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锍跗谥螅诙卧谌褐谥凶ァ胺锤锩保阈乱宦值摹胺从以硕保郧耙欢纹鹄磁小白什准斗炊废摺钡脑旆磁山斜ǜ础Ｎ宜渭拥娜褐谧橹驼庋恍嘉胺锤锩橹保吠繁蛔ィ液芸煊跋斓轿易约海憾粤⒚娴娜褐谧橹蝗恍级晕业摹捌椒础蔽扌В桥壮隽艘恢北Ａ糇诺奈业摹胺锤锩镏ぁ保饕俏倚吹囊恍┧健昂谑保渲幸皇资切次业囊桓銎嫠家煜耄喝绻芄弧耙唤疃贩轿餮磐肌保降厍蚰且槐叩拿拦ネ嫱妫嘤腥ぃ∨姓咴蛩担馐俏业摹捌笸纪犊棵赖酃饕濉钡摹袄亲右靶摹钡拇蟊┞丁Ｕ庋呐校诘笔笔呛苡兴捣Φ模阂蛭谖母镏忻拦潜皇游疤熳值谝缓诺腥恕钡模揖尤幌耄呐陆鍪窍胂螅┑矫拦ィ庾匀皇欠炊付ィ易约憾季醯媚岩员缃狻！涫翟诹甏一褂幸桓龅脚分蘼眯械摹懊蜗搿保铱魑颐挥泄铮裨蚓透恰胺炊付ァ绷恕Ｎ业呐分廾沃钡酵诵莺螅簿褪撬氖旰蟛诺靡允迪郑欢诘笔保胰匆约旱拿拦糜蚊胃冻龃郏旱诙伪恢鸪觥案锩游椤保话崃烁崭盏玫降囊磺腥ɡ匦鲁晌白ㄕ钡亩韵蟆！ �
随着当时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与反击，117号文件发布，为第二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平反。这样我就第二次获得了“解放”。
第三次成为“反革命”，并再也不被“解放”
在所谓“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有过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之争，最初准备称作“公社”，毛泽东认为夺权后的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由“革命领导干部”、“部队代表”与“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而在我们这样的刚刚获得某种解放的人的感觉中，这就是要恢复旧秩序、旧体制，当然要反抗。于是，我们就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而贵州是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我们还要继续反抗，就被视为“反对红色政权”的“新生反革命”，就要对我们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我也就第三次饱受专政之苦，而且不再被“解放”了。除了运用专政机构对我们实行监控之外，还组织所谓“文攻武卫”的“群众专政部”：利用拥护“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用“批判的武器”对我们进行“文攻”；又发动工人农民实行“武卫”（“武装保卫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进行“武器的批判”，行使镇压之权。
终生难忘的“逃亡”
而且我自己也终于没有逃脱。大概是1968年，学校搞清查运动，这时候工人宣传队与军人宣传队都已经进驻学校，主掌大权——这也是毛泽东利用军队和工人来控制被他放出来，却已经不再驯服的学生的一个手段。清查运动一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宣布，学校有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反红色政权，另一股就是前面说的“社来社去”班学生的造反，而这两股潮流都跟钱理群有关，他是总后台。这两拨学生确实得到了我的支持，这回我就在劫难逃了。按当时的形势分析，我很可能要被捕，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到南京的家里，去看看老母亲，哪怕是看了一眼再被抓也好。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逃亡”经历：那是极其可怕的，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
我先是坐火车逃到贵阳，本来准备坐飞机直接去北京，这样就可以最快地逃脱追捕。但当时买飞机票、住宿都要有单位证明。我预先准备了一份假证明，这也是一个学生帮我制作的。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用假证件，就紧张得不得了，那位售票员只看了我一眼，我就吓坏了，以为被他看出破绽，连忙逃跑。旅馆也不敢住了，贵阳火车站也不敢上，就跑到贵阳南站，在旁边的石头山上去露宿了一晚。那真是难熬的一夜，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九岁），竟然成了一个逃亡者，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我一切都还没有开始，连恋爱都没有经历过，就这么死了，实在于心不甘，我不能自杀，就决定到北京去告状，当时还是寄希望于毛主席的。
问题是如何尽快离开贵阳：我估计学校已经发现了我的逃亡，一定要派人到贵阳来抓我。而当时贵阳要上火车的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情急之中，我决定学习《铁道游击队》里的游击队员，在火车开动的瞬间，跳了上去，紧扒着车门外的手把，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当时有很多人都这样扒火车，所以车站上的人也不管。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山洞时，空间突然变得非常狭窄，而且浓烟倒流，憋气得很，过一回山洞，全身都熏黑了。而贵州的山洞又特别多。而且长久地挂在车厢门外，稍有不慎，或支持不住，一松手就完了。后来车厢里的人看我实在太可怜了，就把门打开让我挤进去。坐下来，问身边的人：你干什么的？他说：我是省公安厅的干部，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会不会是来抓我的？真的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车到了桂林，不敢再坐下去了，就跳出来。和在车上认识的一个流浪儿童混在一起。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车上、车站上什么人都有，我认识的这个流浪儿童，其父母好像也是广州军区的什么干部，文化大革命被关了起来，他就到处流浪，自然比我有经验，反过来照顾我。
