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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第四个效应就是增强国际间的交流、了解和合作。过去我们和国际社会因为各种原因存在一些隔阂，交融和交流都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有时候对我们也存在很多的误解，所以布达拉宫当时申报遗产的时候，当时有的同志可能觉得会不会人家不会理解，当时我们就很有信心，我们说布达拉宫的保护，我们应该说是我们和我们的藏族兄弟和其他各个民族的兄弟大家一个团结的典范，一个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我们在布达拉宫维修当中，充分尊重民族传统，尊重文物的真实性，另外是把保护排在一个很重很重的地位。大家都知道，到拉萨如果布达拉宫出一点意外，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那里投得力量很大，做得工作也很多，我们很有信心。然后来考察布达拉宫能否列入世界遗产，是由国际古迹 理事会当年派了两个专家，一般情况派一个就行了，他们派了两个专家来考察，这两个专家身份、地位都曾经很高，他们一个是印度的前国务部长，一个是印度尼西亚的前国务部长，是有名的建筑师，他们来考察刚开始没有表什么态，我们就领他们到处看，看我们的维修状况，保存现状等等。看完了之后，在送别的时候他很激动，他很坦率的后来跟我们说实话，站起来告别的时候，告别宴会的时候跟我们说，我来西藏之前，带了一脑子的问题，当然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对我们一系列的疑问和不信任，他说但是看了布达拉宫之后，我要由衷地说你们在这里做了很好的事情，说回去之后要向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地交待，我们两个没有权利签署布达拉宫作为世界遗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两个只是代表国际组织来考察，然后他们提交他们的科学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的分量很重，就是说后边所有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做决议也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总部做出集体评估结论也好，都要根据他们的现场评估报告来做。所以他说我们两个人没有权力签署它作为世界遗产，如果我们俩人有这个权力，我们俩人真愿意现在就签署布达拉宫作为世界遗产，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说，世界遗产确确实实对于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甚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了解、友谊跟合作，也起到了其他工作可能起不到的作用。
我们那个都江堰和青城山在列入世界遗产的时候，青城山当时单独引用了第六条标准，就是特殊的宗教、民族信仰、历史文化等等相关联。 当时就有一个国家的代表不理解，说这个道教有什么了不得的，有什么作为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有什么意义？当时就有英国的代表和匈牙利的代表团团长站起来，很激动地发言，说中国的道家和道教那么早就讲天人合一，我们什么时候才提出来回归大自然。这么重要的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怎么不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后来大家就谁都不再说话了，后来青城山和都江堰就双双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那么第五点就是一个具体效应，带动旅游和相关产业的进一步繁荣，这一方面的例子当然就更多了，从我们来讲，我们说遗产的保护，我们国内的文物保护，世界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体现着一种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结合，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结合，而我们的宗旨更多的偏重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是你要照顾到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地方的遗产地申报成功之后，原来没有意想到的对于旅游业的促进是非常地强，当然这也是我们申报热形成的原因之一。有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你像平遥古城。等到申报遗产的时候，老百姓还并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没想到平遥申报遗产的效果，可以说是相当明显。平遥有三个主要的文物点，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城墙，在申报成功之前，据当地统计，说是一年的门票也就是十八万块钱。申报成功第二年，就到了四百多万，然后下一年就到了七百多万。过去平遥城里没有一路公共汽车，申报成功之后名气大扬，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结果呢，这是四、五年以前就已经开通了九路公共汽车。经停的火车从十三对到了二十六对，整个效应非常大。
我想再介绍一下漫长地、或者是很艰难地、很不容易地申报遗产的过程，遗产我们发展到这种形势，大家想我们已经29处了，全世界754处，但这后面有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也有着认识的提高，和一些很多具体事情的操作，比如说申报文本的第一步，你国家得有自己国家的预备名单，就是我们国内先统一认识了，专家都认为，按照国际公认的这些价值标准，我们这些自然遗产、我们这些文化遗产具备了申报遗产的潜力，我们就可以给它列在预备名单上。申报的时候，就是在每年的2月1号要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一个完整的申报文本，这个文本体现了你对这个遗产价值的认识、分析研究，而你这个分析研究不能是你一家之言，你一定要能够保证它是有关这个遗址的最权威的一个论断，而这个东西理清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比较分析。
你看包括我们一些媒体也好，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也好，甚至我们一些学者也好，总好一说我们的东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这独一无二你一定要在比较当中才能得出来，所以比较分析，你要想报一个哥特式建筑，你要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哥特式建筑，那么你这个建筑在哥特式建筑中有什么特点。也包括一个石林，喀斯特地貌，云南大家很多人去游玩，当年申报自然遗产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喀斯特地貌全世界独一无二，奇特的自然现象，后来人家考察的专家就问了，说喀斯特这个地名本身来自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国家，那么这种地貌，马来西亚有，马达加斯加有，南斯拉夫等好多国家有，你们和他们做比较，怎么能体现你们的特点？咱们当时就说不上来了，结果最后石林申报没有成功，当然没成功还有其他的原因。但起码我们要完成文本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又是你保护管理水平的一个体现，对文本里头你的保护规划，保护措施，机构的措施，防灾的准备等等，你都要在文字里有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表述。
