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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 亿加仑。每一项成功的工程都由一个能干和富有献身精神
的官员指挥，他们出身于相关的专业，应付新加坡的独特难题时懂得学以致用。没
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会变得这么干净和翠绿。我概括说明了概念上的目标，他
必须研究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后来他升任公务员首长。
1993年温斯敏到新加坡河钓鱼，真的钓到了一条。河流清洁了，人们的生活素
质也有所改变。全岛各地的地价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区与河流和水道附近的
地段。我们向印尼买沙，覆盖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们可以在加冷盆地晒
太阳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难看的小船厂。新加坡河两岸都铺设了人
行道，河边的旧店屋和货仓翻新了，成为餐馆、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们在河畔
饮酒用餐，华族的传统驳船晚上停靠在河边，也成为露天用餐的地点。对那些仍然
清楚记得新加坡河作为下水道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改变有如一场梦。
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车、巴士和柴油罗厘喷出
过量废气，灌木蒙上黑色的烟灰粒，就会枯萎凋谢。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顿看
见车辆沿着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长龙，感到诧异。司机告诉我，当天是让车辆更
换下一年执照的最后一天。要更新执照，车辆必须给经授权的加油站进行检查，看
看是否适宜在路上行驶。之后，我决定在总理公署设立防止污染组。我们在繁忙公
路两旁安装监察仪器，测量车辆排出的尘埃、油烟的浓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
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
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
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1971年我们在裕廊镇的中心开辟了飞禽公园，四周是数以百计的工厂。当初如
果不坚持和保持严格的防止污染标准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飞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
衍成长。我们也在裕廊工业区内进行绿化，在发出证书允许工厂开工以前，要求它
们美化厂区并植树。
尽管新加坡已经解决了国内主要的空气污染问题，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
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发生森林大火，烟雾笼罩了整个新加坡和它的周围地区。大火是
因为种植园公司在砍伐宝贵的木材之后，放火烧掉其他树木，以便清理土地来种植
油棕和其他农作物而造成的。在干燥的季节里，大火能连续烧上几个l 月。1997年
年中，浓厚和有毒的烟雾笼罩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导致机场关闭，
数以千计的人病倒。
旧时的新加坡也遭受车辆和诸如建筑工地打桩，以及露天娱乐活动的扬声器、
电视机和收音机传出的噪音污染。我们按部就班地慢慢实施新条例，促使人们把音
量放低。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
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
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
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
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
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当我们住在10层20层高的楼房时，各种不适合高楼生活方
式的传统习俗都必须停止。
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们致力于重建陈旧的市中心，历史不断地被
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们对这样的做法深感不安，于是在第二年设立古迹保存局，
负责确认和保存在历史、传统、考古、建筑设计和艺术性等方面，对新加坡历史来
说具有意义的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老旧
的华人庙、印度庙、伊斯兰教堂、圣公会和天主教堂、犹太教堂、19世纪传统华族
建筑物以及在旧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办公楼。过去殖民地时期英国总督办公的
总督府，是目前总统和总理办公的地方，已改称为总统府。
我们设法保留新加坡独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够饮水思源。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没有拆除牛车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历史区，后者是前苏丹皇宫所在地。新
加坡河畔的旧建筑物也保留下来。
早自70年代，新加坡就开始禁止一切香烟广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轻人染上危
险和令人讨厌的烟瘾。我们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电梯、巴士、地铁车
厢和地铁站，最后是所有冷气办公室和餐馆。加拿大人有什么行动我就跟，因为他
们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美国人远远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香烟制造业力量太大了。
