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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女皇之路-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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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非川一战,破除了唐军天下无敌不可战胜的神话,吐蕃由此信心爆棚,多次与唐在西域和剑南道展开争夺,由此揭开了长达百年的唐蕃战争的帷幕。虽然终高宗之世,有娄师德、黑齿常之在剑南道屯田镇守,西域又受制于裴行俭和王方翼,吐蕃并未占到半点便宜,然而由此引发的全局震荡却是不可估量的。首先是东、西突厥密谋复国,高宗时代在西域并未长期驻军,在突厥贵族的煽动下,安西四镇屡屡陷落,先后有裴行俭三定西域之事。东北由于唐军在辽东战场杀戮颇重,新罗王乘势挑拨高句丽和百济民众叛乱,驱逐唐军,安东都护府被迫迁往辽东。高宗大怒,命刘仁轨率军出击新罗,新罗大败,急忙遣使谢罪,但并不因此放弃收复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企图。基本上唐军一到新罗便谢罪,唐军一退又开始蚕食辽东,颇有点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不屈不挠,原本和大唐之间隔了新罗、属于飞地的百济故地,终于被新罗完全吞并。但最麻烦的还是吐蕃,大非川之战后,唐廷还是没有放弃在青藏高原上与吐蕃角逐的努力,结果仪凤三年再败于青海湖。此战之后,唐终于意识到吐蕃是无法消灭的,在剑南和西域等低海拔地区的胜利,并不能让唐军越过乌海、河源威胁吐蕃腹地,从而决定了唐蕃战争中唐只能采取守势,而吐蕃却可以纵横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乌海至河源海拔均在4200米以上,背后便是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巴颜喀拉山脉,堪称吐蕃中部的“安全门”,这是严酷的大自然设置在唐军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唐朝君臣对此十分无奈,青海战役结束后,高宗曾经问策于群臣,普遍的看法是“攻之则兵威未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2' 而在此献策高宗的魏元忠、以及唐蕃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娄师德和黑齿常之等人,日后成为了武周的名臣骁将。
    边疆告急促使高宗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了对外事务上,裴行俭、刘仁轨等人纷纷受诏出征,武后抓紧这个好机会大肆揽权,实力又有增长。她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朝中无人的困乏,许敬宗已经年老,除他之外众宰相无一是武后心腹。如无高官支持,武后空有“二圣”之名和参政议政之权也难以全盘掌控政局。急于用人的武后遂打破官员须凭考试进阶的制度,“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3',开创了泛阶的局面。按照大唐制度,由六品跳升五品是仕途的一道重要关口,由四品跳升三品又是另一道关口。入三品都是以恩旧特拜,入五品则需经过考试,按成绩叙进。就连升散阶从五品也要奏报皇帝,取其进止。泛阶一开,五品、三品高官再也没有从前那么尊贵了,整个官僚队伍中补充进来大批的“寒门”之士,改变着先前的高门勋贵结构。此举对唐帝国来说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大批寒士的上位促进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可算广聚贤才,另一方面官僚队伍的急剧扩充,也不免有选官过滥的弊端。昔日太宗皇帝为纠正隋末弊政,大规模精简官吏,淘汰庸员,定制官品文武共643员,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严格的选官制度现被打破,及至高宗晚年,朝廷穿绯服的四品官几乎满朝都是,可见其泛滥。不过此举对于武后个人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成百上千的人因这一政策而受惠,得以享受高官厚禄,自然对武后感恩戴德。在收买人心方面,武后赢了漂亮的一仗。
    只是这些力量还没有转化为助力之前,许敬宗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武后顿时面临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咸亨元年,天下大旱,关中饥馑,朝廷不得不下诏任由百姓往各州逐食,并宣布政府班子东幸洛阳,解决吃饭问题。陪随同行的武后之母杨氏已有92岁高龄,病逝于途中。久旱失雨,黎民受困,原本不满武后参政的各政治势力乘机发难,直指在上者失德,致遭天谴。武后权衡利弊,遂上书高宗,引咎在己,主动要求高宗废除自己的后位。这是心灰意懒,还是以退为进?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和内心的隐隐作痛中,武后把抉择的权力交给了高宗。
    (本节未完待续)
    '1' 敦煌出土的吐蕃文《编年史》第十条:至羊年(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赞普驻于乍之鹿园。大论东赞驻吐谷浑。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东如与唐廷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且以八万败于一千。
    '2' 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05。
    '3'《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古中国向来有天象以应人事的说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一旦有地震、蝗灾等天灾,负责辅佐天子、总领百官的宰相常会引咎辞职,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便曾经以久旱提出避位以禳灾。不过这种辞职一般都会被驳回,皇帝还往往主动承担责任,说:“此朕之寡德,非宰相之咎”、“阴阳乖爽,事属在予”等等,以示负责。武后此番主动要求避位,一则说明她的权势确有增长,没有人会要求一位无权无势的后妃为国事负责。二则也反映出她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武后升位太后大权在手之后,不要说是私下议论,就算不识趣的儒生上书直谏要求太后还政皇帝,那也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绝不会有迫于压力归政之说。说来武后雄飞既久,岂甘雌伏?此举确有不得已之处。她虽有“二圣”的尊号,但一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领导班子。昔日六位翊赞功臣,许敬宗老病退休,李义府、崔义玄等亡故,依靠构陷裴行俭、逼杀长孙无忌上台的袁公瑜给一贬再贬,现在冤家对头裴行俭手下当差,真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平心而论,和历代弄权的后妃比起来,武后参政之初行动内敛小心得多,单是做了二十年多年的皇后,还没有一名外戚掌握朝中实权便少有人能及。这固然让她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能够走得更为长远,但始终势单力孤,一切权力均来自于皇帝。高宗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需要借助武后来处理朝政,但对武后权势的增长仍存戒心,既要用她,又要防她,关系微妙,态度暧昧。如今太子羽翼已成,事事自有主张,不再需要这个母亲来指手画脚,如果高宗再不明确表态,她作为皇后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参与朝政?又有什么资本继续停留在竞技场上?
