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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对象；后者是本原的存在，是，他才十四、五岁。我的父母大为震惊，不愿意让他去，但他还是坚持要去。他离开家时，我记得母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我送他上火车，我也哭了。他参加了海军飞行训练，幸运的是他还在训练初期阶段时战争就结束了。三兄弟经常同时在海军的飞机上飞行。我们试图制造一种热跟踪武器，为了进行试验，我经常带着试验仪器乘坐夜间飞机，我的同事教我开飞机，当然不是正式的。有一段时间里，三兄弟同时在空中飞行，母亲对我们在战争中活下来已不抱希望。幸运的是我们三兄弟居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没有受伤。
对美国的战争是一个悲剧，它使大部分日本人感到震惊，尽管宣传媒体全都指责西方国家联合攻击日本。在二、三十年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然不懂那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但是到了1934年我十三岁时，我们每周都要接受两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我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苏联是潜在的敌人，有可能与苏联作战。我们受的教育中说共产主义是危险的，日本人进入满洲是为了确保边境，建立一个保护日本、防止共产主义的缓冲区。
头脑发热的极端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一些少壮军官当时在日本国内外制造了几起严重事件，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对前景都非常担心。1932年，一批极端分子与四十二名少壮军官攻击了所谓的“华族”，杀了大藏大臣井上顺之助和三井集团的财阀、男爵段田隈。过了不久，在同年的5月15日，他们暗杀了总理大臣犬养毅，砸了掌玺大臣的家和一些大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他们还抢了日本银行和三菱银行。
这些事件警告了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虽然暴乱者是想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很多保守人士的眼里这些事件却像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936年发生了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另外一伙军人占领了首相官邸和战事指挥所，暗杀了首相斋藤，他曾担任掌玺大臣、负责军事教育的将军和大藏大臣等要职。他们打伤了宫内厅长官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述了数学的辩证本性和现实根源。20，所以引起天皇对他们龙颜大怒。最后动用军队实施镇压，枪毙了十五名军官和其他一些帮凶。
虽然这次暴乱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上层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受到了这次打击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年青的法西斯分子虽然是被导入歧途，但他们也是想唤起人们的同情。在日本有这样一种传统，人们同情那些敢于反对强大势力的人，即使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是错误的。日本的很多民间英雄都是一些为了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献身的人。从三十年代起军方就加强了对政界的控制，法西斯分子开始主宰国策。在这种气氛中人们很难出来说话。甚至在议会中也很少有人敢于反对军国主义者，如果有人出面说过一次反对意见，他就不可能得到第二次机会了。军国主义者占了上风。
不管什么时候父亲与他的朋友聚会，他们都会谈到时局的危险。他们是商人，他们的思想比法西斯分子开明得多，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公众场合只有保持沉默。
学校里的年青人只知道相信当局的话，那时的新闻是有倾向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被加以美化。有些人听说了攻击中国城市的传闻，还有在南京发生的事，我相信父亲听到的比他说出的多，但是年青人很少关心这类事情。我知道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物的全体和相互联系出发，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但我绝对没有想到战争。
我自己做了一个与收音机相连的闹钟，把它设定在每天早晨六点叫醒我。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8日，在美国还是12月7日，我的闹钟自动地打开收音机，我听到广播说日本空军攻击了珍珠港。我大吃一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条消息惊呆了，我记得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从小到大，一直相信西方的技术高人一筹，例如，那时只有在美国才能买到金属真空管，而在日本我们没有任何同类产品。我自己就买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真空管做过试验。由于通过电影和汽车、留声机等产品，还有我叔叔了解到美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大错已经铸成。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报纸上一直在刊登日本军队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我们打沉了两艘以前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主力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与雷普尔斯号；日本军队还占领了菲律宾和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12月份；我开始想，我们的实力比我认为的更加强大。战争一旦开始，广大公众，也包括我的父母，都相信除了为战争共同努力之外没有其它变通的办法。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着美国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新闻，诸如歧视日本人的移民法，要求我们撤离中国和满洲，而满洲正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缓冲地带。到处都可听到这样的叫嚣，赤祸对日本是危险的威胁，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保护我们，使之免受其害。
