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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甲骨文重要性的时候，对甲骨文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两位大师罗振玉与王国维却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命运，罗振玉追随逊帝傅仪，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人物，之后，他专心政治，在学术领域上的建树日渐减少。而王国维一心恢复清室，眼见复国无望，在昆明湖投湖自尽。
他们的命运与甲骨文的研究息息相关，然而，最有希望破解这一秘密的两个人却都无法再继续进行研究，不能不说是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1927年，中国刚刚结束了内战，新的政府建都南京，一切百废待兴。第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筹备之初，请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任通讯员，他叫董作宾。董作宾是河南人，1922年曾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从师于甲骨文大师王国维。他为人聪明灵活，勤奋好学，几年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
恰好，中央研究院一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出土甲骨文的河南安阳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工作，董作宾是王国维的学生，又是河南人，他人地两相宜，这个任务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傅斯年成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派董作宾前往安阳作非正式的私人摸底。
清末民初那段长时间的私挖乱掘，使小屯村及其附近沟壑纵横。到了1928年，包括罗振玉在内的学者、收藏家、古董商，均认为地下的宝藏已空，就连当地的村民们也失去了掘地三尺的兴趣。
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1921年对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1927年对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科学发掘，使考古学成为炙手可热的点金术。
1926年10月，在欢迎瑞典王储访华的学者招待会上，中国学术界的圭臬梁启超也发了言，他称甲骨文的发现使 “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甲骨学的研究使“许多古籍中我们认为难以理解，毫无根据，甚或是牵强的重大历史事件昭然若揭”。
小屯村还能有带字甲骨出土么？这里的地下究竟还有什么未知的秘密？
带着种种疑问，董作宾踏上了前往安阳的行程。
寻访甲骨
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独身一人到安阳实地考察。安阳，还能不能挖到甲骨，董作宾也没有答案。
这里依旧在做着甲骨贩买的生意，普通村民手中，还有不少甲骨等待出售。在洹河西岸，董作宾发现十个新挖掘的大坑，坑边还有一片无字的甲骨被丢弃。种种迹象表明，地下还存在着未被挖掘的甲骨。
经过明察暗访、走街串户，董作宾确定小屯村这片古老的地层下面仍然埋藏着数量不明的甲骨，为了防止珍贵文物的流失，董作宾毅然决定，建议中央研究院对安阳展开挖掘工作。得到董作宾的汇报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火速上报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立即特批1000块银元。
安阳，又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中央研究院的这次行动也预示着中国科学考古时代的来临。然而，对甲骨文的再次挖掘能够寻找到商王朝消失的500年时光吗？
初试牛刀
1928年10月13日，在董作宾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次科学田野考古挖掘开始了。发掘地点选在村北、村中及村东北洹水岸边处。此时的考古队员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在安阳，人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挖掘到甲骨呢？
第一天，董作宾在几处出土过甲骨的坑边进行挖掘，他采用土壤识别的办法，在方圆一丈的范围内打出几个探眼，然后对土壤的色泽进行比对。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收效甚微。
第二天，第三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没有掌握科学地质学的原因，考古队虽然设计了“轮廓法”、“集中法”、“打探法”3种作业的方式，却都与甲骨埋藏的情况不符。考古队同样没有太多的发现。
在气候与失败情绪的影响下，考古队员开始变的沮丧，作为考古队长的董作宾，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董作宾决定另辟蹊径。
要想挖到甲骨文，必须请求有经验的村民帮助。他明查暗访，多方打听，逐渐锁定了目标。据说，在村长张学献家对面的莱园里，和莱园东墙外的麦场里，是甲骨文比较集中的地方，几十年来常挖常有，是个长盛不衰的风水宝地。
于是，董作宾决定在这几个地方集中进行突破。
曙光乍现
几天后，挖掘工作移到莱园北一家田姓人家的院内。在考古人员精心的试挖掘之下，人们找到了不一样的土层。这里的土质产生了变化，土层明显变为灰色，而且含有细沙。挖掘人员放慢了脚步，没过多久，大家已经可以确定，这是一片从来没有被人挖掘过的地层。
人们一点点，一点点清理着地层，临近日暮时，突然，一版龟片的一角现出了地面。考古队员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这是董作宾安阳考古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发现，共出土有字的大龟版十五片，这十五片龟甲骨质坚实，字迹清晰，实为已经出土的甲骨中不可多得的宝物。
