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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流行的解释，我们可以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查到，“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在古代十五岁是成童，与十六岁是成人相区别。孔子说的是他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入大学”（即是指见大节、践大义，学习周礼）。他的意思是说：我早已心有所属，决定了一生的志向。他已经明白了宣扬周礼，是自己一生中最至关重要的事情。
第二种解释，历代奉认的学者也不少，大半是因为孔子是圣人的关系，即孔子天生聪慧，生而知之，在十五岁时便立志要把这些已经知道了的知识传播到各诸侯国去。还稍有差异的另一解释是把“志”字等同于“识”字，即“默而识之”。意思是说，以孔圣人这种有先天宿慧的人，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大学”所教的“见大节、践大义”，并因此而立志，在这些残留的周礼之上，创立自己的学说。
这个时候的孔子已做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以上半生来学习，下半生来实践自己上半生学来的、创立的理论，终其一生，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息。这等胸怀大志和气概，岂是那种囿于自己智性和魄力的人所能理解的？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于丹“教授”的心得：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十五向学’了，很多比五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不少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到小数点后很多很多位；有的孩子能够背长长的古诗，成为在客人面前表演的节目。但是这些对他这一生真的有用吗？今天的向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还有多少能够学以致用？”
于丹教授在这里把“十有五而志于学”简单地归结为“学习”了，又随手拿来“为己之学”来弥补前面所犯的错误，接着又将“为己之学”和“学以致用”捆绑销售。
那么，什么是“为己之学”呢？
这个词出自于《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夫子说，古时候的人们学习是为了自己能够达到修身养性，达到“内圣”的境界；现在的人们啊，学习只是为了取悦别人。
康有为也曾说：“为己者，其终至于为人；为人者，其终至于丧己。”（康有为《论语注》）康先生的意思是说：为了自己而学习的人，他最终的结果也是为了别人；那些为了取悦他人、哗众取宠而学习的人们，他们的最终行为，只能是毁了自身。
那么“为己之学”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笔者愚劣，但也自认满怀敬畏，在这里参考各位先贤的说法提出来，权当抛砖引玉。
为己之学的为学最终目的是为了学做人，而学的内容就是符合周礼的道德性内容。出于为了自己而学，为了让自己成为“内圣”，即内在的自我是一个具有德心德性的圣人。
这一点，对于儒家来说，非常重要。儒家学说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内圣”的修身养性，是为了“外王”打好坚实的基础。打个比方，就如黑心无良的包工头，在建筑楼房打地基的时候偷工减料，地基和结构都没建强实起来，却在外表花了极大工夫吸引购房者，这种违章危房的害处，事关人命。
内圣外王中“外王”是一种实践行为。如果没有“内圣”的思想方针的指导，就难以达到兼善天下，难以做到“外王”来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所以，古之学者为己的说法是指道德价值和精神涵养是最为优先的。只有把这种德性先做好，又修心、进德、成性，最终实现自我完善，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从而才能达到人的行为和天道运行的规律相互和谐。
但是，于丹教授强调的是功效性的“用”，她的“用”是为了更“富有效率和价值”。她的解说完全是本末倒置，取的是“为人”的含义，卖狗肉却挂上了“为己”的羊头。这种行为简直是对孔夫子的嘲弄，不禁要让人替孔夫子叫冤。“为人者，其终至丧己．”
2三十而立
于丹心语说：“三十而立，就是建立心灵的自信。”“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
“立”字作建立、确立的意思解释，不会偏离原义太远。但是，是否真如于教授所讲的建立的是“心灵的自信”呢？恐怕孔夫子和历代的解经师们都不会同意。
东汉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班固把这个讨论会的资料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本书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甚为巨大。
在《白虎通》里，“三十而立”是和“十有五而志于学”相连在一起的，“立”的是“学”。在同一作者班固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中另有详细的解释，用现代话说是：古代读书的人，三年才通读一经，三十而立的意思是说，经过十五年的苦读，终于完成学业，五经全部通读。这是一种解释，三年通一经的说法是指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是每个人的智力和刻苦各有所不同，所以时间上也有先后，是否三年却并非确指。
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引申出第二种解释，“立”是指“立于道，立于礼，皆统于学，学不外道与礼也”即是，孔夫子在“道”和“礼”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一套关于周礼的学说。这套学说是合乎社会变革，人和社会和谐共处的规律。
当时，孔子所处的社会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那个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代，百家争鸣，我们的诸子先贤们，讨论的是如何实现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理想国。当然有提倡采用暴力革命，完全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与观念的，也有采取温和的改良来进行社会变革的。而孔子就是后者，持保守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前者是行不通的。无论你如何暴力革命，如何打破旧有观念，国家的统治面对的是众多的人民，这一点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周礼也是仍然存在于其中。于是，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同样可以在《论语》中找到：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子张的推想是即便是朝代更迭了十代，礼是什么样还是可以知的，于是，他举一反三，问：那么，在十个朝代以后呢？孔子的回答可以概括为：损益说。
孔子大意是说：殷朝因袭的借鉴的是夏朝的礼，他所增减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到了周朝，它的礼是因袭了殷朝。而我们知道，夫子所推崇的周礼，是最为全备的，简直是达到一个完美的顶点。我们也同样可以从以上这种承继的关系中知道它是在哪些方面对殷朝的礼有所增减。而那些在周朝后面的多少个朝代，也会像殷继承夏，又对夏礼的不足作补充、周继承殷，又对殷礼的不足之处作了修改。三者之间就如同一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后来的汉儒们便把这种规律称作是是合乎天地阴阳运行的道理。孔夫子三十岁所创立的，正是这种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学说。
对于这一点，于丹教授的心得将三十而立解说为“建立心灵的自信”，不知是从何处讹听而来？
