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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委任主教，以便得到那里的人们缴到政府的税收，期限在一年以上。虚浮
不实的人们时常升任要职，充当主教或教会法院的职员。教廷政府自己也因
为徇私，任用私人，以至后果不堪设想。贵族和城市的上层人物都希望控制
教会神职来获得土地和收入，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争夺教会神父的职位，
以此来控制一个地方上的教区，获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主管一个教区的神
父一职，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却不愿去当无利可图的传教师。这就造成
了一种结果；最基层的教会渐渐趋于瘫痪。这种空缺使民间宗教得以发展。
教廷驻地罗马城的修建，可以说明教会世俗化的程度。罗马本身虽然也
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不是商业和制造业发达地区，而是一个消费中心。教皇
治下的罗马城，只是教皇的统治中心，教会行政体系在这里特别发达。各种
机构从各国征取金钱，形成教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钱财常被教皇用来修
建罗马城。在阿维农之囚和大分裂时期，城市迅速衰落。当教皇回到罗马时，
他发现罗马如此衰落，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城市：房屋颤颤抖抖，寺院被毁坏，
街道上空无一人。教皇于是制订计划修复罗马，把从各地征得来的钱财用于
罗马再造上，并且发明了种种新的敛钱办法。在罗马建造各种雕塑，以此来
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并且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成为罗马文
艺复兴运动的援助者。这些活动，在以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
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的实例来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廷的装饰华丽
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12世纪，完成一件艺术品
的报酬只有38弗洛林，而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提香的开价是2000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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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教皇的世俗化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年）
化费巨资帮助其子博尔吉亚公爵装备军队，而公爵希望建立起博尔吉亚家族
的统治，并控制教皇国。教皇朱利厄斯二世（1503—1513年）曾亲自率领军
队同威尼斯和法国人打仗。出身于梅第奇家族的教皇们如利奥十世（1513—
1522年）和克雷芒七世 （1523—1534年），把教会的钱财用于自己家族在
佛洛伦萨的利益斗争之中。在司法问题上，通过公证人和教会法庭，教会干
涉了世俗社会的司法事务，如在斯特拉斯堡，教会法庭可以不通过世俗司法
机构而直接传讯人民。所有这些构成与世俗君主们的尖锐矛盾。中世纪后期
起，英国、法国、德国、波希米亚爆发了反对教皇的运动，反对教皇的专横，
要求建立民族化的教会。
世俗化的教会同世俗贵族处在激烈竞争之中，矛盾尖锐。在14世纪时，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曾与法王菲利普四世争夺征税和财政，胜利属于法王。自
卜尼法斯八世以后，教皇的“教皇帝国”梦幻被打破，基督徒和各国君主联
合起来，反对高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教皇帝国”的存在。一些著名思想家如
意大利诗人但丁、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马西格利奥等，提出教会应该是纯粹精
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世俗政治，也无权干
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这种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一天
天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削弱教会在宗教方面的势力，但削弱了它在政治方面
的势力。各国的君主们都竭力支持这种新的教会理论。
罗马教廷的世俗化，使自己无法进行宗教改革。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
益考虑，它不能不日益世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违背《圣经》的原
则，否认基督教本质是精神的，非物质性的。这两者间的深刻矛盾，使人们
对教会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具体表现为基督教徒的信仰危机。
（3）僧侣的分化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奉行等级制原则。1030年，封建制度在法国北部建
立时，两个法国的主教首次提出“三种人公式”，把人分为“祈祷的、做工
的和打仗的”三种。僧侣、贵族、农民“三等级说”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
秩序，在以后的几百年中，都是欧洲法律、等级和不平等的基础。这种封建
等级到了15、16世纪开始瓦解。在三个等级内，僧俗两界的关系变得模糊；
贵族的职业、特权、世袭的身份、地位不再肯定；农民中间也出现巨大分化。
三个等级之外，新产生了资产阶级、绅士阶层、工人和穷人。简言之，15、
16世纪是封建等级制度瓦解之时，等级原则开始为近代社会的阶级原则所取
代。
僧侣的变化，可以用“僧侣的社会”变为“社会中的僧侣”一语来概括。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待15、16世纪的西欧，就能明显感到，宗教改革以后
的西欧，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已经没有僧侣的位置。封建社会这根重要支柱，
是在1500年后逐渐倾斜的，经宗教改革运动，到了16世纪末，终于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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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作为等级，已经无足轻重。虽然仍有许多僧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僧侣
