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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万秀才假冒中书确实因为生计所迫，科举时代有“穷秀才，富举人”之说，全国能考中进士，直接当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能考中举人，便算是进入精英阶层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不做官，在乡间主持书院，办理临时公差，也很有油水，受乡绅们尊重，一般穷不了。因此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后，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有人主动送银子、房子和仆人。万秀才考了几十年，不能中举，又没有别的生计，假冒官员实非不得已。但他不敢冒充进士和举人，科举时代每次考完后都有名录，考中者的名字天下士林的人全知道，冒充科名容易露馅。
为什么吴敬梓说万秀才冒占凤凰池呢？这有一个典故，武则天当国时，将中书省改称“凤阁”，将门下省改称“鸾台”，明清的内阁照典故别称为凤凰池。到了明代已经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尽管后期内阁大学士权重，但内阁的中书——也就是说是政府办公厅一般秘书，实则没什么权力。中进士的，第一流进翰苑，作为重要干部培养，前程似锦；其次则是做知县和六部的主事，有实际权力；而内阁中书最清贫，一般没有进士愿意做，但说起来这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处在中枢。
这样一个有虚名而无实利的职务，到了明朝后期，就成为捐官者一种合适的选择。因为内阁中书也是学习的性质，三年期满可以授职，比如去做知县。当大批有钱者捐钱买了个中书的衔，不可能都去北京城的内阁上班，大部分呆在家里，等期满后再活动一个实职，因此冒充中书最保险。
假万中书碰到高翰林，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先在高翰林家里，和真中书秦某、施御史一起喝酒聊天，大谈科甲的学问。这秦御史也是捐来的官，根本不去北京上班，当然不认识“同事”万中书。因为是“同事”，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第二天秦中书做东，再请高翰林、施御史和万中书赏脸。
可哪知道总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发生，众人就在秦中书家中推杯换盏时，钱塘县知县派衙役径自过来，将万青云捉拿。原因是负责海防的苗总兵吃了败仗，被参革，抄家时发现了万秀才拍苗总兵马屁的诗文。——人家主要就靠这种方式，打财主和武夫的秋风，有啥稀奇。但我国历史上办案，唯恐不能枝蔓，办案者一定要尽量牵连，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万秀才此刻知道，拍总兵的马屁算不了什么，可冒充朝廷官员的事情，被查出来则是大罪。此时，侠义之士凤四老爹出面，让秦中书掏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由高翰林出面，找到施御史到京中活动，给万青云捐了一个真中书。
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和万秀才无非是场面上的一饭之交，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仗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又拜我国帝制时代司法特点之所赐。
前文已经提到，办案者往往唯恐四处枝蔓不多。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按程序、按律法办事的体制，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万秀才的假冒朝廷官员，他们并不知情，完全不用负连带责任，如此的话万秀才只能自作自受。
然而在帝制时代却不是这样，案子怎样办，办案官员个人意志非常重要，如果他无限上纲上线，说高、施、秦等人和假官员称兄道弟，几个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且办案者极有可能这样干，因为只有把自己所握有的合法伤害能力，用到极致，才能为自己最大限度地牟利。所以凤四老爹说：“只是一场钦命官司，把一个假官从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
凤四爹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吓唬秦中书，此时，秦中书、高翰林、施御史和假中书万青云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秦中书要想不破家，只有万秀才的官司不输才行。如此，不论秦中书和高翰林、施御史多么懊悔，多么讨厌万秀才，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全力帮助万秀才。
说到假官，其才能和道德操守并不一定比真官差。清初苏州太仓某人的《砚堂见闻杂录》，记载康熙年间，一个姓郭的官员在赴任池州知府的路上，被一位姓张的强盗杀死，独独留下他的妻子和儿子，强盗拿着委任文书去上任。几年内在当地惩处恶霸，提倡农耕，造福一方，后来真知府的小舅子来探望姐姐，才东窗事发。
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1）
一个纯朴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
从《儒林外史》匡超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影子，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等。
他们都是在乡村里长大的青年，曾经纯朴善良，最后一步步适应社会的种种明暗规则，变得功利。匡超人比他们几个的蜕变更为聪明，因为他的变似乎就是一种水到渠成、化蛹为蝶的成长，没有丝毫的矛盾、困惑、扭捏。鲁迅小说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傲士成为军阀的幕僚，其内心是痛苦而煎熬的。这一切，匡超人统统没有，他的蜕变无任何心理障碍。
