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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劳动有分工，工作的监督是由各级官员负责的。②从这些早期的社会文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古老的管理实践。
①罗伯托·F·哈珀（主编）：《汉穆拉比法典：巴比伦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4年。
②理查德·斯特巴：《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寺庙社团的组织和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1卷第3期（1976年7月），第16… 26页。
远东古老的中国文明不时打开大门，让西方人看上一眼。已知的最古老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将军孙子（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的著作。他在著作中谈到把军队分成小单位，在军官中划分军阶，以及利用铜锣、旗帜和烟火联络。他主张在战斗前要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将军可能是参谋官：“将听吾计，用之必胜……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①看来，前线指挥官和后方参谋之间的关系问题至少在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①莱昂内尔·贾尔斯（主编和翻译）：《孙子兵法》，伦敦，卢扎克公司，1910年，第5页。
孔子（公元前551或552… 479 ）留芳百世主要是因为他从事的道德教育，其次才是由于他提倡按才能提升官员的制度。在孔子时代，最受人尊敬的目标是在朝廷当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仅比囚犯高一点。争夺朝廷官职的斗争十分激烈，孔子主张让通过实践证明为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汉朝（公元前206… 公元220）按孔子的主张开始实行文官考试。用任人唯贤的办法挑选官员，后来演变为根据考核（成绩评定）提升官员。虽然历史记载不全，但是宋朝大约在公元962 年开始实行考核制度。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同我们现代的经历一样，也碰到了官僚机构的问题。根据对经典著作的学习成就来选拔官员，往往不能把最好的行政管理人员挑选出来担任官职。在官员和低级工作人员中，贪污、舞弊以及工作效率不高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人们曾多次试图改革这种制度。②②理查德·L·A·斯特巴：《中国帝国官僚机构中的秘密管理》，见《管理学院评论》第3卷第i期（1978年1月），第69…78页。
在孔子之前很久，中国的官僚机构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发展成为一个分等级层次的体制。孔子哲学的确同当时的“法家”主张有矛盾。法家试图通过法制，利用奖惩的办法保证任务的完成，而孔子则主张培养和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以实现合作。③形式主义者和博爱主义者之间、制度和个人之间的斗争由来何等长久！此外，其他的证据表明，中国人早在公元元年就已通晓劳动分工和组织的部门化。刻在一只饭碗上的文字表明，它是一家官办工场制造的，在这家工场，各个工匠之间的劳动有着高度的专业化分工。这家工场分三个部门：会计、安全与生产。①从这样的人工制品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古老的管理实践。
③钱·K·哈恩和沃伦·C·沃特豪斯：（《孔子论人与组织》），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5卷第3期（1972年9月），第358页。
①罗杰·D·科隆斯：《工厂生产―公元元年》，见《管理学院杂志》，第14卷第2期（1971年6月），第270…273页。
查纳卡雅·考底里耶（大约公元前332 … 298 ）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是孔雀王朝梅旃罗笈多的一位著名的和令人敬畏的大臣。考底里耶的“政事论”创立了印度的公共行政管理，这本著作的内容包括如何建立和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主张。考底里耶在著作中论述了行政管理人员应具备的条件（他们应是“名门出身……具有智慧……口才好……聪明，热情……善于交际”），以及如何通过口试和了解情况来挑选人才。他谈到要利用参谋顾问（“决不要只听一两个人的意见”）建立设有主任的部门以及为各种职务准备好详细的职务说明书。
②虽然他的著作是有关行政管理的，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许多管理主张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②T·N·杜马斯瓦米（主编）：《印度管理国家事务本领的实质：考底里耶的政事论》，伦敦，亚洲出版书局，1962年。
埃及埃及人修建了许多灌溉系统，作为利用尼罗河每年的洪水进行灌溉的附属工程。他们修建金字塔和运河的工程技术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远远超过了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矿和大多数工程项目都是国家垄断的，因而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劳动力的来源是自由人和奴隶。强大的文化传统迫使自由人从事职业活动，而其他劳动问题则靠镣铐去解决。
有证据表明，埃及人是知道管理人员所能监督的人数的限度的。在最早的朝代，法老去世时要杀死工人和仆人来陪葬，这是传统的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出现了进步的主张，把陪葬改为埋葬雕刻品或者用雕刻品代表或象征奴仆，而不再杀死奴仆。这样做是由于道德的提高还是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无法得到历史的证明。从发掘出来的奴仆雕像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每一个监督者大约管理十名奴仆。从发掘物中还可以发现管理者和工人的衣着是不同的。监督者穿的是短裙或长袍，而奴仆穿的衣服则需能表明他们干的行当或职业。①在管理制度方面“以十为限”的规律是埃及的实践做法，我们下面即将看到，埃及人的这种做法对希伯莱人产生了影响。