在其后的挖掘中，考古队员不断的总结经验，挖掘工作也越来越顺利。10月30日，当第一次考古挖掘结束时，考古队员共发现字甲555片，字骨299片，还有不少骨器、玉石器、铜器、陶器等重要文物，这在当时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洹水南，殷墟上
董作宾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的成功，使中央研究院终下决心大力对安阳进行考古挖掘。没想到，这一挖就耗去了人们整整十年的时光。
早在二十世纪初，甲骨学的大师罗振玉就对安阳的历史进行过研究。他遍查古籍，只在《史记》中找到了模糊不清的六个字——洹水南，殷墟上。
这六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安阳河在古时一直称为洹水，难道说，这条洹水的南边就是盘庚迁都的所在地，人们一直称为殷的地方么？罗振玉的推论极有吸引力，从某种角度上说，甲骨文是商王的秘密档案，既然是秘密档案，就应该保存在最安全最隐密的地方。对于商王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当然就是他守卫严密的王都。但是，安阳，真的就是殷墟么？
袁世凯的风水宝地
今天，安阳市依然古韵尤存，这里也保存了八十多年前，中华民国第二位总统袁世凯的墓地。袁世凯在做总统前，曾经被清政府罢黜，在那段失意的日子里，他就在安阳洹水边隐居。袁世凯认为自己随后的发迹与安阳的风水息息相关，所以遗嘱中特别要求安葬在于此。
舆地之学在中国的历史中源远流长，所谓风水其实与地形地貌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的幕僚精于风水之学，认为安阳是一片很好的土地，于是选中这里为袁世凯安葬。
由此推论，三千年前的商王会不会对这片水土产生兴趣呢？安阳，莫非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继续发掘
1928年底，李济从美国拉赞助归来，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同意出资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开展田野考古。这对当时资金短缺的中国考古界不啻为一个大喜讯。
李济1918年毕业于清华，随后被派往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傅斯年批准下，李济与董作宾达成协议。李济接替董作宾出任考古组组长，董作宾主要负责研究甲骨文资料，李济则研究其它遗物。
李济上任后，共主持了4次挖掘，但有时运气似乎与学识无关。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李济率董作宾、王湘、石璋如等八大金刚，在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霍家小庄全面开花，61的天辛勤劳作，仅获得一片有字甲骨，考古队只得铩羽而归。
美国人曾经允诺的赞助款并没有到位，但庆幸的是，考古学者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了资助。同年，李济接替傅斯年代理所长职务，董作宾再次出马担任安阳小屯考古发掘的主持人。在此期间，董作宾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第一次发现占卜机构及其官员的存在，从而确定甲骨文开头“贞”上一个字为人名，即“卜问命龟之人”，而非地名、官名，由此开启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肇端。
寻找贞人的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阳考古的科学研究工作大面积的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挖掘工作，又连续出土甲骨3794块。正是这3794块龟骨，使董作宾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在一个称为“大连坑”的长方形坑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四块较完整的大龟版，这四版龟版处于同一时代，它们体形巨大，字迹众多，一出土就引了考古界的关注，人们称这四块龟骨为“大龟四版”。
在这四版龟骨之上，频频出现一个过去谁也不认识的字。这个字出现频率之高，为所有甲骨文字之最。对它的解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字为官名，有人说这个字为地名。然而无论是那种解释，代入句子中都感到不通顺。董作宾经过仔细比对，第一次提出，这个字应该是今日汉字中的“贞”。贞，是贞卜问命的意思。
贞字的读解是神来之笔的灵感，它使人们第一次认清甲骨文存在的意义，甲骨之上的文字并非记录历史的档案，而是商王求神问卜的答案。甲骨文，绝不是图书，它们，是商王与鬼神互通的信件。
于是，董作宾继续提出，甲骨文的语法与今日流行的汉语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有贞字存在的句子只能是：某某卜某贞。前面的某是商王，后面的某就是为商王占卜的人，他们，是王朝中最受尊重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贞人。
在大版2122中，董作宾发现，其上共有六个贞人，他们叫做“中，宫，品，允，争，宾。”
这六位贞人，共同使用过这一块龟骨进行占卜，从占卜文字上看，前后共经历了九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九个月内，他们必然同时生存。最老的与最小的，岁数很难超过五十年。
正是这六个人，成为人们揭开商代历史的肇端。在成千上万块甲骨中，人们寻找着他们的名字，与他们同时出现在一块龟版上的贞人必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以此类推，人们把同时出现在一块龟版上的贞人划归为一个时期，于是，一共找到了五个时期的贞人。
今天，考古学家们在所有已出土的甲骨之中，发现了128位贞人的名子，这些贞人为不同的国王服务，有的王朝多一些，有的王朝少一些，在第四期，为国王占卜的只有一位叫做历的贞人，他，也许是商王朝最独孤的占卜者。通过贞人的存在时间，人们可以很精确的计算，这128位贞人，大概生存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
可是，甲骨文为什么只记录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呢？直到此时，考古学家们依然不能回答。
夯土层的秘密
1930年，李济率领的考古队暂时移师山东，他们受命对济南城子崖遗址进行一个季度的发掘。考古队员们在这里发现有一圈已坍塌的墙是用夯土建成的。在对夯土进行了仔细审视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地层与前三次在小屯发掘中出现的地层惊人的相似，经过认真讨论，李济等人确定，早期把小屯村发现的夯土层解释为洪水沉积是一个错误。