选侯、路德派的重要领袖）在社会上担任重任，但是作为一个等级来说，僧
侣已经不再重要。当时贵族的看法，可以用德国诸侯阿尔弗雷德·威迪希格
①
拉茨的话来概括，他说：“男爵以上才能算人。”
在德语世界中，宗教改革真正触动僧侣结构的地区不满1/3。天主教的
反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展，要到1650年才有触动。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社
会流动仍然存在。在西欧的各个地区，普遍的趋势是，僧侣作为一个整体阶
层的状况不再存在，僧侣中分化为僧侣贵族和僧侣平民，后者中的一部分人
并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以他们的教育文化上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服务。
在宗教改革前后，僧侣地位的显著变化导致僧俗两界界线的模糊。据弗
兰西斯·拉普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1974年），1450
—1525年间教会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僧侣结构的变化。教会不能进行自我改
革，并不是因为僧侣缺乏道德和改革的愿望，而是因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束
缚了僧侣进行改革。束缚的链子主要来自牧师的薪俸制度和教会的财产，使
得教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贵族和城市贵族都希望加入教会，以便控
制教会的土地、收入、积累资本为自己谋取发展。贵族和城市贵族对教会的
渗透使得教会经济商品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和教会在
丰收之年低价收购粮食，在荒年之中高价抛出。用这种办法，教会度过了14
世纪农业危机的打击，并且在1460年以后，成为农民永久性的债主。在主
教的驻地，出入的是公证人。涉及教会的案件，从不通过世俗法庭来审理。
斯特拉斯堡的历代主教们不想进行教会改革，因为这个经济体系和司法制度
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收入，也提高教会的世俗权力。
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包括男女隐修院，因此成为城市和乡村贵族的竞争
对手。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让自己的儿女受教育，让他们进入教会成为高级
僧侣。这种经济的制度和城乡贵族对教育的热心，又导致教育的发展，使得
斯特拉斯堡也成为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中心。人文主义者因此也带着保守的烙
印，不仅不支持教会宗教改革，而实际上是在维护“旧的”教会体制。许多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都成为高级僧侣 （有薪俸的教区神父），很少是布
道的牧师。只有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的人们，或者说是受这个体制所剥削的
人们，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才开展了反对教会的运动。在南部德国，他
们的影响甚大，形成以后的“鞋会起义”和德国农民战争的社会基础。农民
和平民的运动具有革命的性质，他们要求推翻旧的封建教会制度。
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以及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伟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
僧侣缺乏宗教改革的愿望。实际上，这个时期僧侣的道德性和他们所受的教
育程度，并不低于以前的僧侣。把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归结为僧侣的腐败，
① 弗尔克·布瑞斯主编：《上莱茵地区的巴洛克》（Volker Press，eds。Barockam Oberrhein），＇德＇卡尔斯
鲁厄1985 年版，第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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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解释。学者们最近的一种新的认识是：正是教会
新的剥削措施和教会的商品化、世俗化，激化了下等僧侣和高级僧侣、平民
百姓与罗马教会的矛盾。14世纪教会应付农业危机的新办法，使得教会败坏
了格利哥利教会改革的原则，而这种教会贵族化、商品化、世俗化的行为，
正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改革前提。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后，出现了新教的教会。对新教僧侣的研究，集中
在他们同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上。新教改革家失去人们支持的时间，约是16
世纪30年代中期，更多的说法是，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
家和人民之间分道扬镳的开始。改革家和人民大众分裂的真正背景，是人民
群众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无法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来完成。改革家从反对罗
马教会开始，最后同贵族进行联盟。他们同人民的分裂，实质上是贵族和人
民的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
新教改革派僧侣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也是新近开辟的研究领域。以往
的研究都过于强调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企图证明人文
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对
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新的研究发现两个运动之间的联系甚少，城市中无
法找到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间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种联系。把两个
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未免太过，但宗教改革运动的僧侣们确实是自有体系，
