筋，本身就是废物，陈太学照样按正品换算成钱。
工人们被扣红了眼，上工时，只用一只眼睛照管手上的活，把另一只眼睛腾出来找贼。
终于有了收获！这天下午，一个泥水工觉得小兵的动作很蹊跷：他隔一阵就要蹲一下身子，然后再拉一下裤子。小兵是在拌灰浆，拉裤子就是说腰带没扎紧，蹲身子干什么？那时候小兵背对着泥水工，泥水工丢下手中的活，悄悄地绕到另一侧去观察。原来，小兵在灰浆里埋了废钢筋，正借干活的时候把它们藏到身上，再找机会送到红旗桥那边去。
抓偷儿！抓偷儿！泥水工大呼小叫。
所有人都挺起了脖子。泥水工指着吓呆了的小兵喊，就是他！人群一涌而上，将小兵围住了，那些自己也在偷东西的人，表现得格外积极。他们把小兵掀翻在地，扒掉了他的裤子，因为泥水工看得明明白白，小兵是把钢筋塞进裤子里去了。这一扒让众人傻了眼：那正是旧历六月，天热得石头都在冒汗，身上穿条短裤也嫌多，小兵却穿了两条裤子！里面的那条，裤脚用尼龙绳扎得死死的。人们扒掉他第二层裤子，几根四五寸长的钢筋就抖搂出来了。（钢筋从裤腰塞进去的时候，把小兵的腿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
拳头、脚尖、锹把，都像多少天没吃饭似的，朝小兵身上又扑又啃。小兵在被扒掉里面一层裤子时，恐惧得脸色发白，待棍棒拳脚朝他扑咬的时候，恐惧反而消失了，只是痛，于是大声呼喊叔叔们饶命，细瘦的胳膊，在头部和胯部间快速地移动着，并将身体蜷成一团，在地上翻滚。
大家听不到他的求饶，继续打。直到他的声音微弱下去，工人们才罢了手。
小兵身上血肉模糊，头上流出的血，把粘满水泥浆的头发都打湿了，看上去乌黑乌黑的，很脏。工人们吓住了，本能地抬头朝四周看。这一看就看到了陈太学。
陈太学黑着脸，肿着嘴，站在十米远的地方。
工人们想起陈太学说过的话，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贼，再一次把拳头和棍棒向小兵砸下去。
看着那些惟命是从的工人，陈太学猛然间闻到了权力迷人的芳香。
这时候，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陈福从岳父家回来了。看到工地上可怕的一幕，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将车停下，边往这边跑边高声呼喊：一群疯子！流氓！……
话没说完，他就碰到了父亲的眼神。那是把鸡蛋也能煮熟的眼神。
陈福一个趔趄，停下了脚步。
他拖着手，缩着脖子，远远地望着。他已经看不见打人的场面了。他只是寂寞。
在靠近海边的那个遥远的工地，他也曾被人这么欺辱过……
小兵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了，想到家里的母亲和深山更深处的父亲，脑子电光石火般地清醒过来，用手臂护住头，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救他的人。他看到了马芬。马芬站在几十米外的食堂门口，端着半盆水，卟地一声泼了，朝这边瞅。小兵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分开棍棒，裸着下身跑向马芬，可他的腿伤得厉害，还差几米远跑到马芬跟前时，他就跪了下去，声嘶力竭地喊：马大娘——
马芬本来不想管这事的。丈夫由一个穷光蛋变成了老板，使她打心眼里觉得，不管丈夫做什么他都是对的。但小兵的这一声喊，让马芬的心软了，让他想起小兵给她背过的肥料和柴垛了，她说，今天就算了，不要再打了，小兵你自己回家去，不要在这里干了……
这时候，陈太学进了办公室。坐在那把烂朽朽的藤椅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福把小兵的裤子拿了过去。小兵的一条胳膊被打断了，自己穿不上，陈福帮他穿上了，并偷偷地往小兵的裤兜里塞了三百元钱。
小兵一蹶一拐地走下了翠屏山，从家里带来的被子也没拿走。
翠屏山上的别墅群已大体成型，但还有几项工程没修，主要是广场、步行街和健身中心，陈太学承包到了广场，那个广场叫日光广场，很气派。张保国对他说，这项工程做完，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你陈太学：市里决定，要把高州城继续向外扩展，加快高州市城市化进程，跟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
谁也想不到，——可以说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日光广场动手修了十来天，就出了一件大事：张保国被逮捕了！
陈太学听儿子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刚从都江堰回来，一个人在租房里，正往那个小本子上记录这次去都江堰的花销。陈福话没说完，陈太学的手机就掉到地板上了，他捡起来，吹了一口灰，听到儿子的声音还在那里面响起。他说你个狗日的，你听哪个说？陈福说贺经理二十分钟前到翠屏山走了一趟，是贺经理说的。
