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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是个典型的英国工党领袖，有工人阶级的背景，本能使然地总是为那些受到
欺压剥削的百姓出头。然而在面对艰难的决定时，他也有冷静的头脑，例如他要所
领导的工党政府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苛刻条件，以便换取拯救英镑危
机的援助配套。
卡拉汉的强处是处理问题采取稳扎稳打的手法，解决问题从不多搞花样。他对
工会忠心耿耿，却被工会搞垮了他的政府。
1970年10月，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个晚宴上，撒切尔夫人坐在我旁边。那时
候希思还是首相，她是教育部长。我们谈论了以教导混合技能的“综合中学”取代
语法学校后英国所蒙受的损失：聪明的学生固然吃亏，其他学生也不见得因而得益。
撒切尔夫人成为反对党领袖时，我问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乔治。托马斯对她有什
么看法。托马斯以抑扬顿挫的威尔斯口音回答：“她非常热爱英国，能为英国效力。
她要扭转整个国家的局势，我相信她是推一有毅力办到的人。”当我问当时的首相
卡拉汉对她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答复是：“她是前座议员中推一的男儿大丈夫。”
从一个工党议长和一个工党首相口中得到这样的意见，加强了我自己的看法：她的
确是个“有信念的政治家”。
撒切尔夫人满怀理想在撒切尔夫人赢得1979年5 月的大选时，我为她欢呼。她
主张推行自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在她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在伦敦以及还有几
次在她途经新加坡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1979年6 月，她
出任首相一个月后，我在唐宁街10号跟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会谈。她当时满怀
理想。1980年7 月，撒切尔夫人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写信邀请我当演讲嘉宾，于
同年10月在布赖顿召开的党大会上发表演讲——特别邀请的演讲者来自共和联邦，
这对保守党大会而言还是第一次。我回信说，因为我跟工党之间有一段可以追溯到
40年代我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渊源，所以无法接受这份殊荣。
她是个十足认真的人，充满毅力和干劲，对自己能够落实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充
分的把握，但是从来不曾低估工会所将给她带来的问题。因此，当煤矿工人在1980
年3 月开始罢工时，我认为她一定能够苦斗到底，却没料到罢工工人和警察之间的
激烈冲突会持续整整一年。换成在她之前的首相，恐怕就无法坚持到底了。
1985年4 月，撒切尔夫人来新进行官方访问。我在晚宴上恭贺她减轻了英国福
利制度的诸多牵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40年，历任英国政府似乎都想当
然地认为财富会自然地创造出来，需要政府注意和巧妙安排的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
问题。因此政府想出妙方，把成功人士的人息转移给不太成功的人。在这种情形下，
国家需要一个胆识过人的首相把实情告诉选民：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
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
种哦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
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何降低水平而变得
平庸。”撒切尔夫人很有风度地以相似的口吻回应：“我宁可这么想：你们曾经向
英国看齐，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才干、进取心、勇于接受挑战、
努力、冒险精神、自信、活力已经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成功榜样——你
们的成功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第二天。数份亲工党的英国报章刊登了工党影子内阁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
的强烈反应：“李先生应该闭上他那张笨嘴。”一名工党议员艾伦。亚当斯补充说
：“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当模范，我们的国家就要回到1870年人们在血汗工厂夜以
继日工作却什么也得不到的时代。”
旧工党的心态这就是典型的旧工党思想未能跟上潮流发展的心态。1985年，新
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500美元，英国则是8200美元。到了1995年。新加坡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 万美元，早旧超越英国的1。97万美元了。我们的工人赚钱
比英国工人多，还有自己的房子，储蓄（在公积金和储蓄银行户头）也比英国工人
多。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辞职时，寄了一封道别信给我：“生命多么变幻莫测
：谁会料到合作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竟然会在几乎同一天辞去在自己国家的最高
领导的职位。不过，在离职之际，我只想说，我从我们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并钦佩
你所坚持的信念。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少了你我出席，
肯定会逊色不少！”
我跟撒切尔夫人打交道的机会比跟其他英国首相接触的机会多，因为她两度蝉
联。在所有首相当中，我认为撒切尔夫人是最有希望领导英国出头的领袖。她的强
处在于她热爱英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并且对于要扭转局势具有铁一般的意
志。她坚信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将能带来自由的社会。她的基本政治触觉相当敏锐，
