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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人。我们乘坐的不是马赛地豪华轿车，而是福士伟根小
型载客车。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来。他告诉我，那样才能
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赏狮城的景色。
科尔有宏图大志施密特和科尔交情不好，德国媒体对于我同两人都能融洽相处
觉得奇怪。他们向我问起这件事，我说，我的任务是同任何一个领导德国的领袖来
往，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尔经常被人们拿来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较，而且往往
给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个知识分子，经常提出新鲜的点子并在卸任后以尖锐清
晰的笔调在《时代》周刊阐述自己的论点。另一端，科尔则被媒体形容为索然无味。
这使许多人低估他。他初掌权时，大家都料想不到他会成为梅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
德国总理。等到我对他有进卜步的认识时，才发现他在庞大的身躯和显得笨拙的外
形下，有着一颗思维清晰的脑袋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性格坚强，追求目标有着果
敢和贯彻到底的意志。他有宏图大志，这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德国的过去，并决意
不让历史重演。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一意追求欧洲货币联盟的落实，并称之为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相信欧元一旦落实，欧洲合而为一的过程将启动，再也逆转
不得。
科尔在1998年9 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后人将记得他是个伟大的德国人，是他
促成德国重归统一。他更是个伟大的欧洲人，一心希望德国融人超国家的一体化欧
洲，以避免上一世纪造成生灵涂炭的欧洲战争再次爆发。他巩固了法德关系。尽管
有许多人不看好欧元，甚至加以反对，在他的努力下，欧元却在1999年1 月1 日成
功推出。如果欧元取得成功，科尔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虽然他招认
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他对德国和欧盟的贡献却不
能因此而丝毫受到否定。
法国领袖令我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具备非凡的才智和精辟的政治分析能力。他
们比德国人更有本事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而且懂得在欧共体内取德国人的资源
而用之。德国统一将对这样的安排形成一种挑战。可是，科尔总理心里再清楚不过
：如果外界认为德国耀武扬威，可能会引起恐慌。
欧洲团结的一大障碍是各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施密特用英语跟德斯坦交谈，
他告诉我，他们俩能够建立融洽的亲密关系。密特朗和希拉克则通过通译员跟科尔
沟通。我总觉得，有个通译员夹在中间，要摸清楚交谈对象的想法就不容易。施密
特。德斯坦和希拉克全用英语跟我交谈，比起通过通译员传达意思的密特朗和科尔，
我更能够掌握前面三人的基本观点。要等通译员告诉我密特朗和科尔在说些什么，
想观察他们的身势语言就更难。一个人用英语说话，即使文法不通或讲得不地道，
我也大概能够摸清对方是怎么想的。在句子中间的一个停顿、一个犹豫，有时候会
使语义起最微妙的变化；通译员必会剔除这些停顿，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而去掉这
些揭示对方有所保留的小痕迹。在欧洲人找到一种共同语言之前，论统一、论规模
效益，欧洲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每个欧盟国家以第二语文的程度教授英文，没有一
个愿意舍弃自己的语言，以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来取代。因此碰到大工程，欧盟的
工程师和经理，不比美国人容易互调人员。
法国人渴望使法语成为国际一大外交语，却不得不向实用性的问题低头。到了
80年代末期，说法语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开始用英语演讲，以便在国际听众群中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有了互联网，除非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英文的优势由不得人
们忽视。在90年代，听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总裁用英语进行讨论已是平常的事。
26、看苏联怎么垮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
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
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
解，正中敌人下怀……
1957年10月，当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人太空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靠近英
属北婆罗洲森林的亚庇（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处理一场官司。苏联在科技上的优
越性叫人惊叹。1964年4 月，当苏联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的
形象益发膨胀。他们总说历史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一创举益发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 月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
后，我趁机到莫斯科走一趟。他们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处游一圈，其中一晚还到
大剧院观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苏联，为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剧指挥交响乐团的
演怕。苏联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铺里、酒店内的人们隔离开来，除了官方人员之
外，我谁也没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员留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阴郁、灰沉。他们的老太太的
确跟我在书上读过的一模一样一一个肥胖妇女，坐在国营酒店（苏联最好的酒店，
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这里）我那层楼的电梯门口，无所事事。他们在铺了深色丝绒
桌怖的桌子上，为我提供丰盛的早餐——鱼子酱、熏鱼、几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
色面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后回到酒店
客房，吃剩的食物全还没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一样，浴缸和洗脸盆果然
都没有塞子。我特地为此自备了一个坚硬的橡皮球，洗脸盆却用不了，还好浴缸用
得上。那辆柴卡汽车（一种中型轿车）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负责东南亚事
务的官员，而我所见到的最高级官员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
氛围令人心悸，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这是个强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鼓励长子显龙学习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对数学感兴趣，学习俄文可以
让他直接阅读许多苏联优秀数学家的著作。我当时深信苏联今后将对孩子们的生活
产生深远的影响。显龙用了5 年时间学习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原籍
捷克的教授学，接着先后跟塔斯社通讯员和在南大学中文的苏联青年学。最后在一
位英国外交官的教导下，他参加了剑桥普通水准俄文考试，考获特优成绩。
新加坡在1968年同苏联全面建交，但是双方甚少接触。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
和太平洋所捕的鱼，他们并没有其他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苏联同新加坡的一
家公司联营，把捕到的鱼交由我们包装成罐头，他们还在我们的船坞修船，趁停留
时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苏联对新加坡深感兴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战略地位。
1969年1 月当我所搭乘的飞机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时，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芝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伦敦，途经曼谷、塔什干、哥本哈
根。机师在飞行途中宣布因为气候恶劣，飞机不能在塔什干降陆，降陆地点必须改
在莫斯科。只是飞过塔什干时，天气看来还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
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同即将赴任的苏联驻新加坡大使萨夫罗诺夫，正在等候。那是个
天寒地冻的夜晚。因为之前未为此做准备，芝在结了冰的停机坪上差点滑倒。我的
秘书冷得直打哆嗦，在贵宾室里喝上等白兰地取暖。他们这么大费周折，无非是要
我见见他们即将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大使。这却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好让我知