我们每年也举行“无烟周”。“无烟周”开展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追述了个人
的经历。我原来每天大约抽20支烟，1957年参加三个星期的市议会竞选活动，声音
哑了，选举结果宣布时，我连憾谢选民的话也说不出来。既然控制不住烟瘾，我决
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两个星期很不好受。进入60年代，我对烟高度敏感，禁止人
们在我的冷气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吸烟。几年下来，多数部长都不再吸烟。拉贾拉
南和巴克始终烟不离手，内阁开会，他们总会溜开10分钟左右，到户外走廊过烟瘾。
我们锲而不舍地跟香烟斗争。美国烟草公司的财力和打广告的资金雄厚，成了
禁烟运动的强大阻力。尽管老一辈烟客已经减少，但是年轻人，包括少女，仍然沉
溺于吸烟的恶习。这场斗争我们输不起。
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早在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便
建议禁止香口胶，因为人们把吃过的香口胶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
按钮上，也有人把它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扫的开支因此增加，也损坏清洁设
备。起初我认为禁止未免太严。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破坏分子把香口胶塞进地铁车门
的传感器，地铁服务受到干扰的事件。那时我已经不再担任总理，吴总理和其他同
僚在1992年1 月决定禁止。多位上过美国大学的内阁部长说，有人吃过香口胶之后，
随手把它粘在大学讲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脏得不得了。香口胶被
禁止后，情况大大改善。在商店里的存货都搬清后，地0 铁站和地铁车厢的香口胶
问题已微不足道。
派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找不到涉及贪污和其他营私舞弊行径的大丑闻来报道，
于是便报道新加坡经常落力推行这类“劝人向善”的运动，冷嘲热讽，说我们是个
“保姆之邦”。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要是没有
做出这些努力，劝人民改变陋习，新加坡的社会就会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没有教
养。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
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我们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多数人都接受了，我们
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加信人的居住环境。如果这就是
所谓“保姆之邦”，我倒要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13、政府和媒体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
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再尊敬我们……我们必须想办法确
保新加坡政府的声音不会在众说纷纭中被淹没。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
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的。
1959年至今的40年里，新加坡报界已经逐渐脱离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标准。我
们通过设定界限做到这一点，这些界限主要是为我们的英文新闻从业员而设的。过
去，《海峡时报》集团的新闻从业员深受担任他们上司的英国主编和记者的影响。
多年以后，在80年代人行的年轻一代新闻从业员，才意识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西
方的标准不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改变。不过，新加坡的新闻从业员跟美国
的报刊有所接触，并受到它们的报道风格和政治态度的影响，美国媒体对当权者总
是抱着猜忌和怀疑的态度。华文报和马来文报就没有遵循西方媒体的模式。它们的
作风向来是对所认同的政策给予建设性的支持，不认同则有分寸地表示反对。
跨入80年代，不到40岁的新加坡新闻从业员都是从相同的新加坡学校毕业的。
但是英文、华文和马来文报界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三者之间的文化差距并未弥合，
从各报的社论标题。对新闻和读者来函的选择，可见一斑。受华文教育的读者和受
英文教育的一群，对政治和社会抱着不同的观点，前者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
上。
英文大报《海峡时报》在英国人当老板的时候，公开为英国人的利益服务。英
国商行经常光顾它，给它大量的广告生意，殖民地政府也常常提供新闻和刊登官方
通告，让它赚钱。没有一份本地英文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及得上它的万分之一。
华文报却必须自力更生。办报的华族富商利用报刊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吸引
读者，他们大肆报道关于中国、华文教育和文化以及在中国爆发的战争之类的新闻。
两大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两个华裔豪门所出版，报刊编辑是
右派投机分子，在他们手下办事的年轻华裔记者却以左派人士为主，好些还是共产
党的干部。
华文、泰米尔文和其他语文的本地报刊，都是从读者的族群利益出发的，并无
新加坡意识。以阿拉伯文（爪威文）出版的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则充当泛马
来人和印尼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海峡》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常仇视人民行动党，认定党内非共领导层是口操华
语的共产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南洋》、《星洲》和好几份华文小报鼎力支持行动
党，是因为它推行左派政策，同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有许多华文报的新闻从业