为了说明“心灵的自信”是何义，她又说：“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然而，于丹教授并没有传授我们“心灵标准”指的是什么，那么，普罗大众们在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时，那该怎么办？赶紧再回去翻翻书，于教授的意思是说：“要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也即是说，无论自己心外的人们是如何，不用考虑其他的因素，内心认定的事情就要把它完全树立起来，坚定地走下去。这句励志的话，于教授可谓煞费苦心，几经周转，把一套心灵的福音书，冠上了孔夫子的名。3四十而不惑
在许慎撰、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中，“惑”字的解释是“惑，乱也。乱者，治也。疑则当治之”。也即是说，子曾经曰的“四十不惑”是指“知者不惑”，这是人格修养的三个重点要求，即：“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的“只有做到不迷惑，才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人”。
这一点表面的解释，于丹教授还可以算是勉强合格地解释到了。但是面对如何做到不迷惑的问题，她又开始施展她那绝世轻功——离题千里。她用那四十五度角的纯情，仰望天空上“心灵”的光芒，祈求这些“心灵”的光芒能够一不小心地坠落下来，覆盖在那套《论语》之上。可惜，这种事情千载难逢。
她开出的药方是减法生活。所谓的减法生活“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于丹认为能使自己做到不惑的方法是减法生活，而减法生活就是舍弃那些不是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一切行为都是以心灵是否需要为准，而这种心灵不是外界所学来的。心灵需要什么？它 真的是那么自足的？真的能导人区别良莠，学会用美德去臧否生活？这是什么样的心灵，于丹从来没有能够说清楚。
既然于丹教授提及《中庸》，那么我们就翻翻这本书，看看是否真是她说的那样。
《中庸》云：“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这才是讲不惑的事情。孔夫子说，专门探求隐僻无益的知识，行为举止偏激怪异，不合中道，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虽然能为后世的人们称道，我却是不做的。君子遵从大道而行事，虽然能择善而从之了，有的却半途而废，而我却不会止步不前的。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动，在天下混乱、礼崩乐坏之时，不与无道的人苟合，能保持遗世独立，而且不改往日操守，平常人都不理解他，他也无悔，只有圣人才能够这么做啊。四十岁的孔子，已经达到了用志不纷、矢志不渝的境界。
可见，中庸并不只是“度”的含义。
朱熹注疏本《中庸》开篇明义：“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下道，庸者，天下之正理。’”
意思是：“不偏不倚叫‘中’，不更易规律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即是要求人们处世为人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而且不能改变的法则，被孔门弟子认为是集大成的心法。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于丹对这一句的解释是：“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其实这段话揭示了处于社会中的人们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也即是持中状态。就是说对喜怒哀乐等情感要有一个适中的控制，过度的喜往往会走向喜的反面，过度的乐也不叫乐。
朱熹注释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性即本性，持中即是性的本来状态，也就是生命本身所固有本质内涵。对喜怒哀乐能按应有状态掌握，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表现出来，就能中节，这就叫“和”。如果把“中”看做是衡量的方法，那么，效果就是要达到“和”，也即是前面程子所释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然而，在《中庸》第二十七章，还有这样的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先天的德性，又要做到博学；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
这里包含的内涵要比于丹教授所说的要多得多了。
对于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还另外有所指。他的“不惑”，是指体系健全，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创立的学说体系已经完善，没有缺漏，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学说。
这个完整的体系包括了：文、行、忠、信四种学说。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指“诗、书、礼、乐”，教的是人们如何学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四个词也是出自《中庸》。
这四个词其实也就是为学的四个层次，可以解作是几个递进的境界。“博学”是首要的，意思是首先要广泛涉猎，多读点书；“博”还意味着学问的博大，学习者的胸怀要能宽容。唯有博学，才能兼容并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第二个阶段是“审问”，有不明的地方就要追根问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要结合现实的实际情况，作考察、分析，这就是第三阶段：“慎思”。最后是第四阶段：“明辨”。真理是越辨越明的，不辨，则所谓“博学”的知识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
“行”是承继“文”而来的，是上面所提的四个阶段的后续，即是理论结合实践，做到“笃行”，即是“知行合一”，用实践去检验真理。这五个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
此外，“行”还应当可以指躬行周礼。
“忠”是尽心，出于自己的自觉自愿，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论语·公冶长》中： “子张问曰：‘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尹子文进无喜色，退无怨色，对于公家的事，尽心去做，这就是忠的典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信”是出于《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这是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胸怀坦荡，对人守信。要信守诺言，不可言行相悖，答应他人的事尽力兑现。为人诚实，不弄虚作假，不糊弄他人。
“文、行、忠、信”，这四门学科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有效地扼制社会道德失范，教导人们做一个谦谦君子。
4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然而，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行为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他读到了一本书：《周易》。《周易》被尊为群经之首。《周易》的学问据说可以推算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也即是一门究天、人两者之间规律的学问。
“大易之数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意思是说，取五十根蓍草当做代表，就可以推算明白天地万物的道理了。这个办法流行至今，是中国民俗里卜蓍算命的最古老方法之一。
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含有双关的意思。一是指五十岁的时候；一是指上面提及的，他用大易之数，推知了自己的天命。圣人的德行要能够合乎天地的运行规律。孔子推知自己，能够合乎天道，而且可以算是不负使命。“知天命”的意思是指知道自己是上天所命，而自己的德行，已经不会辜负上苍的安排了。所以孔子给自己下结论说：无大过。即是没有大的过错。
《于丹〈论语〉心得》说道：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