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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2-05-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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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公报》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后,还到中宣部去“抗议”,指责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也感到纳闷,不解其中原由。直到1960年,王芸生才从他的党内联系人杨东莼(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那里得知,当时是毛泽东发了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
  毛泽东为什么要保下王芸生呢?至今没有人能说得清,但从历史上王芸生同毛泽东的交往,似可窥见其中原委。
  “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曾通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共匪”,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为“匪军”。《大公报》不仅没有照办,而且派记者范长江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1935年至1937年,《大公报》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和其他战地采访消息,首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如此,《大公报》出版部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报道,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又出版了范长江介绍陕北根据地情况的通信集《塞上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时,王芸生在《大公报》担任编辑主任,参与了范长江采访稿件的刊用安排。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此时已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派记者孔昭恺前往。12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入席前,毛泽东让孔昭恺坐在首席,孔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坚持要孔上座,孔只得不安地坐下了。席间,毛泽东举杯对孔大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见《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忙碌着,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各方面广泛接触,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握着王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三个小时。当时,王芸生期望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只是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见1945年9月6日《大公报》重庆版)。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王芸生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经过几次与毛泽东长谈,王芸生对中共的主张有了不少了解,但对蒋介石仍存在幻想。在晚宴上,毛泽东再次对王芸生做了说服工作,并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最后,在王芸生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
 建国初期保留了《大公报》
  1948年10月30日,正在上海的王芸生接到中共上海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到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新政协会议。王芸生迅即安排好《大公报》的事务,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绕道台北抵达香港,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一起,候船北上。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心情无比激动,惟有对于《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心中无底,因为此时《大公报》天津版已改名为《进步日报》了。他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大公报》的报名。周恩来对他说:“此事我们已请示过毛主席,他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涉。”周恩来诚挚的话语,使王芸生深受感动。9月21日至30日,王芸生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建国大纲——《共同纲领》及一系列重大事项的协商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五届常务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
  1952年,王芸生又开始为上海《大公报》的生存产生隐忧。当时,党报有绝对的威信,而读者对党外报纸不屑一顾,因而报纸的销售量下降,广告收入骤减,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王芸生不愿意向周恩来总理要钱。他的考虑是,政治的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报社迁到北京,报纸的影响和销售量就有可能扩大。因此,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迁京。经过反复的思考,他感到此事必须要惊动毛泽东了。于是,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给毛泽东。信发出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王芸生立即进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王芸生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就由彭真、胡乔木陪同,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当他们来到丰泽园,刚刚游完泳的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在藤椅上。毛泽东听完王芸生的汇报,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毛主席见状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大公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1953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迁京,继续出版北京《大公报》,王芸生担任报社社长,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北京《大公报》停刊。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保留了《大公报》,1957年又阻止了划王芸生为“右派”。这是否因为历史上《大公报》和王芸生曾给毛泽东留下一些好印象?  

 

? 赵晓明
 
 
 
    江水浑浩茫荡,雄豪奔放,溪水低回宛转,婉约清丽,各有情致。而井水守柔不争,静若处子,“井冽寒泉”,“井养而不穷。”别有怀抱。善茶的古人评水曰: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然而乡村的水井却酿稻梁之香,酝韭芹之美,天下之水无以过之。
    故乡的水井,润滋了我的童年,至今仍浸润我的心田,流贯我的血脉。故乡的那口水井立在小丘下,汪然在小溪旁,湛然于石桥侧,盈盈然于小路边。春晨秋夕,汲水的人踵接于途,时或聚于井台上,小憩闲言,怡然道桑麻。
    先祖们何时结庐于此,何日掘井于斯,已无可考。古代制度以八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即八家饮用、灌溉之水出自一井。因之朝夕相亲而敦睦。井的形体静止而不能随意移动,借此以喻大道恒常而不可变移。井之制作乃掘地汲水取自自然,养育人物,功用无穷。凡人迹所到之处,必须凿井以供所需,是故往来井井。宋代柳永的词在平民中广为传唱,“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正说出了井在平民生活中的重要。
    故乡的那口水井浅浅的,俯在井沿上伸手便可拂撩水面,用担杖挂着水桶便可触其石底。四周以石甃成,井台上四块条石砌成方口,井壁凹进去,盎盎地,大肚能容。村里家家从这井里汲水。一副担杖,其形就是短扁担,两头各缀一具三环相套的铁钩,担杖钩子下面挂着水桶,悠悠地担起了生活。这浅浅的井,毋须辘轳,毋需井绳,用担杖钩着桶,在水面上一甩一荡,顺势一沉,桶即口下底上扣进水里,趁机一提,水桶已满,三把两把提出井口,肩起两桶清冽,农家的小院里滋溢生活的甜美。
    井台用石头砌就,凸然而起。井台上印满勤劬的足迹,纹着日子的平实,也刻满生活的辛酸。井台春萌绿草,夏满青苔,秋洒霜华,冬覆白冰。水桶叮咚,吟唱田园四时的歌,淹贯古今,不绝如缕。
    井,取之不竭,存之不盈,大道在焉。
  