陈太学关了电话，突然嚎啕大哭。
他一点也不怕别人听见，就对着门哭。由于脖子短，他的声音好像出得特别快，特别粗壮。
他甚至想把门打开，朝着外面喊。他也不知道喊什么，就是想喊。
半个时辰之后，陈太学出了房间，往翠屏山赶，他要面对面让儿子把那事再说一遍，还要从别人口中印证。消息是确实的，人人都知道了。而且有人还蛮有把握地说，张保国这次是因为经济问题落马，发端却是见惯不惊的权力之争。局长马上要退了，张保国想当局长，另外一个副职也想当局长，双方都铆足了劲儿死掐对方。那个人手脚比张保国快，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完全掌握了平时给张保国送钱最多的包工头（这其中不包括陈太学），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让他们联名状告张保国索贿。他许诺，只要这事办成了，以后就把大工程给他们做。这些包工头平时在张保国面前卑躬屈膝，但心里都是怀着怨恨的，既然卖了张保国有好处，那就卖吧。张保国就这样栽了。（陈太学由此判断，那些包工头肯定也跟他一样，有个秘密的小本子。）
本来，上面准备将张保国最后发包出去的一批活收回来，但那样势必引起混乱，就罢了。
陈太学彻底恢复了冷静，他把老婆和儿子都找到自己办公室，沉着嗓门又声色俱厉地说：你们都给我听清了，不管谁问你们啥，你们都装着啥都不知道！马芬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嘛。这是实话，陈太学的那个小本子，是他的绝秘文件；他每次到都江堰，都给老婆和儿子撒谎，说是去进材料，马芬根本就不懂工地上的事，陈福是能不招惹父亲就不招惹，父亲是不是进材料去了，陈福根本不关心。他们能知道什么呢？
说完这些，陈太学又独自回到租房，将那个小本子拿出来，摸出打火机，啪地一声摁燃，却不动，直到打火机上靠近火苗的塑料烧焦了，成黑色的一团了，他那根受过伤的、翻翘过来的大拇指，也被烤得皮肤打皱了，他才将打火机熄掉。
他愣愣怔怔地看着左手上的本子，之后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还差两页，这个本子就记满了。
本子上记下的不仅是张保国的罪状，更是他陈太学的屈辱。
他眼睛一闭，又将打火机摁燃，把本子点着了。
蓝幽幽摇荡着的火光，在风里发出卟——卟——的响声，像是叹息。
当最后一丝余烬挣扎几下就归于彻底寂灭之后，陈太学对着那堆黑乎乎的灰烬说，张保国呀张保国，你平时说我耿直，我也算耿直到家了，我把本子都烧掉了；你都江堰的那个“表妹”，我同样不会说出去，你放心，不管谁来我这里查访，我都不会说。我陈太学该对得起你了吧？
想到都江堰，陈太学又警觉起来了。住在别墅里那个寂寞的女人，对这边的事当然是一无所知，她再给张保国打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了，就只好给陈太学打，陈太学现在怎么能接她的电话呢？想到这里，陈太学迅速把屋子收拾干净了，跑出去换了手机卡。
就在那天，陈太学被传到了专案组。他除承认陪过张保国打牌之外，对别的事滴水不漏……
没过多久，张保国被公开庭审。法庭在老城，陈太学抽时间去听了。陈太学把这一天看成是对自己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因为他觉得压在自己脊梁上的那块石头崩塌了，碎了！虽然还是穿着不值钱的衣裤，但在昨天夜里，他让马芬用瓷盅装上滚烫的开水，把衣服上的褶皱都熨平展了。他去得很早，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地等待着将被告人押上来的神圣时刻。
坐了不到十分钟，他听见不远处有压抑的抽泣声。那时候厅里的灯并没全打开，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在哭。陈太学好奇地往那边移了两个凳位，才终于看清了——那是张保国的妻子！
很长时间以来，陈太学的心没再这么痛过了，可现在却痛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多次陪张保国去“做保健”的事，想起都江堰那栋豪华别墅，他真想对旁边这个披散着长及屁股丫的头发、已明显憔悴下去的女人说：妹子呀，你哭啥呢哭，你没啥好哭的！
张保国终于被警察带上来了，坐在被告席上。
陈太学紧张得手心都快被汗水淹没了，挺直腰杆，比张保国坐得还正。
