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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讳玲
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
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
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
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伴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
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
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
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
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 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
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
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
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
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
多50％的A 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
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
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 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
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
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
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
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
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
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M 年12月的大
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
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
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
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
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
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
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
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
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
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
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
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
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
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
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
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
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
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
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
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
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
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
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
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
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
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
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
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
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
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
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
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
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
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1983年，在我提出大学毕业女生没结婚的课题的许多年前，孩子们还在求学时，
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
们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后来，他们选择的配偶都跟自己旗鼓相当。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
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
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病症
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保持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星期日回来吃午
餐。小男孩们片刻都停不下来，在客厅里喧闹捣乱。多数人都很疼爱他们的孙子，
结果也宠坏他们。我们也很喜爱孙儿们，但却觉得他们的父母过于放纵他们。也许
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严厉了一些。不过这却对他们有好处。我的三个弟弟金耀、添
耀、祥耀，妹妹金满和我本人，有个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母亲而深受其惠。
她尽其所能，确保哦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发挥各自的才能。金耀跟我一样在剑
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修读法律。后来，我们跟芝一起合伙开设李及李律师楼。一
年后，莱佛士学院和剑桥的老朋友埃迪。巴克加入哦们的公司。添耀成了股票经纪。
祥耀到菲茨威廉学院去念医科，回国后自设诊所，相当成功。金满早婚。当家中碰
到麻烦，比如显龙在1982年失去他的妻子名扬，以及在1992年患上癌症时，弟妹们
都会在我们身旁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帮助。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我不但是大
哥，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
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
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
年。
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
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
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我
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
慰。，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
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
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
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
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
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
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
欣慰。
37、后记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
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
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
还记得六岁时，有一次坐着牛车到祖父的橡胶园去。牛车的木轮裹着一层金属
皮，没有弹簧或避震器，经过一段黄泥路，一路上颠簸得厉害。50年后，J997年，
我从伦敦乘坐超音速客机到纽约只需三个小时。科技改变了我的世界。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
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
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
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
接着印尼跟马来西亚展开对抗，我也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
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
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我们可以
感觉到，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
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却在50年代不顾后
果地投入洪流。我们怎么可能跟马来亚共产党较量，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在那个时
候，我们并没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
我们勇往直前，无视眼前的危险。心底的欲望强于理智的压抑，一旦陷入其中，
我们就被吸进更深的斗争旋涡里。跟共产党人的斗争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来得早。我
们得应付共产党公开战线的工人、学生和文化团体，地下武装力量是他们的后盾。
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之后却发现，
巫统（注：原文如此）马来领导层中的马来极端分子要建立的，是个由马来人支配
的社会。种族暴乱和无休止的冲突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只好在1965年分家独立。我
们随即面对印尼的对抗。1966年对抗结束后，英国人在1968年宣布要把他们的军队
撤走。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紧接着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难题。好多时候，前途看
来是无望的了。
作为刚掌政的新手，我们就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
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对我有利的条件
是，我的几位部长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都博览群书，会被新思想所吸引却不
被迷惑。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看过的有趣的书籍和文章。起步时，我们都很无知单纯，
幸好我们处事谨慎，经常质疑，并对新概念进行实验后才加以推行，以免惹来麻烦。
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的同志情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面对接踵
而来的危机，我们的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了解彼此的强处和弱
点，并把它们列为考虑的因素。我们办事不采取先试探民意的做法。为了让新加坡
成为一个非共、非种族主义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我们的做法是实行必要的政
策，并争取人民支持这些政策。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
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
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我的班子还包括杜进才、王邦文、埃迪。巴克、
杨玉粼、肯尼。贝恩和奥斯曼，他们个个都是有才能的正人君子，都献身于同一事
业。1959年开始执政时，对于如何管理政府，如何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
只略知皮毛。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一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改变
得美好。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赢得政权，之后，还得确保人民会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我选出有才干的人，安排他们担任领导的职位，如
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管理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制度，并能体恤人民的需要。我们一
方面要工人继续支持我们，但是同时也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他们投下资本，传
授知识和管理技巧以及开拓海外市场，使得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这个传统腹地的情
况下仍能活命生存。我们边工作边学习，而且很快就上手。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秘
诀，那应该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我一向都不会为
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
：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是发现一个理论或计划
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会再浪费时间或资源。我几乎不曾重犯同样的错误，
也常吸取别人犯错的教训。执政初期，我很快就发觉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难，其实
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过或未曾解决了的。所以，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去找曾经
碰到类似问题的政府，了解他们碰到问题是怎么应付和解决的。不论是建造新机场
或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我都会先派遣一组官员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
我总喜欢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我们的运气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运气相当好，我们采取的一些高风险
政策和行动，并没使新加坡受到更大的伤害。首先，我们得跟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
线，在此期间，我们极可能像战后波兰和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被吞噬。接着，
我们天真地以为，单靠选民数目平衡的力量就可以逐步促成一个不那么强调种族主
义的马来亚社会。时间证明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左右不了种族效忠。后来，由于经
济前景暗淡，我批准一家炼油公司在发巴港码头旁边设厂，这等于是在我们主要的
经济资产旁边放一条危险的导火线。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
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
们迟至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