①W·M·费林德斯·皮特里：《古埃及的社会生活》，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1924年，第21…22页。
用来说明“职业”管理角色的最古老的一个词是宰相。据史料记载，这个职务至少在公元前1750年就已存在，可能它实际存在的时间比这还要早。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就是希伯莱的若瑟。他曾经被他的哥哥出卖为奴。由于若瑟有预测的能力，法老立他为宰相。这就是分权，宗教事务由法老掌管，而世俗事务则交给若瑟处理。因此宰相的职务就是古代的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决策者。在宰相下面设立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由它来测量尼罗河水位的上涨情况，各经济部门据此进行工作；由它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国家总收入，将这些收入分配给各政府部门，并管理全国的工商业。这是一些相当复杂的（在当时是这样）管理方法，他们通过预测、计划和在各种人、各部门之间实行分工等办法，以及设置一位“专业的”正式管理人员来协调和控制国家的企业。
希伯莱人旧约全书是一部有关领导一个民族征服一块土地的故事的著作。希伯莱人的伟大领袖既拥有宗教大权也掌管世俗权力，亚伯拉罕（大约公元前1900）、若瑟（大约公元前1750）、摩西（大约公元前1 300 ）和大卫（大约公元前1000）等就是如此。甚至在这些伟大的领袖去世之后，部族领导仍然承担着士师的任务，他们凭借所拥有的宗教权力即留传下来的“神赐的能力”，担任领导工作。《士师记》叙述了12名士师如何在连续四百一十年期间统治和支配以色列的历史。
然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管理思想的种子很可能是埃及人播下的。若瑟被出卖为奴仆后升任为宰相，并取得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摩西被监禁在埃及期间观察到了埃及的“以十为限”的规则。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正是听从了他岳父耶思罗的话（因此耶思罗成为第一位著名的管理顾问）才这样做的：……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作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他们随时审断百姓的案件；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由他们自己审判。（圣经，出谷记，18；25…26。）
因此，摩西在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部族管理的组织结构的同时也在管理上运用了“例外原则”。
希腊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提出了“一个国家诞生时总是讲求节俭的，而衰亡时总是腐败的”论点，①从而抓住了许多文明社会兴衰的本质。在这种兴衰周期中的勤俭阶段，逆境培育了团结一致，一无所有促进了积极性。而自我克制、节俭、勤奋工作，以及有秩序的生活会带来繁荣昌盛。但是，随着生活的富裕，自我克制就会变为自我放纵，节俭的美德将为罪恶所取代，勤劳和坚韧不拔亦将为投机取巧所取代，而社会的秩序也将遭到破坏。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思想开始泛滥，这样就会衰落，而这种衰亡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内部腐化堕落的结果。希腊和罗马就经历了这样的周期循环。美国是斯多葛派―清教徒创立的，然而昔日的历史是否是未来的预兆呢？
①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第一部分：我们的东方遗产》，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1935年，第259页。
希腊的规章制度、艺术、语言、戏剧和文学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希腊的经济哲学是反商业的，贸易和商业被认为是有损于希腊理想的尊严的。对贵族式的或有哲理的希腊人来说，劳动是可耻的；它应由奴隶和不那么受人尊重的市民去干。在希腊的民主中，手工业和贸易是被人轻视的，因而手工劳动者和商人不能取得公民资格。政府的管理完全是以全体公民的选举和参政为基础的。当时盛行的哲学观念不主张由“职业性”专家担任行政管理职务。
苏格拉底认为，公众事业的管理技术和私人事业的管理技术是可以相互通用的。苏格拉底很早就认识到管理的普遍性，他说：“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它们都涉及到对人的管理，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也不能管理公共事务。但是，雅典人在按照苏格拉底的管理具有普遍性的主张办事可能走得太远了。雅典的军事领导人和市政府领导人轮换过于频繁，因此当雅典遭到马其顿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和斯巴达政府的组织较好、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军队的威胁时，上述做法便使政府工作陷入混乱，并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说：“从来不知道服从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好指挥官。”①他在探讨家庭管理时，同苏格拉底一样，也谈到了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家庭的艺术之间的类似之处。这两种艺术都涉及到对财产、奴隶和自由人的管理，唯一的不同就是经营管理范围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提出了通过感觉和推理是可以了解现实的论点。亚里士多德摈弃了神秘主义，从而成为科学方法之父，并且为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最终会为科学管理奠定基础。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由本杰明·乔伊科翻译。芝加哥，《西方世界名著集》，第九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474页。