军国主义的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看上去都像是天皇的御旨，他们强迫大人和孩子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学校的校长在背诵《教育敕令》时发生了一点错误，就要自杀赎罪。警察和特警四处巡视，只要他们怀疑一个人有一点不忠诚、不顺从或者不恭敬，就将其逮捕。当电车经过东京皇居周围的时候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注意对感性经验进行辨别，售票员必须及时通告，每个乘客都要行鞠躬礼。学校的学生要对写有天皇圣训的随身携带的神龛鞠躬。这些都是军方用来控制国家的办法，像我和我的父母这样的人也只有顺从。对这些做法怀有不满之心的人其实不少，但是要想表示出来却很难，也很危险。反抗者被送进特殊的“教化营”中，如果再顽固不化，就会被迫去干最卑贱的苦役。所有的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都被管制起来并关进监狱。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得到了中尉军衔，并奉命返回横须贺的光学部。根据一个简短的命令，我被调去帮助监督一个特殊小组，它已经疏散到了乡下，在那里研制热引导武器和夜视瞄准器。我们的基地设在镰仓南边的逗子，那是一个小镇，正对着相模湾。我们的组长是一名大佐，组员中有一些高级军官，加上两三名像我自己一样的中尉和几名少尉。一位年长的中尉当值勤军官，相当于总务长，那就是我。如果在舰上，我应该是甲板值勤军官。我必须处理生活中的所有琐事，包括为小组提供食品，尽管我担负着这样的工作，但是身处乡间的环境，还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工作站是一所西式房屋，表面用灰泥装饰，还附有一个庭院花园。电影厂常把这里作为西式背景使用。房子建在海滩上面的悬崖脚下，我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那个旅馆已被海军租用，作为军官宿舍。我每天早晨沿着海滩从旅馆走到工作站去上班。那时美国的B…29轰炸机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轰炸东京、川崎和横滨，回来的路上正好从我们那里经过，但是海滩上有时却像度假胜地一样的安宁，看上去有些不协调。
虽然我还年青，但在家里我已经受过大量的管理训练，所以我可以照看全组人的生活。小组的食品短缺，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进行补充。我手下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尉，他与逗子的一个鱼店老板交上了朋友，这个老板经常到海滩上来。作为海军，我们配给了一点米酒，米酒当时是很紧缺的，于是我们用米酒换取新鲜的鱼。但这还是不能满足年青人的食量，我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利用军邮给家里发了一封信，让他们寄一桶酱油和一桶豆酱来，上面注明“供海军使用”。当时盛田公司正在为陆军生产脱水豆酱，日本人生产这种东西并不需要更多的原料，只要有酱汤就行了，公司还为海军生产一些酒精制品。这样的货物看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我做的一件违反规定的事，虽然我明知违反了规定，但是当时我们只有想些办法才能生活下去，而且我想如果有人追究，我也可以成功地为自己辩护。豆酱和酱油运到后，我们把它藏到地下室里。只要一有鱼，我们就用这宝贵的贮藏品交换。用这种办法，使得小组的人都吃得饱一点，在困难的环境中得到快乐。
我隶属于一个特别项目组，这个小组由陆军、海军和非军方的研究者组成，工作是开发热搜寻装置。为了这个需要大胆而又赋有创造性思维的任务，我们集中智慧迎接挑战。我们组里的一位非军方代表是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当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是注定对我的人生起巨大影响的人物。井深大比我大十三岁中对物理事件进行时空描述时所使用的语言。卡尔纳普等人，但是他却与我结下了忘年交，成为同事，合作者，以及后来创建索尼公司的共同奠基人。
成为这个研制小组的一名成员对于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虽然我年青气盛，但是我却习惯与长者为伍。我们聚会在一起，搞一个超前时代的项目。小组的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不短，大家彼此非常了解，但是对热搜寻装置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进展。美国的响尾蛇导弹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制造的那种装置，它直到战后才问世。那时我只不过是才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但是在开联席会议时我会遇到著名的教授和陆军军官，他们会在桌子对面倾身问道：“对于这一点海军是什么意见？”对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尽可能严肃地回答：“嗯，先生们，海军的看法是．．．．．．”在这种时刻我会由衷地感谢父亲的训练。
井深先生对小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原来在自己的日本测定器公司里设计出一种大功率放大器，它通过检测地磁场的扰动可以探测到水下三十米处的潜水艇。这种装置悬挂在飞机的下面，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井深先生的放大器，它的能力足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并把它的频率从1至2Hz变到易于察觉的600Hz。我听说在对这种仪器进行全面试验时，曾在台湾附近侦察到26艘潜水艇，但是在实战中为时已晚，当这种仪器准备好了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配置这种仪器了。日本丧失了制空权，美国军队正在逼近日本本土，他们攻打南部的一系列岛屿，每天的轰炸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工厂。
随着的时间的推移，对东京和川崎、横滨所有的工业、军事区域的空袭日益频繁，我们的军港在三浦半岛上，这些被炸区域就在我们的北边。不管什么时候发生空袭，我们周围都会响起警报属山西绛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患时俗放荡，儒术冷落，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炸，但却还是要受到惊吓。在我看来，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悬崖下面，很难被炸弹炸到，另外，谁会来炸我们呢？我们并不是行动的军事力量，我敢肯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这不是从军事上考虑，而是从逻辑上来考虑的。即使挨了炸，那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听听我的想法。