文本完了之后，对很多国家来讲，一般来讲就是条件成熟了才申报，应该问题不大，但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环境景观意识差所导致的，我们的遗产的环境状况常常不尽如人意，所以对我们来说，文本送上去了，世界遗产有这么几个组织，一个世界遗产委员会，就是177个国家里有21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它是负责每年的常务，开一次会，决定每年的重大事情，那么它决定事情的依据要建立在国际咨询组织、专业机构、非政府的、独立的，建立在他们的一些考察评估的基础上，这个考察评估，就像我刚才举的布达拉宫的例子，他们要派出专家先做实地考察，实地考察报告回去总部再做集体评估，那么我们的文本递上去之后，2月1号以后递的文本你只能作为下一年申报项目，那么就会把这些材料转给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他们一般会在当年的七、八、九这几个月派出专家进行实地的评估考察，这个评估考察这又是一个重要阶段，而在这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环境整治，就是把我们那些景点之间那种“丑极了”的现象能够做尽可能地一种改变，所以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咱们中国世界遗产申报有一个特色，可能其他国家没有，也甚至有的是他们做不到，就是他们在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不是说不存在一些景观问题，但是他们那种社会制度，这方面有时候不如我们优越，我们政府真下了决心，公众意识真起来了，我们可以用全社会的力量去完成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就是什么呢？一个字“拆”，但这个拆是不得已的，就是为了恢复这种景观，所以我们环境整治，然后迎接人家国际专家考察，八九月份。然后这个考察他会送给他总部，总部在年底或者下一年初做出集体评估，然后到下一年的六月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来最后做这个决定。
咱们中国人热情好客，我们常常把这种国际专家评估考察的阶段，这个东西看得很重，重在哪儿呢？重在接待上，这是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为我们接待好了，像我们国内来一个专家，跟我们项目有关的，我们只要吃好了，住好了，礼节到了，就会不能成也能成。但是国际专家他不是，一个规则很严，他们的廉政措施规定的很细的，国际专家来考察的时候，甚至规定到说酒桌上，因为当地的习俗大家要喝个酒，不好拒绝，那么大家一起来喝这瓶酒是可以的，剩下半瓶给你拿回屋里去这都是不可以的，规定很严。但尽管这样，有的专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热情好客，有时候来了以后，给什么吃就吃，给喝就喝，甚至个别情况下有的给点小礼品他也拿，但是回去以后他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这个我们有时候想像不到，没有把精力放在我们的保护管理水平上，环境整治上，和我们这种专业研究水平上，而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接待上，这实际上是申报工作中一个误区。
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云南的石林，当年申报的时候动员了成百上千青年男女拿着鲜花，欢迎欢送外国专家，外国专家们激动得不得了，说我们受到了总统一般的待遇，但是回去之后，写了还是不行，结果当年那次石林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没有成功，本来我们以为刚才我举的例子说是比较分析不够，但实际上后来比较又一个权威的世界遗产的一个专家来考察的时候悄悄地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的石林，从地质年代，保存规模品位等等各方面，毫无疑问是够世界遗产水准的，但是你们能不能找一个，没有你们任何现代人工痕迹的石林来申报，也就是我们讲到文物真实性、完整性和它自然的环境景观问题，我们有很多人大家到国外去看，人家管一些比较好的景观、考古遗址，可能一二公里之外，你就下车了，在那时候你几乎看不到，翻过一个坡，忽然看到自然景观或者是考古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后代的添加物，所以那种美的享受。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现在老百姓去旅游，过去大家热衷于看那些人造的什么鬼城什么这个那个的看那些东西，现在大家品位越来越高了，要看真的文化遗产，要看最质朴的自然景观，我们这种民族的欣赏水平是很快的，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欣赏水平就不可提高，我们就那么没有文化，不是的，随着我们经济文化水平提高，这种欣赏水平这个视角也都会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就是说，像石林这种状况，人家提到这点，大家觉得很理解。当然了我们中国有这个热情好客的传统，接待好客人为工作提供便利，比如交通堵塞派个警车开开路这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是放在管理水平上，放在对于价值的认识上，那么由此就引申出我们现在世界遗产工作当中。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包括我们的环境整治，我们西藏大昭寺在申报遗产的时候，我们的老城区，又是我们藏族兄弟的核心地区，我们也考虑到，不要因为申报遗产在社会上引起不理解，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干扰过大，造成一些不稳定，但是最后这个事情，就通过政府，甚至通过我们宗教界，大家层层的讨论宣传，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古城的环境风貌进行了适当的整治，然后来考察的外国专家他说他考察过四五十个国家的世界遗产，说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能够恢复历史环境，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大家都要申报遗产，但是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国际上强调一个世界遗产分布的平衡性和代表性，发现有的国家遗产数目增加很快，拥有数目很多，177个国家里头，还有40多个国家没有一处遗产，说如何帮助这些国家也尽早拥有遗产，让这个遗产公约更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重视，所以搞了一个限额制，这个限额制规定除了帮助那些不发达地区和国家之外呢，对已有遗产的国家限制每年只能申报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就制约了我们遗产的申报进度，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想申报遗产，但是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这方面，我们是想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把列入遗产名录作为一个根本目标，或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我们是要把通过遗产理念的引入，能够在我们认识实践上，能够全面的提高我们遗产保护管理的水平，实际上这样，也就体现了我们对全人类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实际上现在世界遗产，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在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在历史上，在人类文明的长河当中，曾经做出过的贡献，世界遗产恰恰是意味着我们当地的政府和公众，要为全球、全人类、更要为子孙后代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首先要表现出我们自己这种认识，这种责任感，这种使命感，我们自己要担起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你有一套完整的保护管理机构，有绝对满足紧急需要的资金的保障，有适当的专业人才的参与，有公众的监督，还要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保护规划，一系列措施，这样就会使我们的遗产保护工作真正做到我们祖先就强调的叫做“子子孙孙永保用”，不只是当代，而且能够让子孙后代都能够享受到遗产所带给我们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