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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归来，第一次把正宗的西方风尚带入我们家。我的叔叔久经世故，比家里的任何人见的世面都要多得多。在他回来之前，没有人要求我穿和服，父亲上班时穿西装，回家后再换上传统服装，甚至我的祖父也经常穿西装。祖父对西方很感兴趣，他喜欢看美国电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看过一部叫作“空王”的电影。但是叔叔敬三却带给我们他在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他带回来他在巴黎画的油画，在法国拍的照片，在去伦敦和纽约的旅途中画的写生，他还给我们看他用“巴塞”电影摄影机拍的电影，那种摄影机用的是9．5毫米的胶卷。他在巴黎有一辆有雷诺车，自己驾驶，还照了一张照片来证明此事。当时我虽然只有八岁，这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住了我能够记住的全部外语单词，像协和广场、蒙特马利高地、柯尼岛等等。特别是他给我讲柯尼岛时，我听得着了迷。由于这个故事的魅力，很久以后的1953年我第一次去纽约时，第一个星期天我就去了柯尼岛，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坐了滑道车，甚至还尝试了一下跳伞的滋味。
我的父亲也学着祖父那样，总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坐下来刻苦学习，世上再多的钱也不能使他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是有钱却可以提供一种教育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我的叔叔正是这样。他回来后在家里建立起自己的画室，和我们在一起住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在国外学习的四年期间都是由我祖父供养。几年以后，父亲给钱让我在高中的假期里和同学一起去日本的很多地方旅游。朝鲜从1904年起被日本占领，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我们家在朝鲜有一个亲戚，我到过那里，以后又到过更远的满洲。1939年或是1940年，我甚至还乘坐过全空调的流线型火车，它的名字叫“亚洲号”。本来下一步打算去美国，但是由于战争，这次旅行被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家是一个少有的现代化家庭。母亲非常喜爱西方的古典音乐，家里有一个维克多牌的留声机，她买了不少的唱片。祖父经常带她去参加音乐会，我相信也正是她的原因而引起了我对电子与音响复制技术的兴趣。我们经常在一起听欧洲音乐大师的唱片，留声机的大喇叭中发出刺耳的声音。当时可利用的机械式录音设备很难再现交响乐中的全部声音，所以最好的唱片是声乐与器乐独奏。我记得母亲最喜欢恩立柯．卡鲁苏和小提琴家爱弗雷．津巴利斯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著名的艺术家访问名古屋，我们都要去听他们的表演。我记得我们听过的表演中有俄国的低音歌唱家费奥多．查利亚平和当时还很年青的德国钢琴家威尔赫．肯福。当时本地的一个唱片商从国外进口古典作品的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他都要送一套给母亲试听。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总是起劲地去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我读初中时，一种新的电留声机从美国进入日本，我们家当然要买一台。
父亲认为如果喜爱音乐就应该享受良好的音质。另一方面，他后来还告诉我们，他担心听维克多牌留声机那种细弱无力的声音会影响耳朵和音乐鉴赏能力。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父亲不懂或者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是他想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尽可能地听到最真实的表演。他觉得一个人只有通过听最真实的表演才能学会欣赏好的音乐和好的音质。所以当首批新的留声机进入日本时，他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第一台，至少在当地是第一台。我记得那台留声机也是维克多牌，价值六百日元，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那时候在日本买一辆小汽车也只要一千五百日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台新的电留声机中发出的美妙声音，当然是指与老的留声机相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听得目瞪口呆。买了新留声机后收到的第一张唱片是拉威尔的“波雷罗”。我很喜欢“波雷罗”这个曲子，因为它让人听出一种感伤的情怀，再加上新机器逼真的音质，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我把那些唱片听了一遍又一遍，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心中充满了激情，同时也感到奇怪，像真空管那样的电气装置居然可以从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刺耳的唱片中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
我被这个新的发现所困惑，满脑子的疑问。我有个亲戚是工程师，当我知道他自己装了一台留声机时，就很想去看看。于是我到他家去，他把那台留声机给我看了。其实那是一堆零件，用电线连接起来，摊在房里的草垫上。看到这样的东西并不是只有大工厂才能制造，一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搞出来，我觉得真是了不起。事实上，自己装收音机成了很普及的业余爱好，有些报纸和杂志开辟专栏，登出图纸、零件表和说明，告诉读者如何装收音机。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买有关电子学方面的书，并且订了日本和外国的包含全部有关音响复制和收音机最新消息的杂志。不久我就在电子学上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以至影响到我的学业。我把课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到这个新的爱好上，照着一本叫作《无线电与试验》的日本杂志中提供的图纸做一些电子装置。我的梦想是做一台电留声机，录上我自己的声音。随着试验范围的扩大，我对这门新兴技术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真正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学校里是不教的，我必须自学。通过努力，我自己动手，总算是做出了一台很粗糙的留声机和一台收音机。我甚至还把我的声音录了下来，再从自制的留声机中重放出来。
我对摆弄电子装置十分着迷，搞得学习成绩几乎不及格。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去参加会议，讨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校长为了我对传统课程不感兴趣的事又关心又恼火。我记得班上总是根据分数来分配座位。全班有两百五十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个组五十人。每个组拔尖的同学就当组长，坐在教室最后面，然后按照成绩降序往前排。虽然每年班上的座位都会有所变化，但我总是坐在前排，就在老师的鼻子底下，与差生们在一起。
我并不想在此书中妄自菲薄，我可以说我的力学、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错。但是我的地理、历史和国语总是在平均水平以下。由于这种不均衡的成绩，校长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时，父母亲就会训斥我，并责令我甩掉那些电子玩具。我会暂时服从，但是一旦成绩有所好转，就又旧“病”复发了。
第二章
读中学时，我在《无线电与试验》中第一次读到了有关磁录音的文章。那时候在日本甚至拥有电留声机的人都很少，这种留声机的唱片是用虫膝或者铝材制成的，质量粗糙，钢针发出难听的声音，而且很快就把唱片磨坏了。但是NHK，也就是日本广播协会，当时从德国引进了一台钢带录音机。这台机器的设计是崭新的，它用一条金属带作为录音媒体，它的保真度比我们家那台维克多牌电留声机高得多。也就在相同的时候，有报道说，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制造出一种钢丝录音机。我对录下自己的声音很感兴趣，决定自制一台钢丝录音机。实际上我对这种录音机一无所知，但我有年青人勇往直前的热情，我到外面去买了一些钢琴弦回来，就动手干了起来。第一个挑战，至少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设计和制造一个录音头。我搞了一整年，用各种各样的东西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全都失败了。后来我总算弄懂了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录音头的间隙，声音就是通过这个间隙以电信号的形式传输到钢丝上去的，这个间隙太宽了，所以信号都耗散掉了。我一点都不知道偏置电流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样产生偏置电流，而永井博士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能够弄到手的书籍和杂志上都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而我自己的知识又少得可怜。就这样，仅凭知道一点基本原理和简单的实际方法，我硬是试了很久。失败了多次，我感到失望，自信心也受到挫伤，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勇气。
初中的最后一年，我告诉父母亲和老师，我想参加第八高等学校（现在的名古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