匡超人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导师：乡试久不中以编辑科考作文选为生的秀才马二，浙江布政司的书吏潘三，对匡超人来说，缺少任何一人的教导，他都不可能成功。乍看起来，马二的教导，是让他如何走“正路”，参加科举显身扬名；潘二的教导，是走“邪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唯利是图。但对一个进城谋生的乡下青年来说，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生存知识，缺一不可。而匡超人天资聪颖，举一反三，很快在正邪两途中，游刃有余，青出于蓝了。
匡超人邂逅马二先生时，他正流落在省城杭州，衣食无着，得知父病的消息无法回乡探望，只能在西湖边摆摊测字，以求果腹。
匡投了马二先生的缘法，是因为马二看到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正在看一本自己选编的《三科墨程持运》——隐约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个科举不得志却不得不吃科举饭的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的书，油然有种知己之感，就像唐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结伴出游，途中碰到美丽的歌女，吟唱自己所作的诗歌一样欣喜。读书人这点虚荣心，自古皆然。等弄清楚匡超人的家庭状况后，马二先生又被感动一把，于是解囊相助，赠送匡超人回乡的盘缠，并一再灌输主流价值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顺便又为自己编的书做了回广告。
匡超人回到乐清后，孝敬父母，用功读书。很幸运地被下乡巡察的知县知道了，深为感动。——这是一个值得主流意识形态大为宣传的青年楷模。既然知县鼎力相助，县考取了案首，在知县的举荐下，顺利通过了府考和院考，成了庠生——即秀才。
此时，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匡超人的命运，知县在仕途上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上峰派人来摘他的印，他在当地官声很好，于是城里老百姓发生了骚动，匡超人也随着人群起哄，上面有人告密，说他是闹事的头头，在潘保正的帮助下，他避祸再游杭州。
以第二次到杭州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匡超人是个勤奋、孝顺、朴实的农村青年，这样的青年，在哪个时代都是主流价值观予以正面评价的。我们不能说匡超人这些特点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乡下自然长成的。他的勤奋、孝顺、朴实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最大的转机，不如此，马二先生和知县根本不可能帮助他，由此他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农民变成士人，从草根走向精英。这种阶级的变化有人穷其一生都不能完成，因此他具备了农民所不能比的社会地位。
完成这一社会阶级的转变后，他的勤奋、孝顺、纯朴这些无形资产已经用到了极点，成了秀才的他，到了杭州，如果还是第一次碰到马二先生的那样处事，他只能成为潦倒一生的穷秀才，因为乡试中举，绝非自己可以左右的。
匡超人于是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是在内外两种力量推动下完成的。他认识了开头巾店的景兰江和做医生的赵雪斋，在两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大批所谓的名士。这些名士实际上是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科举的路走不通，便以聚会作诗标榜高雅。匡超人没有找到恩公马二先生，人生地不熟的他一面给店家批选考卷，一面参加了这帮不务正业的名士们的聚会，和他们诗词唱和，希望借此进入主流社会，如果他的另一位导师不给他点拨，可能他渐渐地在省城蹉跎下来。他比不上有产业的景兰江和赵雪斋，人家还有些本钱吟诗作曲。
潘三的出现，让他的命运再次拐了个弯，潘三是匡超人老家潘保正的族弟，保正让潘三关照超人。马二先生教匡超人的是如何在明处求名——如读书应考，潘三教他的是如何在暗处求利。
潘三教导他不要搭理景兰江那帮人：“二相公，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什么？”“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里，手里拿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
匡超人虚心善学，马上听从潘三的教导，参与了潘三造假证件、包揽官司、冒名顶替去考秀才。用潘三的话来说：“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瘟缠什么？”和潘三一起干那些非法勾当，“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几分银子，身上渐渐光鲜。果然听了潘三的话，和那边名士来往稀少。”潘三为他做媒，又娶了在抚院衙门当差的郑老爹的女儿。有了钱又有了娇妻，昔日的乡下青年完全融入省城的生活。谁知道天有不测风雨，潘三事发下狱，而匡超人自忖难脱干系，潜逃到京师。
峰回路转，超人的运气实在太好，当年在乐清县对他关怀备至的知县李老爷虚惊一场，已经在京师作了给事中。给事中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是监察六部九卿的监察官员，位置相当重要，和监察各省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员，可以闻风言事，大官们惧他们三分。在此之前，他在杭州已经以优贡身份入太学，李给谏更高兴，以为匡超人还是当年乐清乡下诚实有为的好青年，对自己当地方官时树起来的“重大典型”，当然要给予关照，显示自己慧眼识才。于是匡超人在李老爷的推荐下，考取朝廷教习，而且隐瞒自己的婚史，娶了老爷的外甥女，切切实实做了回陈世美。
