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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军官谈朝鲜战争爆发和意义时，也强调朝鲜战争最好是不发生，但是，既然发生了，又因祸得福的两点论。他认识到，“如果不打这一仗，我国就很难争取到一个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进行建设。因为美国政府不在这里寻衅，就会在那里闹事。同美国军队较量一番是不可避免的。经过这场考验，对美国军队是什么样我们心里有数了。”
笔者认为周的两点论还是有些道理的，当时美国气势汹汹，中国如果不在朝鲜和美军较量打了个平手，难保打到鸭绿江边的美国军队不会象现在制裁伊拉克那样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揍中国几下，甚至于会为消灭共产党的扩张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美国对那些有反美亲共倾向或者不听话的政府，多是策动政变加以推翻；而对反共独裁的政府则竭力扶植。
1950年代开始，美国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了“通过孤立进行遏制”的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封锁和反对自由世界与大陆之间的几乎一切形式的联系”（见《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1958年10月）。应该说，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不正常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采取的这种错误的反共遏制政策，甚至军事讹诈的大棒政策，这是把中国重新带进闭关锁国时代的最主要原因。经济制裁非但没有把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搞垮，反而加深了中美关系的裂痕，激发了中国国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民族热情，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赫鲁晓夫也以撤退所有苏联援华专家，撕毁经济合同来对中国施加压力，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尽管如此，周恩来一直力图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贸易封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寻求与美国发展关系意愿不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亦对西方国家表现了相当友好的态度，如果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不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中美关系不至于要到1971年才有重大突破。1972年2月21日，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误，尼克松总统特意通知随行人员在他和周恩来握手之前暂缓下机，并派警卫把守机舱出口，防止其他人员紧随其后，下机后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可见周恩来欣慰的是他自1946年国共内战后仍一直寻求中共和美国和解对话改善关系的长时间的努力自此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周又对尼克松说：你刚才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说过了么？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么做。尼克松回答：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和他握手。言下之意，中国方面当时也无改善关系的愿望。周恩来说：不见得，如果他当时愿意向我伸出手来，我也是会跟他握手的。
由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共最初不惜影响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公开支持他国革命，支持邻国的民族解放斗争。1950年前后，法国开始试探和中国建交问题，但中国却在国际上首先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因胡志明的请求，派陈赓、韦国清组成顾问团，指导越军取得了边境战役的胜利，还支持越共派兵解放老挝，在恪守中国军队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下实行援越抗法。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如《真假周恩来》一书所称，周“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但赵无眠先生认为周恩来游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是巨大败笔。其实事实上并不如此。
尽管越军在中国军援支持下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攻克奠边府，全歼守军万余人，并在南方也建立了若干根据地，法军则占据大城市和交通要点，越法综合力量对比处于均势。但美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把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并列为反对新中国的三个战略方向，积极策划直接出兵印度支那，对中国南部实行战争威胁。一旦法国不停战不撤军，当时法军还占据了靠近中国边界的越北要地，美国又插进来，中国又不得不面临派志愿军援越的两难境地，直接参战对中国实在太不利。中苏越原先商定在会议上采取“联法抗美”策略，互相协调配合，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挟奠边府胜利之威，未和后方协调，表示越南问题应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实际上准备一鼓作气统一越南，同时不承认有越盟军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周则坚持原先提出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的方案，认为就地停战，红河三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边无调整可能，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越南也不能抱太大希望，还是先巩固北越和中越根据地为好，并建议越方承认有越盟“志愿军”在老挝和柬埔寨。周还向英法领导人提出在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包括越盟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人的方案。随后周又以调解人身份周旋于法越代表团之中，促使双方直接会谈。在会议休会期间又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缅联合声明中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
7月3日至5日，周又到广西柳州市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会谈，说服越南领导人认清目前统一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暂时妥协，并允诺将来支持越南统一。在两党会谈达成的7·5协议中提到，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随后周又回到日内瓦，和范文同彻夜会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结合中国皖南事变及日本投降后及时让步撤离江南根据地以争取东北根据地的教训经验，说明进退的辩证法。最后，日内瓦会议各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越南以北纬十七度线一分为二，法军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越盟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
应该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中采取的现实主义务实外交，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一时阻止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企图，成功地促成了印度支那战火的熄灭，实际上也兼顾到了中国国家利益，使中国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当年金日成部队已经把美韩部队围在釜山为中心的不大范围内，眼看统一在望，却因美军仁川登陆成功而一败涂地，中国不得不参战。对在中国训练下成长起来的越南人民军的实力当时能否统一越南，中共是相当了解的，为了不让越共重蹈北朝鲜的复辙，避免中国直接和美国作战，周恩来只好劝说越共暂时让步作为牺牲，在对越南负责的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安全，为中国赢得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这才是周恩来游说北越暂时接受两个越南的目的所在。当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周恩来也相信，任何侵略战争必将失败，在局部战争中，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还是能够取得胜利和民族独立的。越南战争的结果证明周恩来当时的预见相当正确，美国不得不宣告了自己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失败，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兵，越共终于统一了越南。
美国虽然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但也被迫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不过美国后来还是违背诺言，挑起了越战，其一部份矛头当然是针对中国。因此很难说中国援助北越抗美是再次为他国利益向美国宣战。中国作为北越的大后方要无偿援助，确实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过有越南人在第一线为中国牺牲抵挡美国，让越南人自己去统一越南，毕竟比朝鲜战争派志愿军参战对中国损失要小。至于北越暂时让步，在胡志明逝世后利用苏联和中国的矛盾，两头要援助，积累了实力，打败了美国，统一了越南后，公开和中国作对，牵涉到中苏、中越争夺地区政治影响力，越共中亲苏派掌权等复杂关系，并不能说完全是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种下的恶果。苏联过去也对中国大量援助，结果中苏也闹翻。国家民族的利益最终还是比思想意识形态重要。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公开表明中国不希望与美国直接对抗而是希望谈判的愿望。
