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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记得其中的许多细节。在那部电影里，农奴强巴因为为寺庙的佛像涂金，被金粉迷了眼睛而双目失明。很多年后，我迷失在哲蚌寺，无意中闯入一个殿堂。一尊身高达数十米的巨大佛像令我怵然一惊，这不仅因为这个我平生所见最为巨大的躯体，使我除了仰视和匍匐不能采取任何其他的姿势，更因为它的丹凤眼所透露出的那种温暖、容忍、慈爱，无法用虚假二字一笔勾销。我在整个成长年代里被训练出的对它的敌意顿时不见踪影。午后的哲蚌寺，宁静、慵懒，空无一人，我感觉到被神明注视的幸福和荣耀。我不知该感激神明，还是感激像强巴一样奇妙的手。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再高明的工匠也不可能虚构出一个如此“真实”的神，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神奇的手在空气中复原它身体上每一个应有的曲线。这让我确信自己是在西藏。我从不拜佛，只有在西藏，我那么自然地匍匐在地。
没有亲历过阶级斗争的这一代人注定让所有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泡汤，这一点如同夏虫不可语冰一样毋庸置疑。对暴力的渲染已经无法令我们少见多怪，即使在内地的任意一个地方，极权时代的暴力也毫不逊色于旧西藏的剥皮抽筋。在灵魂深处，青春的力必多开始挤占意识形态的份额，这时的西藏，被各式各样的包装裹携，出现在我们面前，势不可挡。与老旧的黑白片对照，它绚烂、神奇、浪漫，刚好为青春期供大于求的力必多指明了去向。或许因其无与伦比的高度，西藏是一个迷路的人最容易选择的目标，更何况它有着百变之身，变成无数明媚妖娆的照片，变成李娜、朱哲琴、韩红的歌声，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巴荒的文字，《藏地牛皮书》，以及在盗版光盘上才能目睹的洋人的胶片，煽动我们的双腿。我明知与少年时期的阶级教育一样，这时的西藏已被众多的来路不明的符号所绑架，它所发出的未必是自己的声音，但这丝毫不能降低我对西藏的向往。西藏是横在我面前必须迈过去的一个界限，由于我的软弱，我一再拖延自己的行程。
于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余纯顺成为一个大英雄。他的业绩是徒步走过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它的壮举并不比一个普通藏民更加伟大，因为藏民们不但要在藏区徒步行走，而且经常要负重、劳动、应付各种无法预料的灾难，即使是徒步朝拜，其强度亦丝毫不亚于铁人三项赛。如果余纯顺是伟人，那么我就更应该向高原上的每一位藏民致敬。但后者显然不会写日记，不会发表，甚至无法用汉语同我们交谈，因而他们的幸福与痛苦，都只是他们的隐私，都伴随天葬台上纷飞的肉沫而告诉了鹰隼。余纯顺的表情是专门给以上海小男人为代表的都市侏儒们准备的，高原使他有了炫耀高度的资本，但他不能以青藏高原为参照系，无边的高原会嘲笑每一个冒失的征服者，使那些自命不凡的身影显得可怜和渺小。关于这个问题，余秋雨先生显然与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写：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1＇
这段类似于“文革”庆功信的文字，颇有点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将整个高原作为英雄的布景和陪衬，这样的“三突出”原则显然不适用于西藏，甚至，不符合余纯顺的本意。如果我的猜测正确，那么余纯顺从未有过绑架“壮士”这一称号，或者将自己的旅行与寻求真理一类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的企图。西藏并不需要观赏者，更不需要征服者，即使从不怠慢远道而来的人，但他们显然无足轻重。所有旅人都只是过客而不可能成为永恒，他们不是英雄而最多只能成为乞丐，他不是征服者或者施予者而正好相反。顺便说一句，在西藏，乞丐这一称谓与轻视无关，许多藏民都是通过沿途行乞去朝拜的，因而每次在公路边上遇到行乞者，我都会投以尊敬的目光。
我不知书本上那些颇为吸引眼球的旅行是否真的构成探险，没有任何人能为此提供证据，然而这些文字听上去却像红头文件一样确凿无疑。它们仿佛浓烈的青稞酒一样迷惑我们。在这份由想象提供的欢乐里，西藏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对于西藏的冲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这些信息的蛊惑，它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指我并没有什么心理疾病需要治疗，我敢爱敢恨，敢写文章骂领导，从来不舍得亏待自己；说复杂，是因为那种冲动是一股神秘的力量，我至今不能对它作出理性的分析——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己祖国版图中的一个地域如此向往？是因其自然、宗教和文化奇迹在四千米高度上的巧合，还是企图背叛四平八稳的生活而投靠眩晕、梦游般的流浪？果真如此，那么，被切？格瓦拉和马尔克斯联袂渲染过的美洲大陆，那些被丛林覆盖的神秘金字塔，不是更加深邃和鬼魅？西藏向每个人提出问题，但没有答案，答案藏在每个人的腿里，并且关乎他们生命中最敏感的部位。
三
没有任何征兆，西藏在一个沉闷的傍晚突然出现。那天，北京电视台的导演卢小南给我打电话，尔后我们就相约在一尊毛主席塑像下见面，同来的还有主持人金毅。短暂的交谈之后，我就成了一部电视片的艺术顾问，并因此获得了随摄制组进藏的机会。一件等待已久的事情突然到来，剥夺了我做出一个苍凉而绝决的手势的可能。西藏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如我文前提到的那位朋友一样。这将使我的文字大为逊色，因为我的西藏之行，缺少了必要的悲壮成分。
有一点或许可以事后炫耀，那就是我向整个摄制组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我的童年时代有整整一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白雪皑皑的高原，与无菌的病房颇有几分相像，会本能地诱发我对于疾病的记忆。但为了避免与西藏失之交臂，我守口如瓶，到最后都没向组织坦白交代。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暴露出自己的任性、自私和不预全大局。