    此外,母亲杨氏的死也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武后一生受杨氏影响甚大,爱好文史不喜针线的习惯,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性格,都来自于杨氏的遗传。在武后夺嫡争宠的关键时刻,杨氏忙内忙外,收集信息,监视政敌,笼络支持者,为女儿很是操劳了一番。裴行俭和长孙无忌等的密谈就是通过杨氏转告给武后,导致裴行俭被贬的。如果说武后的奋斗历程上曾经有得到过家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那就是来自于杨氏了。所以武后虽然淡漠亲情,但跟杨氏的关系一直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本不该受俗务影响的母女之情也渐渐变了质。魏国夫人之死虽然瞒过了高宗,却瞒不过和她一母同胞的哥哥贺兰敏之,深知武后性格的杨氏也不可能没有怀疑,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唯一能做的,也就是保护好外孙贺兰敏之而已。然而贺兰敏之轻佻叛逆,屡屡挑衅武后,如果依照武后的性子,敏之早该死了几十次,只是碍于杨氏的面子,不得不隐忍。天长日久,积怨在心,母女亲情也就降到了冰点。直到杨氏去世,武后才发现世间除了杨氏,竟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计私利地帮到她,天地之大,她竟孤独得如此彻底。既无外戚之助,又无重臣支持,内外交困的武后索性赌上一赌,如果高宗存心收回他交给武后的一切,现在正是机会。
    高宗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除了久病不愈的风疾和肺病,又新近染上了疟疾。在病患的折磨下,一向现实的高宗也起了乞灵于丹药延年益寿的心思,幸为宰相郝处俊所谏止。以高宗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单独掌握朝政。当时太子弘已经大婚,又有一班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从各方面看,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贤明而受人爱戴的君主,如果高宗甘心放手的话。然而权力的滋味是如此甘美,没有人能轻松容易地放低。若干年前曾经打算废后为此还赔上宰相上官仪一条性命的高宗,此时却改了主意,选择仍然维持现状,继续让武后充当自己的代言人,指望通过皇后和太子之间的互相制衡来保持自己对朝政的影响力。武后避位的请求被驳回,上元元年更上尊号天皇、天后,进一步确认了武后在朝中的地位。至此,夫妻、父子互相牵制、共同执政的三角形政局已然形成。从唐帝国日后的风云变幻来看,便能明白睿宗及时退位让儿子李隆基登基对于肃清太平公主势力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这,怕也是血和泪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吧!有了玄武门兄弟相残的血案,才有了宁王甘愿让三弟李隆基为太子,最终兄弟和睦大被同眠的佳话。有了武后杀子夺位的惨烈,睿宗才会在感觉自己力不能及之时,甘愿提前退位以保障皇位传承的稳定。
    高宗既然决定在妻子和儿子之间走钢丝,对于武后执政也就采取一面抬举,一面打压的策略,这边厢驳回武后避位的请求,那边厢又频频下诏太子监国。许敬宗退休引发的风波才平息,围绕他去世如何拟定谥号又成为武后和朝臣角力的战场。先作为李治的东宫旧人,后作为武后的忠实盟友,许敬宗在高宗朝可谓位极人臣。他可以随意出入禁中,骑马入朝,这样的恩遇,只有李绩才能相比。泰山封禅,也是他和李绩出任封禅使。许敬宗在官场上颇识进退,很有分寸,因此在拥立武后的翊赞功臣都先后被高宗舍弃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善始善终。除此之外,他的物欲、色欲、和名利欲,实在和李义府不相上下。李义府为了钱财公开卖官鬻爵以至被人讥为“铜山大盗”,垂涎美丽的女犯人以至逼杀大理寺臣,气愤世家大族瞧不起他怂恿高宗颁布禁婚令,好恶强烈到最后惹恼高宗落到可悲的下场。这些都可以在许敬宗身上找到共同点,只是许敬宗压榨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在家族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
    许敬宗对于金钱的贪婪,驱使他把女儿嫁给蛮夷之子以索要大量钱财,还曾因此受到弹劾。如果说这是他长期贫贱实在缺钱也可以理解,后来他已贵为宰相,权势无人能比,还会因为贪图巨额聘礼而把另一个女儿嫁给出生奴隶的将军,这人的物欲实在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许敬宗得志时已经六七十岁,史书上用“好色无度”来形容他的欲求。他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家妓骑马在楼上奔走,以此为戏。老父少妻的结果是跟他的子孙争风吃醋,为一些有的和没有的风流韵事先后奏请把儿子和孙子流放岭南,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和李义府一样,许敬宗素以才华自诩,功成名就之后,他以超乎寻常的高傲来表示自己的轻蔑。跟人说话总是装着不认识别人:“对不起,我耳朵背,记性又不好,总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不过呢,如果你是曹植、刘桢那样的才子,就算只见过一次我也一定记得你。”