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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如果认为我们拥有全部技术就可以高枕无忧，那将是靠不住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明显的优势，所以我们必须设法让它结出最好的果实。我们对实验室的研究和设计已经投入了几十个亿，其它人总是观望我们，一旦我们的头炮打响之后，他们就会利用我们先期投资的好处，挤进我们的领域中来，但我们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我也不想抱怨任何人。我们为自己在这个重要领域中的能力而感到自豪，现在公司管理者的责任在于决定今后十五年内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不能从这样丰盛的果园里结出硕果，那我们一定是在睡大觉。
第二十九章
在东京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召开了一次部门领导会议，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最近在我们的广告中没有看到那句口号，“研究造成了与众不同”。我们必须谈一谈，我说，如果总是说“研究造成了与众不同”，我们的人可能就会认为只搞研究就足以保持公司的繁荣，其实并非如此。我举了法国的例子。法国是一个相信“研究造成与众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卡拉维拉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设计在飞机尾部，这是一种新的想法，很多飞机制造商纷纷投资仿造，法国人没有赚到钱。他们在对原设计的改进和开发中失败了，从而失去了这方面的优势。雪铁龙公司制造了液压防震悬挂的汽车，这的确是一种灵活的概念，并且具有独到的风格。但是他们遇到了问题，不能向市场上大量地推出这种汽车。法国制造先进的武器系统，例如“飞鱼”导弹，在马岛战争中击沉了英国的军舰，还有原子武器，舰船，超音速战斗机，强大的阿利亚娜助推火箭，它可以将卫星送入轨道。（除了少量用于自卫以外，我们日本人不生产武器，根据我们的宪法，也不允许出口任何有“军用可能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参与这方面的竞争。）法国也有高速列车TGV，它比日本的子弹式列车还快，但是其它国家却是到日本来请教高速铁路的技术。
英国人发明了现代喷气式发动机（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德国已经造出了一种喷气式发动机，当时他们只用于生产量很小的美赛施密特262战斗机。德国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开发这种发动机的用途之前就被打败了。）英国人建造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彗星”。但是“彗星”有一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英国失去了在发动机和机架方面的领先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仅仅只是满足于与众不同，那是不明智的。你必须在新的研制成果上做新的生意，这就要求你不断地更新产品，在市场上保持领先。我们的研究主任曾经谈到设计研究部门与商务、经销和市场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性，而我们一直都在试图刺激市场。我相信，日本的工业达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日本的公司总是认为自己还处在落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就甘当学生，并付出“学费“，引进国外的技术，学习最新的技术。但是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只有在加入了你自己的东西以后才会有用，而且你还必须亲手去做才行。
不仅针对我们公司，而且针对所有的公司，挑战在于对新技术、新研制成果和新产品的管理。我们需要大量的新点子。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技术汇集在一起，来创造一个我们将来必需的体系。这意味着很大的变化。我们初创公司时，公司里有一个生产晶体管的部门颐门下，共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以“理”为宇宙本，一个生产录音机的部门和一个生产收音机的部门。将来这种做法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把公司所有的工程力量汇集在一起，系统化地加以利用。我们现在正在开始这样做。只要员工们感到满意，各个部门在公司里能够各事其责，大部分公司，也包括我们公司，至今为止的做法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将来需要更大的机动性，公司某个部门的工程力量也许会牵连到每个地方。懂不懂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工程师将会成为新时代里公司能否成功的考验。我们的竞争对手从现在开始起会有一些麻烦。他们将会意识到不得不从分离的部门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但问题在于怎样去做。将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技术管理都会成为公司成功的关键。
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处在相当领先的地位。在索尼公司，我们每个月召开一次研究设计报告会，出席会议的是公司最高管理人员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次会议都有五到六个报告，介绍重要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负责一个项目的小组必须向我们汇报项目主题，预算，至今为止的开销，计划时间表，实际进展情况，预计提前或者延误完成项目的时间。有时他们会把机器或者设备带来给我们看。举个例子，如果他们汇报的是一种数字式录像机，这的确是最高机密，我们听完汇报后就会让他们出去，然后再讨论这项研究将来在商业上是否可行。我们看到过有些报告是令人惊奇的开发项目，但还是认定它们对于公司没有商业可行性，从而将其搁置一旁。有时我们已经对某些项目花了大笔的钱，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让一个不可行的项目继续下去，还会浪费更多的钱。我们在这方面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是因为研究设计的开销会减少我们的利润，如果它在商业上不可行的话就没有理由继续下去。搞清楚什么情况下停止和什么情况下继续，这是成功的关键。