高原的酷寒缺氧和我被病变撕扯得奇形怪状的呼吸系统，会合谋在途中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吗？无法呼吸的记忆是那样深刻，肺部缺氧的痛苦要远胜于胃部缺食，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折磨的我或许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发言权。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通过一次被努力拉长的呼吸来为肺部争取一点氧气的艰辛，那点吝啬的空气如同爬过一片粗糙的山石一样，艰难地穿过我的喉咙，到达目的地时已所剩无几——缺氧于是成为我青春年代的象征性意象，而黑紫的嘴唇和凸出的双眼则成为我的标准肖像。疾病甚至改变了我睡眠的姿势，我只能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度过整个夜晚，每一分钟都像用冷水深化冰块一样缓慢和艰难。据此我曾被宣布与西藏绝无缘分。但那一天我却把这一切忘记——也许是有意回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剥夺了疾病出来表态的资格。我用了一个星期进行准备，包括添置必要的设备，诸如防水鞋、手电筒、水壶和刀，并且通过北京台的制片人吴群和他的女朋友李小萌打探珠峰的情况。我把沿途携带的所有家当摊在地上，并不止一次地端详地图上那片红铜色的土地，这时我才发现，西藏就在眼前了。
旅途令人狼狈不堪。疲惫删去了所有虚张声势的表演，那些浮肿的豪情和虚假的浪漫，剩下的只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诸如如何跨过一座坍塌的桥梁，如何应对空虚的胃肠，如何尽早结束一天的行程，等等。而奇迹，就混迹于这些庸俗问题之中，悄悄地到来。翻越唐古拉山口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也就是说，漫天的飞雪将我们全部变成瞎子，它的险恶在于涂抹了道路与悬崖的界限，把危险送到我们身边同时又将它遮盖起来。但我们不能停车，那样会导致一连串的追尾，只能硬着头皮在湿滑的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显然这是一个因为赌注过大而显得并不好玩的游戏，每个参与者脸上都布满负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雪的恐怖，地道的“白色恐怖”，仿佛预见了上帝盖在死者身上的雪白布单。我不知道从上帝的视角除了看到山脉的瞬间变化外是否可以看到人们的表情，而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降临的阳光是出于恻隐还是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了他的考试。我相信飞旋的风雪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可以像雨伞上旋出的水珠一样飞旋出去，我甚至已经听到了在游乐场可以经常听到的充满快感的惊叫。但上天不开无限度的开玩笑，他分寸得当，刚好在生死的临界点上终止了游戏。但在那漫长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任何所谓超越极限的英雄感而只有一点可怜的求生本能，我知道，在西藏，任何一点狂妄都可能受到制裁。
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对司机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离奇的故障，平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尝试过各种救援办法，但是崎岖颠簸的山路对我们想出的所有办法都提出否决，最后一个办法只能是把车抛在绒布寺边上，等我们开车到拉萨，购买一个新水箱后，再返回原地，更换水箱。这样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个星期。
将风和日丽这个词语用于修饰唐古拉山口，令我多少觉得有点离奇，我甚至感到一点受宠若惊，我相信并非所有人在刚刚进入西藏边界的时候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已对这些山神的性格多变习以为常。此刻的海拔表显示的高度已超过了五千米，我的呼吸系统比汽车的机械系统要正常得多——越野车的发动机那时正因缺乏氧力燃烧不充分而显然棉软无力，它像服用了鸦片一样一厥不振，而我却格外清醒。我等待着身体内部的那只魔手突然掐住我的脖颈但它始终按兵不动。
我警惕着埋伏在草丛中的蛇，但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突然昂起头颅。如同一部惊险片的最后，凶杀并没有发生，放松之余我感到略微的失望。它不仅使我携带的繁琐的药物成为累赘，而且使这趟极限之旅（至少对我个人如此）仿佛一次平常的外出，以致于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的这趟旅程更像是一个谎言。
事实证明，西藏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近人情，尽管道路遥远而艰辛，我们不必把这里当作刀山火海，也无须把自己的旅程想象为某种壮举。天堂或者鬼蜮，皆是人为的想象或者杜撰。这里与我们的家园没有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出区别，那就是那里的常住居民还包括神明，它们占据着一定的人口份额。但是神明偏好最朴素的愿望，对豪言壮语心存反感。明察秋毫的神明早就看穿旅行者的阴谋——他们一面在记录本上写下悲壮的语录，一面劝说天真无邪的藏族少女在清沏的圣湖边脱去衣服……
四