另一位希腊人色诺芬（大约公元前370 ）写出了第一篇著名的论述劳动分工优越性的文章：……在有些地方（工厂），一个人甚至仅仅靠缝鞋谋生，另一个人靠剪鞋样，而另一个人靠缝鞋帮，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不干上述任何一样活计，而是把各个部分缝在一起，他们都能谋生。这就是说……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么他肯定能把工作做得最好。①①引自弗雷德里克·克莱姆所著《西方技术史》一书，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公司，1959年，第29页。
希腊是被台伯河沿岸的剽悍民族罗马人所灭亡的。然而希腊首先是自我毁灭的，这是由于她耗尽了自己的森林和自然资源，由于她内部腐化堕落，政治上动荡不定，以及由于叛乱和反叛乱使大批领导人被杀等。斯多葛主义同其后来的基督教对手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主义一样表现出了当时时代的最强有力的特点。虽然希腊的哲学是反对商业的，但是，希腊时代却播下了民主的初步种子，标志着分权参预制政府制度的到来，它作了试图建立个人自由的初步尝试，成为采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开端。同时，在这个时代，也注意到了在管理不同的事业中所要求的管理技术基本上是相同的―尽管这种见解还很肤浅。
罗马罗马是在节俭中诞生的，它征服了腐化堕落的古希腊文化。为了生产军队用的武器，生产向世界市场出售的陶器，以及后来为生产出口用的纺织品，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类似工厂的体制。罗马公路体系的修建是为了能快速向反叛的殖民地调动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加速商品的分配。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蔑视贸易的做法，让希腊人和东方的自由人从事商业活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商业实行标准化，因此国家制定了一套有关度量衡和币制的保证制度。第一个类似公司的组织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它向公众出售股票，以便履行为支持战争而签订的政府合同。当时，劳动大军已高度专业化，他们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在小型工场中劳动的工匠，他们为市场而不是为个别消费者制造商品。自由工人组织了行会（社团），但是建立行会是为了社会目的和相互帮助（例如支付埋葬费用），而不是为了确定工资、劳动时间或就业条件。国家控制着罗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征收贸易税，对垄断者处以罚款，管理行会，以及利用收入支付多次战争的巨大费用。当时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组织，因为政府只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政府的合同，不得从事其他任何活动。
罗马人也具有遵守秩序的天赋，而军事独裁政府以铁腕手段统治着整个帝国。这种独裁的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两个基本的思想概念―纪律和机能主义―为其支柱。后者规定了各军政机构之间的具体分工；前者确立了一个严格的体制和权力层次，以保证各种职能得以执行。罗马对人类遗产的贡献主要是在法律和治国施政方面，也就是其对秩序感到关切的具体表现。罗马的法律成为后来社会文明的范例，而罗马的立法和司法的分权制则为后来的立宪政府的制约和平衡体制树立了一个典范。
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可被看成是罗马帝国的间接产物。吉本认为基督教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它摧毁了使罗马人获得道义力量和给罗马帝国带来稳定的古老信仰。与其说基督教教义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到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基督教给贫穷以安慰，给奴隶带来希望，并且许诺死后升天。基督教教义成为人类的遗产，直到现在它还一直对西方文化道德起着指导作用。
天主教会本身带来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组织问题。随着天主教的传播，新教派也越来越多。一种刚刚出现的神学很快就能成为一支成熟的教派。早期的天主教会都是单独活动的，它们自己确定各自的教规和入会条件，主教是各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长老（祭司）和执事开始成为主教的助手。到公元三世纪，他们同执行人事、秘书任务的副执事和助手，以及执行礼拜任务的祈祷师和读经师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教阶组织结构。在科内留斯主教给安蒂奥克的费边（公元251 ）的一封信中列举了所有这些职务。在阿莱斯会议上（公元341 ）有些主教被认为比其他主教“更胜任”，这样就产生了大主教即罗马主教。马太福音是为罗马的权威即彼得教会奠定基础的唯一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8—19）。在尼西亚会议（公元325 ）上，罗马主教被任命为教皇，结果在罗马和天主教制度中形成了集权和权威。但是，集权和分权之间的斗争在历史上一再出现，不仅在天主教会内，在其他组织中也如此。用现代的组织术语来说，天主教会的领导人看到了使组织“制度化”的必要性，即必须规定政策、程序、教义和权力。甚至今天也一再碰到这种问题：目的需要统一、一致，然而还须谨慎对待局部的问题和条件。
封建主义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创造了“中世纪”这个词，用来说明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文艺复兴这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在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变得不合算了，因为养活奴隶的开支大，而奴隶对劳动已经没有任何的热情。奴隶制的废除不是道德进化的结果，而是经济变革的结果。事实证明，雇佣自由人当佃农对土地占有者来说更为合算，因为养活他们的开支较少。而为了不致挨饿，一种原始的但是却很有效的激励制度便产生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大庄园的出现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它为封建主义制度的出现创造了成熟的条件。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从公元600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