现在我们的部门很多，几年前我看到公司里进行了不少的重复开发，有些工作在一个部门里秘密地进行，其实它可以使另外的部门也获益。所以现在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技术座谈会，在会上部门的领导人和研究工作者可以讨论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改组了最高机构，增加了一个研究设计的计划和协调部门，这个部门除了向公司负责人汇报之外，还要向通常的财会和计划人员汇报。
在老的体系中，我注意到财会部门总是很迟才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公司的计划部门也是如此。当他们知道了早期阶段的研究和开发的开销和正在进行的项目时，也许已经浪费了一大笔钱。我们毕竟不是研究所，所以当我们决定发展研究与设计时尽己谓之忠，推己谓之吮，“忠”在于积极为人，“吮要求，公司负责人应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具体的目标。
这并不会妨碍我们的人去搞基础研究。我们批准了很多这类的项目。例如我们使用了一种新型的、奇异的材料来制造Video 8录像磁头，这种新型材料就是我们研究中心的冶金专家开发出来的。我们批准研究这种新型材料时还没有搞Video 8的项目，但我们知道高密度录像将会成为重要的领域，所以我们批准了这个项目。就在同一时期，我们甚至还没有想到8毫米录像机时，我们就认为需要研究新的录像磁头系统。新型材料会受到欢迎，也许还需要用到它，所以这个研究项目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有些项目也被搁置在一边，例如我们的一位研究人员提出的高清晰度等离子体显像管。在这个例子中，如前所述，我们投入了一些冒险资本，后来那位研究人员决定离开索尼公司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也许将来我们和其他人可以从中获益，但是我认为现在不能再对那项研究继续投资。
第三十章
我们每年举行一次内部技术交易会，我们把它称为技术交流会。在这个会上各个部门和项目组设置自己的摊位，就像贸易展销会上一样。只允许索尼公司的人进入会场，对外邀请控制得很严。去年来自日本和海外的6，000名索尼公司员工参观了这个展示会。在展示会上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研究和开发的现状，他们经常可以找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有用的东西。我们展示工艺设备和材料，还演示研究项目的现状。工程师和技术员在现场回答问题，有时参观者留下他们的呼叫卡，收集一些小册子，与其他人相约，交换信息，就像通常的贸易展销会一样。
我们无法精确地知道利用这种交流会节省了多少钱，但是我已经学会一件事，那就是对研究和设计进行密切的关注和严加控制，并且尽量将重复的工作减到最少（除了值得从多种途径寻求解决办法的情况之外），我们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如果远期目标既清楚又简单，那当然很好，例如如何制造新型的录像机。但是如果面临的挑战是生产新的系统，即使已经按照一种想法开始工作了，而某种系统却是最好的，你可能错了，因为你对这种系统并不熟悉。例如计算机公司就经常会有这类的问题。在设计一种计算机时，不能把它看作是超乎人们生活系统以外、只具备有限用途的简单设备。如前所述，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必须能够与大信息网络相联，进入家庭保安、天气预报、财经事务、商店购物等等系统。制造这种系统中的一些零部件对公司没有什么作用，一个成功的公司必须搞出所需的整个系统。现在我们生产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东西本身的用途，例如录像机和磁带录音机，将来我们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做生意了。我们制造产品，相信人们会发现它们是有用的，它们也的确是有用的，人们还会发现真地需要这些产品，因为每一种产品都有它自身的目的。但是在明天的世界里仅仅这样想还不行，还要更加广阔一些。
我希望早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专利信息装入一个数据库。今天每个公司为了保持对其它公司专利的跟踪都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些都可以放入光盘，还可以不断地更新。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并把它联入世界范围的信息网络中，那么就会给世界各地的公司带来巨大的好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对某一种专利许可证感兴趣就可以对新的专利进行扫描查寻。
所有这一切在本世纪末会走向何方是很难精确预料的。很明显，到了本世纪末，我们现在开始建设的信息系统，包括电视、计算机和通信都将成为家庭中的寻常之物。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大变革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1．思维和，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可以拿起电话，直接向全世界各地拔号，这个事实对于我这一代人是一个奇迹，但是年青人的记忆却不会上溯很远，他们好像认为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索尼公司实验室主任木口真彦说过，固态元件的发明是现代电子学的开始，是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自从这个突破之后的进展，直到今天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都属于同一场革命中的全部组成部分。电子学上第二次突破的时机已经来到了，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之后还能够干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造出全新一代的元件对我们的生存做出贡献？大型集成电路是令人神往的，但是作为物理学家，我们知道在这个技术方面存在着发展的极限。尽管如此，现在我们还在生产新的集成电路和其它元件，出售制造集成电路的机器，向其它公司转让技术许可证。我曾经谈到过我们开发的制造高质量单晶硅的新方法，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在太空飞行的零重力条件下得出更好的结果。我们搞集成电路已经多年，所以有人说我们可能正在接近其发展极限。为了生产这种元件，我们使用的技术从平版印刷、照相平版印刷、短波长照相平版印刷，直到电子束照相平版印刷。在这些芯片上微缩技术达到了顶峰。下一步干什么呢？在一块纯硅片上到底还能继续多装多少东西呢？