但是往往显得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在阶级观念分明的英国，她因为有着“杂货店
老板女儿”的背景而吃亏。真可惜，英国的社会体制还在这些偏见所形成的框框里
苦苦挣扎。等到她下台时，英国人已经卸下一部分的阶级包袱了。
然而撒切尔夫人的作风，却往往引起旧白人统治国家总理们的强烈反感。1985
年，在巴哈马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澳
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不断跟她纠缠，向她施压，要她同意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会上除了她以外，所有发表开幕词的领袖都攻击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撒切尔夫人
独排众议，反对进一步制裁比勒陀利亚，反而建议进行对话。我敬佩她有那样孤军
作战的勇气，拒绝在威逼和恫吓之下屈服。只可惜她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梅杰在1989年10月陪同撒切尔夫人到吉隆坡参加共和联邦政府首长会议时，职
位是英国财政部长。1996年5 月，我在唐宁街10号和他重逢。当时他肩负艰难的任
务。撒切尔夫人全力支持他竞选保守党党魁和首相，并指望他沿袭对欧洲的政策。
她在党内的影响力使他日子不好过，媒体也不见得给他宽限，不消几个月就认定他
成不了气候。因此，虽然英国经济当时表现强劲，却对他在1997年5 月对垒新工党
的挑战一点作用也没有。
1995年5 月，我在伦敦同当时领导反对党的布莱尔初次见面，对他的年轻和朝
气蓬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比显龙小一岁。他的参谋乔纳森。鲍威尔在一旁做记
录并负责后续工作。他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成东亚持续出现巨幅增长，英国和欧洲
却成长比较缓慢，两种局面相异。我建议他在大选前到东亚访问，看看它巨大的转
变，否则一当上首相，他将会受到外交礼仪的诸多约束。
第二年1 月，他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到新加坡。他在这里会见了我们的工
会领袖，考察了他们为工会会员所争取到的利益。他对公积金——我们的个人老年
退休金户头，也是拥有住房和医药服务资金来源的户头感兴趣。他不隐瞒自己笃信
基督教并因此推崇社会主义。面对我不以为然的反应时，他补上一句：或者可以说
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坦率地重复自己“或者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工
党一派可是鄙视这类主义的。他的“新工党”并非虚有其表。他问我工党政府成功
的机会有步大，我说一旦工党当政，他要说服旧工党接受他的政策，必定会碰到很
多钉子。工党的年岁比他要大得多，不会那么轻易接受改变。
一个认真的政治家布莱尔来访几天之后，影子内阁社会福利部长克里斯。史密
斯便前来研究新加坡的制度。几个月后，布莱尔的亲信彼得。曼德尔逊也来考察我
们的保健储蓄、保健保险和新加坡公积金的其他功能。布莱尔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认
真的政治家，他希望了解东亚的发展和这些国家成功的秘诀。那年秋天我们在伦敦
再次见面。共进晚餐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在1997年5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后，他和他的政党特意表现谦逊，这要归功于
他本人有自律精神。我在电视上观察他发表胜利演讲和步行到唐宁街10号的情形，
整个情况说明他领导的是一个素质良好的班子。我在他获胜的一个月后到伦敦。我
们谈论了一个小时，同样没有浪费时间嘘寒问暖。他一心一意想着在大选中答应选
民政府所要做的工作。他是开足了马力直往前冲，却没因为这么年轻就被推上掌权
的地位而冲昏了头脑。我们谈到中国和即将在6 月底移交政权的香港。他对这件事
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想把因为港督彭定康而产生的纠纷闹大，反而着眼于中英比
较长远的关系。不出我所料，他出席了政权移交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
行了会谈。
一年后，1998年5 月我们在唐宁街10号重逢。这时候的他正在全神贯注处理急
如燃眉的课题，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他抽出时间跟我谈论一系列其他方面
的课题，但是没有提到双边问题，因为也没有那样的问题可谈。我们的环境已经改
变：在防务和安全课题上，新加坡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已经超越同英
国的联系。我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一代，我的儿子这一代比较注重美国。显龙以及
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必须了解美国。他们在美国军校受过训练，在哈佛、斯坦福等大
学完成研究生课程。我活在英国强权之下的时代，显龙这一代人则必须在美国强权
之下的世界中求存。
23、相知说澳新
亚欧悼会政府首脑会议于1996年在曼谷召开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加入亚
洲阵容，马哈蒂尔首相提出反对，说它们不是亚洲的一分子。那是马哈蒂尔发自内
心深处的想法，但是大部分领袖都无法认同。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地理位置和经
济上的常理将凌驾旧有的成见，到时澳新两国将成为亚欧峰会成员。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然入侵，骤然改变了新加坡留给澳大利亚人的回忆。大约
18000 名毫无战斗经验的澳大利亚军人，连同七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必须在空中
掩护不足的情况下，同身经百战的日本皇军交锋。到1942年2 月新加坡沦陷的时候，
已有大约2000名澳军战死沙场，1000多人受伤，约15000 人沦为战俘。
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由于营养不良、患病或遭受折磨而死亡；恶名昭著的缅泰
死亡铁路沿线，情况更惨。在新加坡的克兰芝共和联邦阵亡战士公墓，许多墓碑默
默地见证了烈士们为英王和国家捐躯的英勇行为。成千上万名澳军在新加坡被日本
皇军俘虏将永远印在澳大利亚全体人民的记忆中，这场浩劫的惨烈仅次于加利波利
