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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存在于民族国家认同与传统认同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两种范畴的有效区分。霍布斯鲍姆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这一问题：“虽然存在民族主义原型的地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进展便可较为顺利，即使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亦无妨，因为他们可以以近代国家或近代诉求为名，来动员既存的象征符号和情感。不过，这并不意味二者是同一件事，更不表示这二者之间必然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31〕他进而指出，理解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与作为民族国家原型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要点，不仅仅在于将民族国家理解为“想像的共同体”，连“民族”本身都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息息相关。因此，“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32〕。
二、“救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为以下这一些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启蒙”会被“救亡”中断，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产生的对个人解放的认同很快就被民族国家的认同取代，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理想会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这些问题只有放置在民族国家这一理论框架之中，才可能获得有效的解答。
按照李泽厚提供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强化了“救亡”这一传统的历史命题，因而是以“启蒙”的对立面出现的。李泽厚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场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特别是现实斗争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各种方面（包括文化和文艺领域）强调民族形式的形势之下。”〔33〕
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泽厚更明确地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为“红装素裹的儒家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要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从来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所谓社会主义的合作运动，毛泽东当时把大量的精力投在这上面，结果封建主义披着社会主义衣装复活和变本加厉了。”〔34〕正是通过这种隐喻式的描述，“启蒙”与“救亡”的对立在演化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的同时，又构造出新的对立：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在这样的二元叙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反西方的思想，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前现代思想的复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解释为传统文化的借尸还魂。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将启蒙仅仅理解为“个人”的启蒙，而是将民族国家的建构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充分考虑“被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那么，在我们重新阐释“救亡”的现代意义的同时，我们实际上也在拆解另一种二元对立，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社会主义实践与“现代”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一种民族国家理论，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35〕因此，马克思主义常常被理解成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批判与反动。然而，马克思主义革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国家的超越，绝对不是要回到民族国家诞生之前的姿态，而是提供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并且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存在，相反，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以阶级理论为基础，把世界民族划分为两个阵容，即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民族不平等的起源在于国际资本的存在，帝国主义是国际资本的政治表现。所以，争取民族独立就要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享有独立完整主权的国家，民族才能真正独立。而革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手段。因而，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列宁则更进一步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行动，它以世界帝国主义为革命目标，民族解放运动可以帮助无产阶级登上国际舞台。
对“被现代化国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将现实与未来连为一体的全新的理想国。它既承诺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又承诺对民族国家的超越。这种彻底解放的承诺——一种更高级的现代性，恰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被现代化国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因，这个由马克思提出的能够对近代以来以“资本”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挑战的伟大想像，被俄国的十月革命具体化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经历了沙俄帝国解体、民族独立、内战和反对外来干涉以及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等等复杂的过程，它提供了解决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问题可能的历史途径，证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动员民族主义的资源，从而实现国家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加速了世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霍布斯鲍姆曾经这样描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1945年之后，各国争取独立及反殖民化的运动，却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脱离殖民统治和新独立的国家，都会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故。”〔36〕“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国际主义，可是，此举却反而同时加深了他们的民族情操。”〔37〕
这恰恰是“五四”时期信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皈依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说近代中国需要整合和组织起来？这是因为中国需要成长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以对抗外患。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有效利用资源的前提，而有效利用资源离不开组织起来实现工业化。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以“国家－自耕农”为主要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经济联系的狭隘，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忠诚的对象。因此，“五四”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转向，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不是个人自由的匮乏，而是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在一盘散沙式的中国鼓吹个人自由，无疑会使情况更为恶化。毛泽东在1937年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他说：“自由主义……结果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38〕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了任何感召力，一些曾经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纷纷呈现出失望情绪，有些甚至转而主张极端的国家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同样只能作如是观。在中国，依照清末民初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图景，每个群体的命运只能由其自身负责。但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却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只能从资本主义历史性的全球等级秩序中加以理解。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塑造出一种专制的制度，持续地、系统地制约着中国富强的可能性，那么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埋头自强，而是改造世界体系本身。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中国”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化问题的一部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问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眼光，将具有民族国家身份的“中国”放置在现代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上进行体认，并提出了一种使“民族国家”获得彻底解放的承诺，因此才吸引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的前赴后继。