后来我还是设法买了上北京的火车票。但没想到火车到了郑州，突然停下来，上来了一群戴着钢盔的“文攻武卫”队员，说是要检查证件。这又把我吓坏了，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哇，检查到我身上就完了，单是铁棍一阵乱打，我就受不了了。但我又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奇怪，他们在离我还有一两个位置的地方，突然不查了，下车走了。我当时心里想：真是天助我也！——人处于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真的只有相信命运了。
我好不容易逃到我大哥那里，却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在被审查，家里还住着一个监视他的人。我这一去正是自投罗网，马上就关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就派来了两个学生，把我押送回去。押送的是一个“要犯”，在武汉要换火车，找旅馆，都不肯收留，只能蹲在火车站里。今天提到武汉，我就想起当年做被押解的犯人的滋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这是很难形容的。
后来车到了柳州，正赶上广西两派武斗，上面子弹飞舞，我们就扒在车厢的地板上，随时都有流弹穿窗打进来的危险，那又是一番恐惧。
一路押着，押到贵州。一下车，全校“革命师生”都在那里等着，不由分说，戴上“117黑参谋”的大牌子，走遍安顺大街小巷，一路游斗。然后万人大会批斗。批斗完了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半夜里忽然被叫起来，电筒光一阵猛照，真把我吓死了，以为要枪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神经战，就是要制造恐惧。最后由于形势变了（文革中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大概是强调要“落实政策”吧，于是又把我放了。
那样一种恐惧感，真正是刻骨铭心，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这样生命的体验，决定了我今天的基本价值立场。但这样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压倒我，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反抗意志。尽管一直处在严密的监控下，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但我仍然参加了许多“地下活动”，这里又有很多“故事”，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就说说我的又一次“死里逃生”吧。
死里逃生
当时“红色政权”对我们这些反对派，实行“围剿”政策。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一个工厂，这个厂的周围都是山，山上由全副武装的“群众专政队”控制着——现在，他们所有的已经不是原先的铁棍，而是由军分区发放的机关枪。当时我参加了宣传队，要到被包围的车间去演出，经过一个开阔地，只见子弹横飞，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害怕，一阵猛跑，就冲过去了。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路过工厂的人，要从封锁线过，我劝他不要走，他说有急事，非从哪里过，结果就中弹倒下了，我冲过去把他救回来，他因为流血过多，终于死在我的怀里，我全身的衣服以至内衣全都被他的鲜血浸透了。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血腥味，第一次面对无辜者的死亡。这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血的历史教训”，就是和这样的“血的记忆”联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不管用了什么名义，就是因为我曾经直接面对无辜者的死亡，任何为杀害无辜者的行径辩解的说辞，我都从中嗅到了血腥味。
而当时我们这些“红色政权”的反对派的处境却十分险恶：封锁圈越来越紧，有消息说，很快就要全面清剿我们困居其中的工厂，我们只得连夜逃跑。
那夜，正下着暴雨。我们就在夜色和风雨声的掩护下，从严密把守的两山之间，悄然无声地偷越而过。这是非常惊险的一幕。——我一生经历了不少险情，这恐怕是最危险的一次。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是看惊险电影或电视，但我们当时都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而且非常的狼狈。一出门我的鞋就掉了，而且完全不习惯于走泥泞路，走一步滑一步，还是一位青年工人把他的鞋脱下，让我穿上，我至今还感激这位似乎是沈姓的师傅，当时我们都在一个宣传队里。在患难中我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以及其他阶层的朋友，和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都有接触，这或许对我以后的价值立场也有些影响。