道他们的国土广袤，威力无比。
萨夫罗诺夫会说华语，曾经在中国工作，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密切观察中国在新
加坡可能发挥的影响力。他履任后不久，就带来了柯西金总理的邀请信，邀请我到
苏联访问。
1970年9 月，我由开罗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莫斯科时已经过了午夜，
在泛光灯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苏联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动作像机器人一
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
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的方式耀武扬威。这个安排是
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确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宫，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谈并共进
午餐。他谈到增进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性格一般，没什么特征，因此在我的
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他们安排我们飞到索契。为了会见柯西金总理，
车子从宾馆出发，沿着黑海海滨行驶了超过两英里的滨海小山路，把我载到坐落于
皮聪大角的一栋度假大别墅。看起来严肃却不至于不友善的总理，就在那里接待我
们。柯西金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他度假别墅的设施，尤其是那个一按电钮巨型滑门
就会自动开关的室内热水泳池。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晚餐前同他谈话。
柯西金对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很感兴趣。他问我“新加坡究竟是
否曾认真地尽过最大的努力，同联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证，我们的确曾经尽了
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种族课题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柯西
金问我，他假定我们仍未放弃同马来西亚组成联邦的想法，这么说对不对？我指出，
两国无论在地缘上、在家庭渊源上，关系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 月吉隆坡种族
暴乱发生以后，我不再认为重提加入联邦还有什么意义。吉隆坡的领导人一直对新
加坡心存猜忌。接着，柯西金问我，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
我说，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3％，现在则大约有15％。
很明显，从他的身势语言，从他频频问起北京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
看来，他并不认为新加坡独立对苏联会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允许
美国飞机和船只使用新加坡的军事维修设施，也让驻越南的美国服役人员到新加坡
来度假。我反驳说，维修设施是商业性的，谁都可以使用。他有意使用我们的船坞，
对过去英国的海军设施虎视眈眈，表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新苏双边关系。
他准备派遣各种船只，包括苏联战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他的外贸部副部长也将
访问新加坡，评估两国贸易联系的发展潜能。
我总觉得柯西金是个颇有城府的人。他没提起波德戈尔内主席在莫斯科向我提
出的，有关苏联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由于我表现得并不热中，柯西金
只说，鉴于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它自然对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作为亚洲人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全程陪着我，大多数时候，讲话和进行
试探的都是他。苏联对我殷勤招待，在从莫斯科到索契的飞机上，他们供应早餐后，
又端上了鱼子酱、熏鱼、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我说，我受英国人的影响，早上习
惯只喝茶，他们就把食物和烈酒拿走。陪同我们的部长说自己也爱品茶，不断列举
喝茶的好处。
苏联人在伏尔加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树立了一座巨大的
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我曾经在日军占领新加
坡期间当过电讯编辑，所以读过随军记者在1943年和1944年那次漫长战役中所做的
报道。纪念碑上壮观的浮雕，反映了当年苏联军队和平民的许多英勇事迹。几乎同
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是立于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的纪念碑和陵墓。这是个勇敢、
刻苦和坚忍的民族，默默承受着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摧残和折磨，伺机扭转劣势，
最终反败为胜，把敌军一路赶回柏林的老家。
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却老觉得房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在莫斯科的第
一个晚上，晚餐过后，芝在贵宾别墅的卧室里说：“奇怪，他们这么注意我，一定
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拉贾拉南（我的外长）他们倒不怎么留意。”第二天，东道
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
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
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 次到新加坡访
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
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
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们在1980年4 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
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
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
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
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
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
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
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
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
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
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
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
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
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
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
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
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
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 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
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
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
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
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
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
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
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
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
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
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 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
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
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
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
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
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