庭审法官问 ：被告人张保国，你是否还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答：报告法官，我没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的声音是出人意料的洪亮。但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他从骨子里认罪伏法的表现。张保国并不是不认同社会规范和道德的人，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已浸入他的血液里，他做着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心里不是没有罪恶感，只是，当这些事不被发现时，罪恶感就被他自我消解和淡忘了，一旦被揭露，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罪孽深重。此时此刻，他脑子里一点也没想到那个把他推下悬崖的副局长，他只有悔恨，只有良心带给他的深深的不安。
庭审法官问 ：被告人张保国，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张保国又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庭审法官问 ：被告人张保国，你被捕前干什么职业？
听到这里，陈太学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处都在发出声音，要不是死死地咬住牙齿，嘴里怕也会发出声音，果真如此，他就要在法庭上出洋相了。他站起身，朝外走去。
掀帘子的一刹那，他望了一眼张保国妻子的座位。那里不知什么时候也空了。
外面阳光灿烂。这是陈太学进高州城以来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照耀。他没立即去工地，也没回租房，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他的步子迈得很轻快。他甚至想飞。
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腿才有点沉了，步子也才慢下来了。这时候，他东瞧瞧西望望，觉得这座城市原本跟他也是很亲近的。他来高州城这么多年，还亲自参加了新城的建设，儿子儿媳也在新城买了房子，可他一直觉得高州城离他异常遥远，他不管站在街上的哪一只角，都感到距他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现在他不这样看了。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一家夜总会前。
他站在夜总会门外就不动了。
娘的，陪张保国去做了那么多次保健，我都是在大厅里过夜。
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
他一连问了自己三声，才做出回答：老子也要去做！
张保国不敢在高州城做，我敢！
他腿一抬，大步迈了进去，高声喊：做保健，全套服务！……
从夜总会出来，陈太学却懊丧到了极点。
进去时那么豪迈，但给小姐数钱的时候，他的手就哆嗦起来了，就开始骂自己是畜生了。
他垂头丧气地往工地上走，还没走到红旗桥，就看到贺经理迎面而来。贺经理个子也很高，只是不像张保国那样漂亮、整洁。陈太学打起精神，抢上两步，叫了声贺经理。贺经理直杠杠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没理他。陈太学以为贺经理没听见他喊，也没看见他人，就转身追上去，给贺经理递烟。贺经理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手一拐，差点把烟碰掉了。
直到贺经理消失在午后的人流中，陈太学还站在原地。
他没去工地，回了租房。他是怎样走到租房，并躺到床上去的，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那块他以为已经卸掉的石头，又重新压住了他的脊梁，而且比以前更加沉重。
他呻吟着后悔：陈太学呀陈太学，你为啥眼光就那么浅，不事先跟姓贺的搞好关系呢，你以为自己聪明，其实只不过是他妈的是一条狗！你就是一个当狗的命！
这时候，他才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张保国来了。张保国说话算话，这一点所有包工头都承认，而听那些经常跟贺经理接触的包工头说，贺经理说出的话就相当于他吐出的一泡口痰。贺经理比不上张保国。从私人方面说，张保国对他陈太学是有恩的，他不仅让陈太学富了起来，还特别信任他，那次陈太学去接受专案组调查时，人家问的全都是张保国受贿的事，对他在都江堰养情妇的事情，只字未提，这就证明，张保国的确只把那件事对陈太学说了。
陈太学想着这些，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