员是亲共分子。《前锋报》不曾因为我们同讲华语的共产分子关系密切而加以排斥，
依然友善相待，原因是该报东主，也是总编辑兼董事经理的优素福。伊沙克和我有
私交，并委任我为《前锋报》的律师。优素福后来当上新加坡首任总统。报界声称
他们是维护真理和言论自由的守卫者，我个人早年在新马两地的经验影响了我对这
个问题的看法。新闻自由其实是报社业主为谋求个人和阶级利益而鼓吹的自由。
在1959年5 月举行的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迫近时，《海峡》对行动党
的抨击变得益发猛烈，目的是要阻止我们当选成立政府。我们决定迎头反击。拉贾
拉南曾经担任《海峡》的主笔，他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海峡》的确是为英国人的
利益服务的。该报由一个身材魁梧，长得像个恶棍，但是办事能力强的英籍报人比
尔。西蒙斯主管。我公开表示要同该报对抗，并恫言行动党倘若在该报处处作对的
情况下仍旧获胜，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西蒙斯对此不敢掉以轻心。报社开始
进行筹备，万一被我言中，行动党获胜，编辑部人员在大选一结束就会迁往吉隆l
坡。我在4 月中旬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出了第一炮：《海峡时报》编辑
部人员将会抱头鼠窜，跑到吉隆坡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逐一列出他们的
洋记者的报道，其偏见可谓已经到达明目张胆的地步，同时我也发出警告，他们如
此猛轰行动党，我们日后会同样猛烈地予以回敬。
第二天，拉贾拉南紧接着在英文报《新加坡虎报》发动另一轮攻势。该报创办
人是以虎标万金油（一种止痛止痒的万应药膏）驰名的华族百万富翁胡氏兄弟。《
虎报》决定改变立场，跟行动党为敌。原本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已有五年时间的拉贾
拉南，被令改变办报方针或另谋高就。他选择了后者。
我说，我们必须容忍本地人创办的报刊批评我们，我们接受他们善意的批评，
因为这些人终究得留下来自食改变办报方针的苦果。“管理《海峡时报》的候鸟之
辈”却不然。他们会逃到马来亚，然后从那里大声嚷嚷，要为新加坡的新闻自由赴
汤蹈火，死而后已。他们利用《海峡》最资深的本地职员欧亚裔人士莱斯利。霍夫
曼反驳我的言论：“我不是什么候鸟。我对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和编辑内容负责，
并且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当政，即使他们利用公安法令对付
我……我的家还是在新加坡。”
话倒说得挺勇敢，但是在投票日前夕，霍夫曼已经动身到吉隆坡。在这之前几
天，他在国际新闻学会于西柏林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致词时说，我发出的威胁是“一
群被权力冲昏脑袋的政客的大发作”。他扬言《海峡》是由“生于斯、长于斯，真
正有民族主义情操和忠于他们国家的马来亚人撰稿、出版和控制的”。他知道这里
头没有一句真话。他呼吁国际新闻学会“一劳永逸地制止某个公然表示要管制新闻
自由的政党想要争取民众支持的用心”。可这正是我们有权争取的地方——寻求全
民表决授权我们去严厉对付报界的外来利益团体，而这里涉及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利
益。我们公开主张报刊不能由外国人拥有。
西蒙斯前来求和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
隆坡，证实了我们的论点：他们是胆怯之辈，目的是要维护英国的利益，根本不是
要捍卫新闻自由或获取资讯的权利。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海峡》迁回这里，
它的立场出现180 度的转变，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行动党，我却未曾因此而对它
稍微敬重。当马来西亚的亲马来人政策迫使《海峡时报》集团把吉隆坡的业务出售
给当地执政党巫统时，是行动党政府允许英国股东继续在新加坡出版报纸和保有报
章的控制权。西蒙斯前来求和，K 《海峡》的经营方针从此改为纯粹从商业角度出
发，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动机。莱斯利。霍夫曼没有返回新加坡，而是定居澳大利亚。
我希望新加坡报业有所竞争，因此鼓励其他报社成立。有好几家尝试过，但是都以
失败收场。英国百多年的统治为《海峡》制造了垄断市场的条件。《虎报》在60年
代结束营业。一份称为《东方日报》的报纸在1966年创立，创办人是虎标万金油胡
氏兄弟之一的儿子胡蚊。他以花花公子而非报业巨子著称。他和某个设l 在香港的
中国机关的高级人员暗地里洽商贷款300 万新元，以低得不像话的0。1 ％年利分五
年偿还，因为管理不当，该报损失惨重。1968年，该报又再获得一笔60万新元的资
助金。我们在1971年揭发这个外国集团资助办报的“黑色活动”。胡蚊招认了，该
报编辑部职员愤愤不平，颜面全失，结果全体辞职，报社终告关闭。
《新加坡先驱报》是另一份从事“黑色活动”的报刊，但是给钱的是非共者。
报刊在1970年由外国股东独资创办，聘请本地人为主编，记者国内外人士都有。一
开始我就满腹狐疑，两个有名无实的外籍东主为什么要创办一份英文报，通过社论
和新闻报道渲染某些课题来跟政府作对。这些课题包括国民服役、新闻管制和言论
自由等。该报当时在赔钱。内部安全局调查的结果是，报刊的最大股东是一家叫做
希达公司的香港合伙企业，注册在两个挂名合伙人名下。报刊不久便耗尽230 万新
元的运作资本，美国大通银行新加坡分行随即提供180 万新元无担保贷款。我们要
求大通做出解释，结果银行主席戴维。洛克菲勒从纽约打电话给我，竟说银行第二
副总裁兼新加坡分行经理不晓得银行本身规定不能贷款给任何报刊！我对这样的解
释感到怀疑。
我向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提出质问。他是新加坡人，以香港希达公司的名义为
《先驱报》注入新资金。他回答说，他以为我知道投资人是马来西亚驻堪培拉最高
专员兼前沙巴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也就是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福阿德。史蒂芬。
我反问他是否相信史蒂芬甘冒失去150 万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份跟新加坡政府作对
的报刊上。他也同意事情叫人难以置信。
1971年5 月中旬，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了这一段谈话内容。在马来西亚时
期就和我相熟的史蒂芬从堪培拉写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