木口相信，新一代的集成电路不应该仅仅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延伸。他想，方法要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元件进行层叠，第一层和第二层光敏材料的作用就像人眼将数据传到大脑一样，第三层中有一些逻辑元件，以后的层中包括模型识别功能。换言之，这种新的元件将会是一种简单的人造大脑。木口说：“我们今天已有的超大型集成电路对于它们将来要做的工作而言太简单了。”
他对生物芯片的想法和分子电子学的工作非常感兴趣。由于美国海军研究的促进，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只脚。由于发现光致变色效应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木口对它很感兴趣。选择一种大的、透明或无色的有机物分子，将它放在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线下面，紫外光线中的光子就会把分子中的电子撞出只是意志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不同的唯意志论者的理论各，于是分子扭转，变成蓝色。再将可见光照在上面，它又恢复原状，失去了蓝色。这样一来就有了两种基本状态（“开”或者“关”）的记忆，这正是电子技术的基本建筑模块。
因为木口想到现在的技术只能再用十年，他加快了很多领域中的工作，为以后的需求做好准备。他的担心是将来可能没有足够的科学家愿意从事基础研究。但是我们两人对此事都持乐观态度。我们保持乐观的理由之一是《应用物理学》上作为参考文献引用的日本人的论文稳定地增多，1960年时只有2…3％，而现在已经超过了30％。我完全没有他那种悲观的想法，他认为当日本在对改进工艺技术做出重大贡献时，例如干式蚀刻，激光聚焦等等，如果别人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的科学家还是只好跟在他们的后面。虽然我们索尼实验室出过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日本一共只赢得过三次诺贝尔物理奖。然而就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怎样把想法变成现实这个方面，我们一直很成功，也很具有创造力。
几年以前，我们在横滨附近的一家实验室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公司国际科学会议。来自英国的职员提出了数字化磁带录像的想法。六个月以后，在下一次会议上，该实验室的索尼工程师就拿出了根据英国人的想法做成的样机。我们的外国同事们感到十分惊讶。一位英国职员说：“对这个想法我们本来可以等上十年再动手的。这样的事在英国不可能发生。”木口指出，即使在贝尔实验室里，如果他们有一个新的想法，他们也总是先在计算机上试一下。但是在这里，如果一个想法听起来觉得合理，那么一个研究人员通常情况下总是会说：“做一个看看它怎样工作吧。”
帮助全世界人民生存下去的技术并不都是掌握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手中。但是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来开发这种技术。我们已经在石油危机中证实了这一点。多年来，对于石油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我在脑海里可以想像出一条虚拟的由运油船组成的输油管道，它们在两个方向上艏艉相连，从日本延伸到波斯湾。名古屋造船厂建造用于百万吨超级油轮的干船坞时我乘坐直升飞机去过那里。在长崎港建造了另一个百万吨级的干船坞，有人预计经验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是唯物主义经验论者。而贝克莱和，照这样干下去，在我们这一代人油井就会被抽干。但是在建造出超大型油轮这个庞然大物之前，石油禁运开始了，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前面说的那样，结果却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学会了节约，我们度过了危机，保持了繁荣，学会了在消耗更少的石油的情况继续发展。
原子弹曾经在日本的两个城市里一瞬间就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日本人民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能源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厌恶和惧怕感，尽管如此，我们26％的电力是利用核燃料产生的，这个比例比法国少得多，但是比美国还要多一些。我们有三条国家无核原则：国家不制造、不保留也不引进核武器。我们自己的核动力演示船在商业营运上失败了，正准备停止服务。来访的美国核动力战舰曾经引起了街头的骚乱。今天仍然有抗议行动，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也很少出现暴力。即使在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和平利用核能是有好处的。在建新的核电站时，还是有人抗议，但最终电站还是建起来了，因为人们懂得电力对于我们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出席了1985年日本的摇滚乐义演大会，它是为了呼吁对非洲饥民的援助。不仅仅是在非洲，地球上很多其它地方的人民也在挨饿。我知道可以利用技术使每个人都吃饱。1985年的科学博览会上，主要的展品中有一棵蕃茄树，上面结了两万个蕃茄。这棵树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只用了少量的加了营养液的水，这种营养液在一种叫作“黑波尼卡”的闭路系统中保持循环。
我并不认为世界上的人只吃蕃茄就行了，但是这个展品和我知道的很多其它东西证明了只要我们开动脑筋用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