我把话说得尽量简单一些：“根据海军条例，无论什么时候响起警报时我们都应该起来，穿上军服，消防泵人员到位。但是我们的位置看起来不可能遭到轰炸，所以以后即使响起警报我也不想叫醒大家。”其他的人似乎都喜欢这个做法。
“另一方面，”我又警告他们说，“如果有炸弹落到这里我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完了。”同事们都乐意地接受了我的推断。为了向他们表示我的意思，我搬出了旅馆，非常戏剧性地把仪器都搬到工作站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我觉得美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轰炸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最后，我们在那里再也没有做任何真正重要的研究，与其每次警报都起来，第二天又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疲惫，还不如蒙头睡大觉。
第三章
1945年的七月和八月中，几乎每天每夜都有对东京和横滨地区的空袭。我们可以看到银色的B…29飞机在轰炸内地之后从头顶飞过，附近的高射排炮向它们开火。有时从窗口可以看到B…29被击落，掉到海里去。曳光弹划过天空，弹片撒向大地。空袭时可以感觉到地面在颤抖，但是大部分空袭时我们仍在睡觉。我想我们不应该承认这一点，但事隔多年，现在那些军纪已经过时了。
当时我大为担心的是军方将无视局势的恶化，坚持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所在的三浦半岛就会变成厮杀的战场，成为疯狂的军人们的最后一道战壕。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军曾经有过一个入侵计划，叫作“奥林匹克”，准备在最南边的九州岛登陆，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所在的地区聚集着大量的重要军事目标，是不可能幸免于难的。如果情况糟糕透项，在杀向东京的路上就会遇到殊死的抵抗。遭到原子弹袭击后，我知道我们正在走向危机。以后的几天内，很多军人都决定出“公差”去看望他们的家人。而作为一名值班军官我却不能离开，尽管局势越来越糟糕，而且变得令人迷惑不解。一天我接到一个命令，让我到名古屋去完成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家离名古屋不远，所以我要求休一天假去看望我的父母。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我记得走之前我对其他军官说过，很有可能在我没有回来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如果真是那样，谁也无法预料我们工作站的前景。海军甚至会命令我们集体自杀。如果他们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话，我说，我是不会回来白白送死的。我决不是在开玩笑，一个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官是不应该向他的上司讲这番话的，但我还是说了。一名中尉非常生气，大声叫道：“盛田中尉，你在胡说些什么？如果你不回来，我将要告你临阵脱逃！”这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厉害的威胁。
我转身朝他平静地说道：“中尉，一旦战争结束，也就不存在临阵脱逃的罪名了。”
在名古屋完成任务之后，我急忙赶回老家小铃谷村，家里的人当时都住在那里。名古屋市和整个爱知县都成了美国空军的目标，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工厂，包括防空火炮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著名的零式战斗机就是在名古屋生产的。截至七月，名古屋工业建筑的一半都被摧毁或者严重损伤，以后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由于轰炸，百分之三十二的居民无家可归。平民区也不安全，所以很多不必要留在城里的居民都搬走了，就像我的父母那样。轰炸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家园。其实名古屋的情况比横滨、神户和东京还好一点，横滨无家可归的人占69％，神户是58％，东京是46％。这种情况给涌入大量避难人口的乡村带来了很重的负担。
我日后的妻子当时还留在东京，和她的父亲、兄弟在一起，家里其他的人都到乡下亲戚家去了。他们在东京空袭时就躲在家里后院一个拥挤的防空洞中。一天夜里，他们家那所别致的老房子被燃烧弹烧毁，以后他们只好伴随着变成了一堆瓦砾的家园，躲在防空洞中过了好几个星期。那所布满了书籍的房子燃烧了很长时间，良子好几天都在余烬上做饭。
我回到家看到家人时正是八月十四日。重新团聚是令人高兴的，但是父亲却显得十分焦虑。他担心的是战争的结束。就像当时的大部分日本人一样，长期以来，他已经感到将会战败，但却不知道是个什么结局，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向我承认过，他曾打算搬到更远的地方去住。我对他说，那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据我所知，由于每个人都前途未卜，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与其它地方相比，安全程度是相同的。没人知道美国人会来干什么。我告诉父亲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了。我们一直谈到午夜以后我才睡觉，太累了。
第二天清早母亲就把我叫醒了，我几乎完全没睡。母亲很不安，十分激动地说裕仁天皇中午要发表广播公告。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五日。天皇要对全国发表讲话这条消息本身就足以令人惊讶。异乎寻常的大事即将发生。日本人在此之前还从未听过天皇的声音。普通的人根本就不允许看见他，即使他乘汽车或火车路过时，也要求路旁的人转过脸去。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无论如何，我还是一名海军军官，我穿上了全套戎装，挂上佩剑，在聆听广播时保持立正姿势。广播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传出了嘈杂的背景音，终于发出了天皇陛下高亢而又尖细的“玉音”。
虽然日本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却知道这的确是天皇。他的讲话用的是一种非常讲究的、古老的宫廷语言，虽然我们并不能逐字逐句地听懂，但还是知道他要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什么。大家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