1931年3月，第四次考古挖掘工作开始。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归国，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石璋如也作为学员参加进来。大家总结出“卷地毯”的方法，即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追寻出殷墟中商王朝的建筑基础，凭借着在济南考古时得到的经验，人们对安阳开始有了不同的发现。
梁思永脱开了旧思路，率领大队人马（最多时达500人）转战后岗一个非常靠近铁路的土丘。这是一个重要的、富有想象力的决定，使考古队得到了阿里巴巴40大盗藏宝窟的钥匙。
在小屯村北、后冈、四盘磨村等地，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一些房屋的基址及夯土围墙。不久，殷都中心区3。5万平方米、50多座宫殿基址呈现在世人眼前。中轴线布局、左右对称、前朝后寝、错落有致的宫殿建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准和超凡的艺术魅力。在科学挖掘工作的指导下，不久后，专家们得以证实，这些基址正是商王朝的建筑遗迹。
穿越时光的隔阂，3000年里，人们得以第一次触摸到这个尘封的王朝。
于是，人们不由想到了罗振玉的推论，这里，会是传说中盘庚迁都的殷么？
文献中的故事却不那么令人乐观。《史记》中记载，商纣王亡国的十年后，他的哥哥箕子路过殷墟，看到原先宏伟壮观的宫殿都已经倒塌，王城中长满了青青的麦苗，不由掩面哭泣。
仅仅过了10年，十二位商王苦心经营的殷都就已经破败不堪，何况漫长的三千年时光呢？
安阳第九次考古挖掘
1933年前后，侯家庄附近有人盗挖出大量青铜器和其它珍品，最为出名的3件不知形状、体积颇大的青铜器，立即在古玩市场被卖掉。组织盗墓者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一撅刨了个金娃娃”的消息在安阳不胫而走。
梁思永和他的队友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经过紧急磋商，考古队采取果断措施，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向侯家庄（最初传说出土青铜器的地方）西北岗进军。
1934年3月，安阳第九次考古挖掘工作开始起动，没有人能够想到，数十天后，人们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这些巨大无比的大坑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是死去商王的大墓。这些大墓，气势恢宏，形制壮阔，面积最大的，可达1803平方米，深入地下13米之多，从下向上看，很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商王的棺椁在其中，两边为殉葬者。这一次挖掘规模空前，它使人们对商王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
这次发掘所获远远超出了预期：西区4座大墓，东区63座小墓，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以及刻纹石器。
规模如此之大的墓葬，考古经费开支预算达到3万银元，远远超出了早期的预算。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当时的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通过他的斡旋，国立中央博物馆答应投资，但条件是出土文物一律归博物馆永久保存。经费不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在侯家庄西北岗3次发掘中，共发现了1232个殷商时期的墓穴。其中有9个地下大墓规模宏大，有的大墓甚至深入地下达15米，其中还有一个明显是未完工的。这些大墓都是南北向略偏东，专家分析应该同商代的族属起源有关。墓室基本呈现长方形或方形。墓道长短不一，短的不足10米，长的竟然超过60米。墓底铺有柏木制成的木板，四壁也由木板构筑。木板被涂成红色，上面雕刻了修饰的花纹或彩绘，镶嵌着野猪牙、绿松石以及漆皮。
这9座地下建筑应该是殷商晚期国王们的最后居住地。中国人自古讲究“视死如视生”，座拥天下财富的帝王们自然会用心经营它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帝国。但由于当地盗墓成风，考古队员从一开始就怀疑是否能挖到有价值的东西。果不其然，其中8座大墓全部被盗挖一空，有的墓坑内盗洞多达数十个。最早的古代盗洞是圆形，直接插入墓室，深及椁棺之内。如此精确的盗掘，应该是周人的作品。
在灭国即是灭城的时代，劫掠重器、挖掘祖坟、焚烧宫殿、迁徙遗民，最彻底的破灭前朝复辟的幻想……此种传统在中国至少延续了15个世纪。另一个盗掘高潮是北宋。宋徽宗是个不称职的管理者，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一幅画在今天能换半吨黄金。他对金石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使成千上万的的青铜器一下子从地下冒了出来。
但盗贼忽略或残留的东西，依然令人振奋。在其中一座墓室的南墓道北端，有一小片未被盗贼发现的夯土，这里分四层安置了2件大方鼎（即著名的牛方鼎和鹿方鼎）、1件石磬、1件玉棒、370把铜戈、360个矛头、100多顶铜盔，还有马车零件和皮革胄等。斜坡墓道是为专用的马车或牛车设计的，当初墓中随葬品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今天恐怕难以想象的。
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陵，他给我们留下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器和最独特的古代文明，也给我们留下了血与火的历史见证。
可惜的是，经过三千多年的时光，由于盗贼的多次光顾，墓穴中残留下的陪葬品已经无法确切指出墓主人是那一位商王了。
对安阳的考古挖掘，绵延了半个世纪，今天，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完整的宫殿宗庙遗址，它们是商王日常起居的寝宫。
在洹河的北面，气势宏大的十一座王陵组成中国历史上最早与最完整的王陵区。
有宫殿与王陵的存在，安阳是否就是殷墟，人们再没有疑问。专家推测，这十一座王陵大墓正是盘庚迁殷后的十一位国王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