他们的改革目标也与人文主义者不同。在教育问题上，许多改革家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但不一定是人文主义者。僧侣本身也是靠教育和文化上的领
先来取胜的。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们主要是受过教育、出身城市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城
市贵族、商人和城市手工工匠的儿子。城市不仅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
还是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的摇篮。这些来自城市的新教僧侣，对宗教改革运
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在第二代的新教僧侣中，新教僧侣已经职业化。路德提倡 “人人皆僧
侣”，提倡教会由世俗权威来统辖，否认教会具有神性，提倡僧侣婚姻，这
就抹平了僧俗两界不可逾越的界线。僧侣成为一种职业以后，就不再是高于
其他人和其他职业的人，这样，僧侣的等级特征也进一步消失。根据历史学
家伯那特·弗格勒的研究：16世纪的斯特拉斯堡的第二代新教僧侣，主要是
牧师和手工工匠的儿子，贵族和商人被推出了竞争教职的行列。一项更具体
的调查表明，在16世纪符腾堡的2700个牧师之中，513人（19％）的家庭出
身可以确定。这513人中有324人（63％）是牧师的儿子，51人（10％）是手
①
工工匠的儿子 。
① 参见马丁·布莱希特《十六世纪符腾堡公爵领地新教源流考》，载《教会史杂志》（MartinBrecht ，″
HerkunffundAusbildungderprotestantischenGeistlichen desHerzogtumsWarttebergiml6。Jh，″
zs。f。kirchengeschichte）总80 期，1969 年，第172—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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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僧侣的结构触动不大。在提倡新教改革最为
明显的萨克森公爵领地，农村的乡村牧师之中很少人信奉路德新教，大多数
人依然信奉天主教。农民对于宗教改革的态度也不积极，要么仍然相信天主
教，要么对宗教改革持冷淡态度。其原因可能是萨克森的宗教改革是一场“诸
侯的宗教改革”，只有给诸侯带来利益，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诸侯为了报
答新教改革家，曾希望改善乡村牧师的经济地位，但是这些牧师对于路德学
说似懂非懂，十分模糊。事实上，农村是在抑制路德学说的传播。这些史实
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农民会有自己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路德说农民
“误解”了他的宗教改革理论，以及为什么路德运动会同人民革命分道扬
镳。问题的关键所在依然是：人们不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他们所承认的现
实，只是一种阶级标准：人民和贵族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2。天主教内部改革运动的失败
（1）公会议改革运动的失败
罗马教会的危机突出表现在教会的分裂和教皇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堕。这
样在教会内部产生出公会议运动。公会议是教会法学家巴黎的康拉德和德国
的亨利希提出的。其目的是结束分裂，改革教会。他们提出由世俗君主如法
王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出面来召开宗教会议，以解决教会问题。这种呼吁
得到大学、地方教会甚至枢机主教的支持，并被认为是解决教会分裂问题的
一帖良药。
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失败以后，教廷开始屈服于法国势力之下。教皇的
职位常由法国人担任，许多主教也由法国人担任。教会政府也从罗马迁到法
国的阿维农城。法籍教皇统治了好多年（1309—1377年），这段时期被天主
教教会称为“巴比伦的流亡”，或“阿维农之囚”。这个事件继续削弱了罗
马教廷，开创了国际人士担任教皇的先风。“巴比伦的流亡”过去以后，教
会又出现一次严重的大分裂，出现了两个教皇、两个主教团并存的局面。
1409年教会在比萨召开会议，这是以当时存在着的两位教皇的两个主教
团的名义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枢机主教、主教、各大修会会长、各大隐修
院院长、神学博士、教会法博士，以及世俗君主代表。这个会议最后宣布罢
免两位教皇，选出米兰大主教皮特罗斯·菲拉尔伊为新的教皇，即亚历山大
五世。比萨会议因此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枢机主教团召开，而不是由世俗君
主召开，二是从此以后，宗教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它可以选举和罢免教皇。
1414年11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吉斯孟德召开康斯坦斯会议，出
席人数最多。皇帝支持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西班牙、苏格兰、葡萄牙则
支持本尼狄克教皇。这次大会的特点是，世俗代表无投票权，每个国家只有
一票，意大利仅一票，英、法、德、全体枢机主教为一票，教皇约翰失败离
席。这次会议还宣布：“本会议代表在世征战天主教会，权力直接来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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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会议决议，无论关于信仰问题，关于终止分裂问题，以及关于教区
大小事务的改革问题，无论何人，不问职位尊卑高下，即令尊至于教皇，均
①
当一体服从。”最后，会议罢免了两位教皇。1417年，新选马丁五世为教
皇。会议还着手解决道德问题和行政改革，英国取得相当的自治权。从以上
两个例子可见：公会议制度使教廷变教皇的绝对专制为一种君主立宪制，规
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定期召开宗教会议。
公会议运动最后却失败了，原因是公会议无法解决教会的世俗化结构问
题。公会议后来又进行过多次，如：1423年的帕维亚会议，因瘟疫关系，出
席代表少；1433年的巴塞尔会议，不再以国家分组而以问题分组，主要讨论
宗教问题。以后又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议，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