当然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对手打个平手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的美国也对共产党中国有了了解，虽然对中国多次进行战争威胁和挑衅，但也小心翼翼避免和中国军队直接交手。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当时叶飞告诉下面，只打蒋军，不打美军，没有中央命令，即使美舰开炮，也不准还击，结果解放军大炮对国民党军舰一开火，美国军舰马上掉头就跑，根本不管国民党军舰死活。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表示美国地面部队不会把战火扩大到北越和中国边境，周在1970年11月对巴基斯坦总统说“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境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越战期间，虽然有美国空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被击落，美国飞行员被俘的事件发生，中美两国相当克制，毕竟没有进入直接交战的地步。
和美国对话谈判建立友好关系在周恩来看来，不仅仅是个外交问题，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会对中国今后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措施，他一直为此在努力打破僵局。乒乓球外交是周恩来的得意之作。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最后定稿，一向“谨小慎微、处心积虑、唯毛泽东是从”的周恩来居然不把毛泽东叫醒作最后审阅，自作主张同意签字，也能反映周恩来为了中国的利益要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不变信念。晚年的毛是个多变的人物，一切大事都要请示他经他批准才能实行。1966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访华，原来和中共其他领导达成协议，在联合公报上不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一事，签字前夕，毛发现两党联合声明没有反修一条，马上要求重写，日共当然不能忍受毛的这种霸权主义态度，于是日共和中共闹翻，至今未能恢复两党正常关系。1972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基辛格和乔冠华拟定的美中联合公报提出多处修改意见，周打电话告毛，毛说：“除了台湾部份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份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2月27日凌晨2时，修改草案完成需两国首脑批准，周打电话给毛，被告知毛已经睡觉，周犹豫后决定不叫醒毛，自己来承担责任表示同意签字。周恩来是真的爱护毛的健康不敢打扰毛的睡眠，还是怕毛泽东醒来节外生枝，使中美联合公报无法达成，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是后者的话，周的这次自作主张便反映出他的精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考虑来了。万一毛醒来不同意发表联合公报，中美的这次历史性的交往定会受到挫折，前功尽弃。周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毛事后看到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各种微妙的措辞，有何感想，我们也无法得知。事实上的结果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顺利签订使中美由对抗走向对话，改变了世界或者说是中国的进程。据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所称，周从上海回到北京，在政治局里遭到了批判和指责。毛泽东后来有批示，“外交部多年来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是否也因视为对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路线的批判。
1974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里对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深情地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中美由对抗到对话，由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他自1946年以来努力的结果和峰巅之作。
原载《筑波园》19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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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周恩来（二）
三、反高饶联盟和周恩来
1952年底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或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事项，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取得中央经常和直接领导；“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并认为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必要，应立即撤销。高岗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不满，在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同时也攻击周恩来。随之而来的政务院重新分工，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上与政务院平行的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这次中央的决定缩小了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也是国家管理陷入党政不分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高岗雄心勃勃自认为得到毛的信任，已经组成经济内阁，准备一旦实行苏联式内阁制时，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同时在党内取代刘少奇担任二把手。同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又批评新税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周恩来因支持电影武训传拍摄曾自我检讨过，还因为吸收大量民主人士入阁，重用专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在接管城市工作上采取宁右勿左的政策，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知识分子保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作风，被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一些负责人看不惯。
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性批判，他承认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强调的是高岗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在全国胜利后继续发展的黑暗面。一向注重个人道德形像和操守的周恩来对高岗那种腐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一直是看不惯的，到后来乾脆拒绝去高岗家参加私人舞会。高岗的倒台，解除了对周恩来所担负的政府工作的一个来自极左方面的消极牵制。
高岗、饶漱石案发后，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卷了进去。先是被潘杨重用的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专员，原中共变节人员、国民党和汪伪特工人员胡均鹤被捕。由于胡均鹤是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知情者，潘只好主动向陈毅坦白交代了过去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过的被李士群拉去见汪精卫的事实，让他报告中央。于是毛泽东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部下去饭店逮捕了潘汉年。
潘汉年是以1943年私自和汪精卫会谈又长期向党中央隐瞒欺骗组织，解放后又包庇重用坏人的内奸问题被捕的。潘工作确有错误，但潘的情报系统和统战工作，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过去一直归周恩来直接领导，对所谓的“伍豪事件”真相也了解，在促成国共和谈共同抗日时，潘还是周恩来的助手和联络人，并是周恩来蒋介石杭州会谈的助手。如果潘是内奸，负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因此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克农用反证法来证明潘不可能是内奸，质疑潘案的正确性，案子便拖了下来（后来给潘平反的主要根据便是依靠李克农反证的可信度）。谁知1962年毛泽东不知何因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潘案，说他早就向国民党投降，是CC派人物，本来是该杀的，但现在不开这个杀戒。1963年最高法院给潘判十五年刑时又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在1936年国共谈判时就投降国民党。但中共内部许多人知道这是个冤案，对在北京郊区劳改农场形同软禁的潘生活上优待有加，每月发200人民币，加上潘夫人董慧的150元工资，两人还可以自由去北京购物访友，一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遵照江青指示，重新入狱的潘汉年被反复审问。1975年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劳改茶场，1977年病逝。1980年，同属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廖承志带头为潘汉年翻案，得到陈云支持，潘汉年案才得到平反。
四、建国后的周恩来唯一一次“抗大流”反冒进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