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正好当时部队换防，来了一支原来驻云南的野战部队，或许是党内、军内斗争的缘故，他们到贵州来，就支持我们这些反对派。我们当晚就撤退到部队的营地里，得到了保护。后来听说曾有满满一车“文攻武卫”队员到我所在的学校捉拿我，幸亏我躲在兵营，才幸免于难。
我到了兵营不久，就写了一首诗。诗云：“千炮轰，万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一个个比钢硬，比铁坚，顶天立地堂堂英雄汉。一身单衣，一本宝书，无牵无挂，任围追堵截，任血腥屠杀，老子只有一句话：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这一百多斤又算个啥？”这里讲“千炮”、“万弹”自然是文学的夸张，而“老子”云云，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但弹穿、水泡、血浸、烈火炼却是真实的。而经过这样一些磨炼，得出的结论却是用生命“保卫毛主席”，尽管这也是真诚的，却包含了应该吸取的某些教训。
精神的迷误
像我这样的人，参加造反派，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因为在保守派的眼里，我永远是“反革命”，只有造反派才同情、支持我，为我平反；同时，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底层反抗感情里有很强的狂热和盲目的成分，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抗，因而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走向歧途。
坦白地说，我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读鲁迅的著作，看到他在一篇题为《杂忆》的文章里，提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问题在于，在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受到“强者的蹂躏”而产生的“怨愤”里，除了“愤怒”，还蕴含着“怨毒”，前者可以引发出正大光明的反抗，而后者却是一股邪气，很容易被利用，引发出疯狂的破坏。因此，鲁迅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励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许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子的歧途，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没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民间思想村落”困惑中的艰难探索
这样的独立观察、思考与探索，发生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且是载入了党章的，突然之间“接班人”成了“叛徒”，于是，文革中制造的许多神话，都轰毁了，我们不能不产生怀疑，重新思考一切。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小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沙龙”散布各地。在我的周围，也慢慢地聚集了一批年轻人。最近其中一位成员，写了文章，有这样的回忆——“在我们这个小城的西面，在距市区不远的滇黔公路边，有一条小路。小路穿过一片采石场，在一条狭长山洼的田野里蜿蜒。路的尽头，是所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学校位于一片隆起的坡地上，旁边有座水库，依山傍水，是个读书的好环境。”
当时我就在这所师范学校里教书。前不久我回到小城，故地重游，确实感慨万分。当年的种种情景，都一一重现。正像回忆中所说——“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着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陡的土埂，带着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呆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擅烹调，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就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着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上，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着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着，争论着什么，一边就啃着手中的干饼。以至后来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冈，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
“是的，我们在这里，谈马克思，谈巴黎公社，谈那些在传抄中见到的手稿；当然我们也谈文学，谈鲁迅。有段时间，小屋的主人还接连数次给我们讲《野草》，讲《故事新编》。还讲过一次莫里哀的喜剧。（因为莫里哀的喜剧是‘资产阶级的’，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