 
谈科学与宗教的“和平共处”
? 厚 德〔加拿大〕
 
 
    科学和宗教是现当代社会的两大支柱;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没有宗教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本质上,科学〔1〕是对宗教的反动。宗教宣传人是上帝创造的,科学宣称人是由低级生物逐步进化而来的;宗教否定现世的意义,号召人为了来世或天堂而努力,科学否定来世和天堂的存在,而聚焦于改造现实世界;宗教引导人们注意精神追求和灵魂的解救,科学旨在改善物质生活和帮助人们实现物欲的满足。然而在科学如日中天的今天,宗教却同样深入人心,即使在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宗教信徒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科学与宗教能够和平共处?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这在不少人看来或许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这个词,每天都在使用科技产品,几乎每时每刻都是科学的受益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鸡,什么是蛋,但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至今是个谜。再譬如,现在世界上民主是“主旋律”,但真正理解这个词,并充分认识到理论上的民主与现实中的民主之巨大差距的人还为数不多。科学不是一个谜,在理论上也是不难说清楚的。下面我们从四个角度看科学的本质特征。
  在众多的定义中,伽利略的“科学就是测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应该是最切中肯綮的〔2〕。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一种“量具”去测量所研究的对象,以便利用之。因此科学强调可重复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测量所得的结果必须经得起反复的验证,只有这样,所研究出的成果才会有实用价值。这个实践(验证)过程之于物理学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其他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也被视为研究的必需。科学必须有数学的准确性,不准确(或精确)的东西严格讲不是科学的。从此角度而论,虽然在当代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也在尽量向科学靠拢,冠之为“科学”,并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等科学方法,但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距离会永远存在。简言之,科学是用“测量”的方法认识世界,进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知识系统。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个实践过程。
  同时,科学也是一个认识过程。科学是人们用已有的工具和知识对未知事物的认识,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主动探索。以现在流行的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例,它是以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已知局部到推演可想像的整体或更小局部。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古来有之,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利用分析方法的古代科学家;而推演方法的基础——逻辑,虽然也是古希腊人所创立的一种思维方法,但如杨振宁教授所说:“从牛顿开始,西方的学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这个逻辑推演方法的重要性,而把这个重要性加到所谓Natural Philosophy里头,由此产生了近代科学”。〔3〕分析科学的长处是局部研究,所研究的也永远是“局部”。不幸的是,人类必须对某种层次的整体加以描述,而许多整体又无法科学地测量,就只好以有关局部的知识对整体加以“推演”或“预测”,因此,在这些“预测”和“推演”中有数量不同的“水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才会有前人测量或推论的结果经常被后人推翻的现象。
  由此可见,科学又必然是一个发展过程。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可以作为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绝好例证。从1964年4月7日美国的IBM公司制造出价值50亿美元的66IIBM360计算机到二十世纪的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从九十年代初的386到二十世纪末的奔腾1000,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总是出人预料,用“日新月异”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从整体上看,发展无疑是科学的一个本质特征。牛顿力学被发展,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理论也受到挑战,这充分说明科学是一个认识—否定—再认识—再否定的发展过程。正是有了推翻,有了对前人的挑战,才有了科学的发展。科学敢于接受挑战,不耻于否定自己,才有了科学的日新月异,才有了今日之科学的繁荣。
  “科学”是当今世界上被用得最多、最泛、甚至最滥的词语之一,这也可以被视为科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和研究称为自然科学,对生命的研究称为生命科学,对社会的认识和解析称为社会科学,甚至还有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等。人们不论在哪一个领域,为了得到合法的“身份证”,都要尽量向科学靠拢,或在本领域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然而当科学这面大旗在整个地球上高高飘扬的时候,人们的观点或态度却经常不是科学的。例如:对于目前人类智力可以理解的或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东西谓之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伪科学的;对于自己喜欢或能够接受的东西誉为科学的,对于与个人的看法相左的东西斥为迷信的,或违反科学的等等,不一而足。科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其狭义上,一般没有多少问题;但在其广义上,人们却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很容易违反科学的。如前所述,科学就是测量,然而由于测量工具的限制和人类能力的有限,大千世界中可以测量的东西虽越来越多,但无法测量的东西仍然无数。这里仅拿烧菜作为一个例子:西人学做一个菜,除了问配料之外,还会问炉火要多少度,要烧多长时间。因为只有按度数、按时间才是科学的。然而,炉口的大小不一,锅的厚薄不同,炉灶的新旧不等,如果这些因素不严格统一(遗憾的是无法统一),而只关心炉火的度数和时间的长短,这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呢?
 宗教的基本属性
  世间宗教,从三大宗教到地域性宗教,在其本质上都是宣扬弃世的,在其运作上是入世的,在其效果上则是济世的。弃世、入世和济世三者在表面上相互矛盾和对立,但在其根本上却是互补的、共存的、“三位一体”的。
  “弃世”是宗教的一个共性。要成为一个信徒,首先要深信现实世界充盈着苦难(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信徒是先认识或体验到了这些苦难后信教的),而面对这些苦难,人又无能为力,于是只有求助于神。神站在高处对人世有更全面的、更完整的认识。于是宗教总是“告诫”人,人世极苦,要脱苦只有弃世。弃世不是要马上绝世,而是要先放弃凡人之心,后抛弃凡人之体,才可以最终摆脱苦难。佛教的“彼岸”、基督教的“天堂”、道教的“仙境”,都是以没有种种苦难而区别于人世并对信徒展示其魅力的。弃世是要求人们放弃执著,无视荣辱,淡化人性。这对于人之修行和升华无疑是必须的,但对于主动地改善俗世则无补,因为这是对世间一切存在的一种淡漠,一种“默认”。也是在此意义上宗教被指责为“鸦片”(马克思语)。
  “入世”是科学和一些强调人之能动性的学说(如儒学)所倡导的。入世说主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关心这个世界,就要尽力去改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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