齐如山先生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过，“贡生的出路：因为是国学生的资格，有时候可以与举人比并。除会试之外，举人可做的，他有时也可以做”，比如做教习是很好的出路，两年期满，可以保举为官。
教习考取后，要回乡办理手续，回家后他碰到一件让他内心暗喜的悲伤事：他在老家娶的老婆去世了，真是应了今天一句民谚：成功男人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他在京师娶了恩公外甥女的事就不怕露馅了。
衣锦还乡的匡超人今非昔比了，见到了景兰江，已不是当年谦虚朴实的乡下青年，而摆出大大咧咧朝廷官员的架子。匡必须如此，没有架子别人反而不尊重他，这就是官场的规则。他在昔日的老友面前大吹牛皮，对自己的人生导师、还在监狱里的潘三，他心硬得可以，有人央求他搭救，至少去探监一回，安慰一下过去的老友。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清廉样子：“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对他的另外一位人生导师马二先生，他也不惜挑人家的毛病，说马二先生批选的优秀作文，“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来显摆自己的高明。
这样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却唯利是图的小人儒，也许我们讨厌他，但分析他的人生轨迹，不得不承认只有如此，他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滋润。马二先生只会一味地以明规则求自己的名，最终只是个落拓书生；潘三作为一个小吏，只会按潜规则求利，最终只能沉于下层，事发入狱。而匡超人吸取了两人之长，该按明规则出牌的就走明规则，该用潜规则牟利时就走潜规则，真正的左右逢源。——混得好的读书人多半是匡超人之类，外表上披着马二先生大力提倡的大衣：讲孝道、发奋读书；而瓤子里使用的全是潘三教给的那一套：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匡的聪明，就在于啥时候用什么资源，非常清楚，同样一种行为，用早了不好用晚了不好，关键是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他还没有成为秀才，只是个农民家的穷孩子，那时候他就偷奸耍滑，那么一辈子只能成为小混混，哪能得到马二先生和知县老爷的欣赏。而改变身份后，如果一味地沿袭过去那种读书方式，不知权变，也可能穷困一生。而这个乡下进城青年，明暗双修，才成为一个儒林里的“超人”。
后记 感知新闻与历史的距离
这本书收录的文字，大部分发表在《燕赵都市报》的专栏上。应该报副刊编辑的邀请，我陆陆续续写了一年半有关明史的读书笔记，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能辑录成这样一本小册子，但沙聚腋积，有了这十几万字，蒙广西人民出版社不弃，得以出版。在此衷心感谢《燕赵都市报》的编辑蔡晓辉和紫嫣，没有她俩定期的催促，我这样一个懒散的人，是很难坚持把自己一点一滴读史感受写下来的；也衷心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借他们之力，这样一粒粒散落的珠子能够串了起来。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且报道的领域是时政，在报道新闻之余，我也给几家媒体写一些时评。我的职业决定我必须关注当下，记者的心脏应当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但我又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神交古人，用史佐酒是我的人生理想。读史的时候，我很难平静下来，常常心游八极，想象着我和历史中的那些人同一时代，试图去感受他们的大欢乐与大悲伤。夜深人静时，我有时释卷而惑，不知道今夕何夕，身在何处。
有人说，新闻只有一个上午的生命力，新闻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新。但今天的历史却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必然成为明天的历史。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但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浮出一些假新闻，这需要慧眼去辨别、分析，需要人去揭穿；同样，历史也有信史和伪史之分，由于时代久远或者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刻意为之，许多历史真实的面貌被遮蔽或易容了，历史工作者很重要的工作是去伪辨真。而且同样一条真实的新闻，一段真实的历史，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因此，新闻和历史的关系好像又很紧密。
以察今之眼光回望历史，再以怀古之忧思考量今日，我的思维总在不断地换档，这种转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反而感谢上苍给我这样的安排，让一个历史发烧友拥有一种最方便观察今天的职业，让我在写职业性的时文之时，还能有一种笔溯往古的快乐。尽管今天我们住在钢筋水泥搭成的高楼中，出行坐汽车，上网看新闻，但当我们扎进古书中去感受古人的言行和思想，可能会觉得那些骑马坐轿、用毛笔写字的古人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历史的爱好，让我观察分析当下，可能会更理性一些，更有些准头。
不过如果问我新闻和历史究竟有多远，我只能说这个距离无法量化，纯粹存乎一心。
由于我大学所学的并非历史，从事的职业也非历史教学或研究，对历史的看法，完全是私人的，没有高屋建瓴，也没有微言大义，仅仅是一点点感受。很可能不入历史研究正规军的法眼，但我不用考虑凭此来寻求学术圈内的地位，完全是凭兴趣而写作，因此不怕见笑于方家。由于这些文章是陆陆续续发表在专栏上，有些篇什在引用同一史实时，一些叙述有重复累赘之处，已尽量做了修改，但痕迹犹在，敬请读都明鉴并谅解。我的信箱：liy303@vip。sohu，博客是liy303。tianyablog，请各位看官不吝高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