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定日以后，我们汽车的时速就再也没超过过十公里，再也没看见过河流和植物，只有灰色的石头，如同被天国废弃的单词，把没有止境的山坡堆砌成冗长乏味的史诗，令人无法回避。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词语的顿挫逐渐变成脚下的起伏，成群结队的石头把我们一级一级推离地面，使我渐渐辨识出从下一座山峰背面传来的神灵的喘息。我误以为最高的神总是喜欢离群索居，但在这世界最高的山脉上，始终有虔诚的藏民与高傲的神相伴。在这空气稀薄、草木不长的地方，时而会见到一些村落和寺院，冷漠的风雪中夹杂着人间的声息。这很像虚构，但这并非高原上的幻象，西藏擅长于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我们认为荒谬的地方，生长出真实的树干。有时我会认为性格狂暴的风是山上惟一的居民，但在它扭曲的表情后面，我却会意外看见驮盐者安祥的脸。一群驮盐者可能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们的幸福或者痛苦在灰冷的岩石衬托下显得极为生动。羊背上的盐巴可以唤起我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比如温热的食物、妇人的乳房以及婴孩的啼哭，这种想象使我对高山的描述陡然发生转变，它不是为人们测量体能而准备的巨大仪器，而是一片生存之地，从每一条山路上都可能发现生活的线索，看到绝望的积雪与铁锅里灼热的肉汁的联系。许多与温度有关的词汇隐藏在那些冰凉的景象背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一位朋友说：“一切生命活动都只能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如果你站在难以看到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感到生活本身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滑稽的。你渐渐走近它，就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严肃，痛苦或幸福都是那样真实，每一个事件都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重大意义。”＇2＇用这段话形容西藏恰如其分，只是“在最近的距离内观察西藏”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们与藏民不生活在同一平台上，其间有着几千米的落差，这样的空间差距又在时间中加深。空间的差距是一个定量，但它进入时间的公式之后，就成为变量，像一条从篱笆中脱颖而出的狗，不规则地奔跑，瞬间就消失了身影，令追踪者望尘莫及。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人类学家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B？N？Aziz）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
在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崇山隘口之间和咆哮轰鸣的河流两岸，有数不精的小路。在每年大部分时间里，喜马拉雅山区的山民们就在这些小路上来来往往，他们携带着货物、传递着消息。就在其来往中，文化在融合，命运在变化，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先辈的历史上继续学习和建设。它使人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早期的迁徒与变革浪潮是怎样越过这片介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地带，并巩固了只不过是在悠久历史的最近时期才在定日出现的变革与流动性的种种现实。＇3＇
这是一个混淆了天国与尘世的地方，藏民、探险者、神祗与幽灵，分别寻找着自己的通道。高山给所有的过路人以不同的待遇——它使藏民保持着凡俗艰辛的生活，却给探险者戴上英雄的勋章。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讨厌用“征服”这个词来造句——无论主语和宾语怎样调整和置换。问题不在于谁坐稳了主语的交椅，而在于句子中所有的词语都必须服从于由谓语（即“征服”）所确立的规则，仿佛数学中的“》”号，“征服”一词露骨地表达词语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不可能像“=”号那样划出一条可以互通的道路，因而它所指明的去向必将是一个死角，只能像刀尖一样，指向邪恶的结局。
与其说“征服”是一种不合理的欲望，不如说它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它显然是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实力，而对整个世界贸然地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这势必造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而结果，自然是不言自明。寻找这方面的例子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无数无家可归的尸骸，就是“征服”一词的最恰当的注脚。
固然也有胜利者，但他们的胜利是虚拟的，只存在于想象里，并且像肥皂泡一样经不起风吹草动。因而，维持这样的胜利比获得它更加艰难。更常见的事实是，许多征服者的伟业在身后都土崩瓦解，所以，我对征服者或者英雄这样的光荣称号从来都心存怀疑。
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教育并没有深入人心，这几个被血红的宋体字夸张了的口号，充分表达了人类的无知和妄自尊大。它是地道的谎言，却被我们奉为真理。人类思维的单向性在类似的口号中暴露无遗——他们提议在天地万物之间选出一个领导者，并且一厢情愿地把选票投给了自己。自然界当然不会与人类为伍，可惜人类听不到来自自然界的批评，没有任何媒体能够表达自然界的意愿，因而人类就成了自告奋勇的专制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却听不到任何有关政变的风声。这种简单的一元化思维既违反了“天人合一”的祖训，又与多元并存的现代民主思维格格不入，显然，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