半岛事件。不过新加坡比较靠近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来说有较密切的战略关系。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保持同英国的旧日联系，澳军也重返新加坡。
澳军一支分遣部队驻守在马来亚，直到英国宣布撤离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我
敦促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把部队继续留在马来亚。1969年1 月，趁着出席在伦
敦召开的共和联邦总理会议，戈顿同我和英国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新西兰总理
基思。霍利约克与东姑等人举行初步会谈，讨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防务新协议。
戈顿当时如坐针毡——忐忑不安的神情和说话的声音都说明他不愿意挑起这副重担。
他知道，重担大部分将落在澳大利亚肩上，因为英国正逐步淡出本区域。
我们同意延期到同年6 月在堪培拉举行另一次会谈时再做决定。但是那年5 月，
吉隆坡发生了种族暴乱，威胁到澳大利亚继续参与新马防务协议的安排。前此我已
经交代了这件事后来如何获得解决。尽管戈顿有所顾虑，我们还是在1971年12月通
过书信往还，达成五国联防协议。性格比较坚毅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科姆。弗
雷泽不赞成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而打退堂鼓。最后戈顿还是决定在1971年以前把
澳军撤出马来亚，并调到新加坡来。澳大利亚担心没有能力担当这个责任。他们知
道，只有一小分队的新西兰军会留下来，和澳军一起驻扎在新加坡。一旦发生危机，
他们只能凭着澳、新、美三国共同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条约》，向美
国求助。
一开始我们和澳新两国政府就有良好的默契，因为彼此对区域安全的看法不谋
而合；大家都同意越战的局势越来越棘手。我同哈罗德。霍尔特、他的接班人戈顿，
还有威廉。麦克马洪的关系也都不错。1972年，工党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掌握了
执政大权。诺曼。柯克总理对安全问题的态度坚决，因此没有改变新西兰的防务立
场。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却对澳大利亚向越南和马来亚/ 新加坡做出的防卫
承诺感到不安。他在1972年大选获胜后不久，便决定让驻守新加坡的澳军退出五国
联防协议。最初在70年代，我们要求利用澳大利亚的训练基地进行军事演习，对方
并不乐意帮忙；新西兰则一口答应。澳大利亚政府在1980年改变政策，准许我们在
澳大利亚举行陆地演习；1981年又让我们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个基地训练空军。
保罗。基廷在叨年代初出任工党政府总理期间，进一步允许新加坡武装部队扩大在
澳大利亚受训的规模。约翰。霍华德领导的自由国民联合政府一直遵循这个政策。
澳大利亚同新加坡的地缘战略目标相似，双方都认为美国在本区域保留部分军力，
是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均衡必不可缺的因素，对这一带的安全和稳定有益。没有这个
安稳的力量，亚太经济当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个大前提下，彼此在贸易和
其他方面的歧见都显得微不足道。
要求澳大利亚开放经济我尝试游说弗雷泽多年，要他开放国家经济，让澳大利
亚加入竞争，成为本区域的一分子。我向他和他的外长安德鲁。皮科克解释过，通
过积极参与防务和安全事务以及援助他国的计划，他们将使澳大利亚成为本区域的
重量级国家。但是，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却使他们同这些成长中的经济体绝缘，因为
澳大利亚的限额制和高关税导致这些国家无法向它出口简单的制成品。按照常理，
他们接受我的论点，可是在政治上弗雷泽却没有那样的胆识去跟澳大利亚工会或制
造商对抗，因为工会或制造商都要求政府给予保护。
1980年，在新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首脑亚太区域会议上，弗雷泽企图发动反欧
洲经济共同体保护主义政策的运动。这类政策使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出口时被拒于门
外。我提醒他，发展中国家不会给予多少支持，因为在它们看来，澳大利亚也以相
同的政策保护那些失去了相对优势的国内工业。更何况对东盟的成员国来说，澳大
利亚跟它们越来越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它们必须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并
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下来的历届澳大利亚政府拉近了澳大利亚同亚洲的距离。继承鲍勃。霍克出任
总理的保罗。基廷深信澳大利亚在经济上有必要借重亚洲，他也亲自推动亲亚政策。
基廷的头脑清晰，对经济有充分的认识，地缘政治触觉又强，在霍克的班子里当过
财政部长多年。不过，作为工党出身的总理，澳大利亚工会对工党的强大影响力局
限了他的作为。埃文斯用心接近亚洲还有另一位部长特别用心去接近亚洲，那就是
加雷思。埃文斯。他的头脑机灵，受到挑战时更是牙尖嘴利，但是他的心地好。在
霍克和基廷的班子里，担任外长的埃文斯彻头彻尾地改变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他以促使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发展，共博亚洲经济增长的成果作为目标。他不愿意
看到当日本人以日本的科技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和电子产品时，澳大利亚还停留在
只是向日本出口原料的阶段。埃文斯同东盟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那一定费了不少苦功，因为大家的习性大相径庭。在东盟，大家往往不是在谈判桌
上达成协议的，而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消除重大的歧见，所以他也跟着大家一起
追球。
在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初期，我以为他的亚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