李义府的好恶表现在他对支持自己的人死心塌地,对于他瞧不上的人傲慢无礼,许敬宗的好恶则表现在他随意涂改史书上,亲戚好友一律涂脂抹粉,政敌一律百般诋毁,史书完全成了他做人情的卖菜篮子。在官场上许敬宗左右逢源,接连扳倒权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给他弄得罢相的宰相少说也有5、6位,手段的狠辣阴险就算号称笑里藏刀的李猫也得甘拜下风。李义府张狂放肆,毫无顾忌,最后全家都被流放,孤零零地客死异乡。许敬宗却得享高寿,还得到死后陪葬昭陵的荣耀。然而这两人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负才华却长期被人看不起的寒士,一旦得志都以疯狂的追名逐利来满足自己的欲壑难填,用欺凌他人来报复世界,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年轻时的折辱坎坷,造就了他们畸形的性格,才子一旦抛弃了道德和良心,行事往往比恶棍更为可怕。而能够收放自如地驾驭许敬宗和李义府的武后,又是何等的旷世怪杰,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许敬宗的所作所为,早已惹得清流不满,借着给他商定谥号之机来个整体发作,说他“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平心而论,这个谥号按许敬宗的作为还真当得起,可是心腹重臣一旦去世就背这么个名也未免太不给武后面子。还陪葬昭陵呢,名与实爽曰缪,指言名美而实伤,葬礼越隆重就显得越可笑。可恶的博士学士们还坚持不改,说谥号为缪都算给许敬宗面子了,真要论起来应该更差才对。朝廷没法,只好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吏全部参与,集体商议,最后来了个折衷,“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总算勉勉强强让这位重臣的身后事不至于变成笑话。不过,要闹到召集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吏集体商讨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武后在高层官吏中的支持率并不高。如果没有当初泛阶这一手让大批寒士入仕收买人心,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尚未可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了。第二年,高宗突然颁布诏令,称许敬宗记史颇多不实,命史官重新修改,而这次任命的修史专员正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刘仁轨。现在的刘仁轨可不是当初那个屡遭李义府陷害,即使对方已经被贬流放,自己又立有大功,仍然不敢返回长安的可怜虫了。他已经官拜宰相,又屡屡奉诏出征,出将入相,掌国权柄。以他来监修国史,可想而知必然会对某些人和事重新评价。武后敏锐地感到,情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了。
    上元元年,高宗把祖宗封了个遍,然后自称天皇,武后为天后。塞给武后这根胡萝卜,紧接着就来了记闷棍,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爵位,陪葬昭陵,并以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这是刘仁轨封诏修史的第二年。一环扣着一环,一连串的攻势几乎让武后喘不过气来,避位被拒的后果就是她在竞技场上继续呆下来,面临一重接着一重的巨浪。现在的武后,才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朝中无人的无助,也让她看清了眼前的路:
    第一、 她必须掌握政权,宰相中一定要有人支持她。
    第二、 她必须掌握军权,才能在必要时威慑他人。
    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她将永远无法执掌大权,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当时的宰相以刘仁轨为主流,另外几位宰相戴至德、张文瓘为太子宾客,郝处俊为铁杆反武派,无一是武后心腹。既然暂时无法在宰相中安插人手,武后便别辟蹊径,以爱好文学编纂书籍为名,招纳了一帮学士作为自己的死党,这就是日后掌国权柄、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的前身——北门学士。
    (本节未完待续)
    一般认为,武后建北门学士是受了李世民开弘文馆招揽十八学士的启发。武德四年后,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恃其平定天下之功,阴蓄夺嫡之谋,遂以自己戎马倥偬,未能熟知经史为由,特开文学馆,延揽四方贤才,分为三番,每日引见,与他“讨论文典”。其中声名最著的有十八人,为首的即是日后成为贞观名相的房玄龄与杜如晦。打着“锐意经籍”的名号,实际上是为自己延揽私人智囊团,参谋帷幄,在讨论文学的合法外衣下为李世民夺嫡作准备。及至李世民登基之后,这班人以从龙之功,多位列宰辅,迅速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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