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为例，今天不少学者将陈独秀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激烈个性，这样的解释显然忽略了民族国家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五四运动使陈独秀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强烈地爆发出来，他号召用强力拥护公理，反抗发达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并由平民来征服政府。陈独秀的这些主张与五四后第三国际对远东地区输出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也不难找到印证。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就如此明确地谈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39〕。毛泽东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即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而在另一位著名共产党人李维汉的笔下，“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民族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是民族全面充分发展的时代；共产主义社会是民族逐渐消亡的时代”〔40〕。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一系列历史任务，即科层制国家组织，从优选拔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政治统一等等。国家的政治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挥文化整合的功能”〔41〕。马克思主义和1949年以后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民族国家内部的齐一化（homogenisation）提供了历史动因、形成机制、神话过程、文化结构乃至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文化符号。通过深入到每一个社会角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众接受了关于历史目的论和建立在进化论之上的唯物史观以及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这些现代性的全面启蒙。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以国家为统治的统一的集体行为，构成了统一的集体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中华民族”成为各社会集团、阶级、种族、个人都认同的符号和共同享有的民族身份。
“一个民族国家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抗西方，但是在该国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universal homogenous sphere），就成不了国民。所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42〕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显然无法适应以效率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因此，作为跨文化、跨地域的政治共同体，无论在东西方，民族国家的确立和维系都意味着对各种地方的、民间的、私人的生活形式的压制或强迫性改造。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政治变革、观念更新、文化创造，乃至不惜千万人的流血牺牲而倡导和推行一个功利理性的规划：摆脱传统社会种种限制劳动力、资本、信息流动的等级界限和地区间的相互隔绝状态，拓展和保护统一的国内市场，培养适应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标准化的“国民”大众——“在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百衲衫式的差异性地图上为‘时代精神’的世俗普遍化确立最大有效单位或‘现实形式’”。〔43〕
由于始终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949年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实质性地统一全国。自太平天国之后至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地方势力一直是困扰着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央政权的日趋式微，地方实力派的不断膨胀及其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始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的威胁。由于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政治认同，辛亥革命只是从形式上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拿南京国民党政权而言，在其1927年宣布全国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能够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整整38年间，中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满清灭亡以后，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地驱逐汉人的运动，除西藏外，东北、蒙古、新疆等近一半的中华民国国土都有独立可能，上海租界林立，旅顺、大连、青岛都不在治下；全国各地军阀割据，战乱连连，城乡黑帮盛行，青帮红门与哥老会自设法庭，擅行私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在大敌当前之时勉强与各路大军阀比如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等人结成的同盟再度濒临瓦解……这些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构成严重威胁。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这些社会势力的中央政府始终无法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投入现代化建设。传统的中国农村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以往任何传统时期，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在乡村实行的是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体制。无论是晚清、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没能从农村中获得重要的财政收入。土地税一直为地方占有。以南京政府为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80％左右来自仅占国民收入10％～15％的现代经济部门。失去极为重要的农村财源，无疑极大限制了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同时，加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负担。
如果说对外的主权独立和对内的政治统一是民族国家的基本任务，那么，这一任务显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完成的。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不仅彻底消灭了中国的黑帮，收回了旅顺、大连、青岛，并且第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惜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战，六十年代初更与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彻底决裂，所有这些体现国家权力的政治运动，无不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基本的诉求。而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当革命重建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社会基本秩序后，新政权需要更多地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积累，以参与以民族国家为身份的现代化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利用，加快推进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革命后新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物质基础。工业化是需要资本积累的，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而又雄心勃勃的国家里，它主要来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即农民地租。新政权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农村有几千年历史的松散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传统生产方式，改变为适合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能提供更高生产效率的新的组织形式，为了更多地把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积累，为了将农业剩余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以服务于工业化这个关系民族国家危亡的“最大政治”。经过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更加激烈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仅仅血缘、地域、宗教、传统伦理与文化等等“前现代”认同被彻底摧垮，“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传统资源也被一扫而空。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以乡村自治为主的传统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了，农民成了顶着“公社社员”招牌的“国家农民”，与“国家干部”和“国家职工”一样，从生产到消费完全列入国家计划。不仅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族组织土崩瓦解，连乡村原有的文化组织诸如香会、赛会、花会和看青会等也烟消云散，农村的公益、教育、娱乐等活动全部由国家政权出面组织。为了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了史无前例的牺牲。仅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农村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就高达数千万人。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理想是在对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的批判中产生的，然而，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再一次重复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历史。社会主义之所以无法摆脱这一宿命，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在——或者说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民族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社会主义理想的表达方式，而且，由于以民族国家这一世界体系中的“他者”身份出场，在控制技术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现代”。
我们都非常熟悉官方历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过程的描述：自1840年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