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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度大麻、欧洲制品 （多数是俄国货）以及奴隶——男女孩童（他们的价
格从二百到五百卢比不等）和成年奴隶。这些奴隶是由巴达赫尚、瓦罕和什
①
克南的商人从乾竺特、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贩到叶尔羌来出卖 的。合法的
出口货主要是珍珠、宝石、生丝（此项货物也进口）、绸缎、羽纱、棉布、
棉纱、瓷器、基连（kiriana，即香料和药材，尤其是大黄，后者是向中亚西
部出口用作药材和染料的大宗货物）、大麻汁和茶叶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
茶叶，那是从华南用马队驮运到和阗转口的。茶叶分箱装散茶和茶砖 （每驮
载三十到四十块）两种；茶砖质量低下，只有穷苦人家使用。非法的输出品
以金银锭（金锭、银币和银元宝）为主，其中许多是来自中国本土，特别是
茶叶、金银、宝石、丝绸和香料药材（基连）等，主要是山西、陕西、江苏、
浙江一带的商人运来的；商人们又从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丝绸、牲畜和其他
货物运回中国。
关于中国本土与新疆之间的商业往来还有待研究，不过很清楚的是，清
朝的歧视性税制偏向汉族商人。输入中国本土的货物只有玉石在嘉峪关纳
税。中国本土与六城之间的贸易在乌什吐鲁番是合法的，东突厥斯坦人把丝
绸、粗白布、毛革和其他商品卖给来自中国本土的商人，要照价纳税十分之
一，而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出卖，只要纳此数之半。在乌什吐鲁番，安集延
人和其他外商出卖货品仅纳税百分之五，汉商把除茶以外的货物卖给六城商
人，所纳之税甚至更低，只交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
从甘肃运到新疆供本地消费的茶砖是由特许商和政府经营的。根据1760
年的法令，政府也允许非特许的山西私商经由蒙古向准噶尔贩运少量布匹和
未分类的茶叶，主要供输出到中亚去。四川商人则在古城出卖大米和白面。
江浙商人经常设法到叶尔羌经商，但是在政策上汉商是不准进入六城的。部
① 赫尔麦森： 《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1 页。
① 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 《1819—1824 年 （本书参考书目为1825 年。——译者）在印度斯坦喜马拉
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2 第479 页；又见戴维斯编：《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
报告》，第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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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例外就是允许甘肃茶砖特许商前往六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未经特许
的山西商出卖的茶叶和其他商品在六城市场上日见增多。就往来新疆的汉族
茶商而言，非特许的山西未分类的茶叶贸易 （当局是不大容易控制的）比特
许的甘肃茶砖贸易获利更多。但是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得自甘肃特许商的收
入要比山西商人交纳的税为多。①
除了乌什吐鲁番之外，六城、准噶尔与中国本土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是焉
耆，这是六城地区唯一允许蒲尔和伊犁铜币同时自由流通的城市。焉耆的人
口大部分为厄鲁特人（加尔梅克人），它的周围地带又是六城唯一允许汉移
民定居和拥有私人土地的地区。因此，根据清朝的隔离政策，和阗、叶尔羌、
喀什噶尔的居民和外国商人都不许进入焉耆城内。其他地方的居民虽可进入
该城，但是不准定居于此。②
尽管六城的贸易兴旺，东突厥斯坦的商人却没有发财，这是因为有权势
的官僚对私商横加干涉，敲榨勒索。这里官吏的贪婪和儒家的一向轻商这两
者互为影响。这样的商人不论如何富有，都没有社会地位；一度起过相当作
用的贸易公会，在清朝征服之后也失去影响，不再成为沟通官商的桥梁。甚
至就教育程度而言，当地商人也比中亚西部的商人为差，因为在中亚西部，
商人一般都在宗教学校受过教育，学识仅次于毛拉。
喀什噶尔商人到国外经商，是在1794年开始受到限制的。他们只能获得
通行证，成群结队越过边境哨卡到最靠近的柯勒克孜人 当中进行交易，仅此
而已。他们受到官方税收的歧视，进口税负担沉重，官吏又勒索敲榨。他们
甚至必须用钱购买经商权利。
一般说来，清朝推行的政策在效果上是有利于外国商人、而不利于六城
商人的，因此当地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只得依附于外商。发了财的六城商人要
留居塔里木盆地就得隐瞒资财，假装贫穷。否则，如果买卖做得相当大，他
们就得前往伊犁或乌鲁木齐去住，那里的官府压力要轻一些。对于作为清朝
贡民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所进口的牲畜，政府照价征收关税5％，而对
1
于外国人所输入的牲畜，政府只征税3 ％。喀什噶尔商人输入的丝绸制品
3
和毛皮要纳税10％，外国人输入的同样货物仅纳此税之半数。就大多数商品
1
说来，当地的进口商要交税5％，外国商人只交纳3 ％，但若系“克什米尔
3
人” （包括巴尔提人和帕米尔诸国的商人）则只交2。5％。从巴达赫尚进口
①
宝石，税率是每斤五百蒲尔。这项政策的后果之一是白银外流，清政府曾经
试图制止而未能奏效。
① 见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6—19、92—96、115 页；又见作者
的同名文章载《哈萨克科学院院报：历史、考古、人种学专集》，3 （17）（1961 年），第84 页。
② 见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25—26 页，又见312、335 页。参见沃森：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6 页，作者说库车人口主要是加尔梅克人。他说：“富有的要人住在
城内，穷人则住在郊野的帐篷里。”沃森的材料是1830 年代的，他显然把库车与焉耆混为一谈了。
① 见瓦里哈诺夫：《全集》，2，第680 页 （书中将shelkovymi 误作melkovymi ）；伊扎特·阿拉：《中亚
游记》，第24 页；阿赫麦德·沙：《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第382 页 （书中“百分之四
十”应系“四十分之一”之误）；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7—348 页；库兹涅佐夫：《清
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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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商都是来自浩罕、布哈拉、巴尔提斯坦、巴达赫尚、乾竺特、
克什米尔或哈萨克草原，但也有伊朗人、希尔凡人、俄国鞑靼人（或诺盖人）、
印度人、中亚犹太人（他们聚居于浩罕者人数很多）和亚美尼亚人。帕米尔
的柯勒克孜人大概总是冒充当地属民前来的。清朝当局弄不清这形形色色的
外国人，便统统把他们看作“安集延人”（安集延是浩罕控制下的费尔干纳一
①
个城市和地区）或“克什米尔人”，所以政府甚至许可非进贡国的商人前来
新疆做私人买卖。其实所谓“安集延人”就是在喀什噶尔经商者，所谓“克
什米尔人”就是在叶尔羌经商者。但是，作为贡使似乎更有利可图，外国使
节往往向驻新疆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官员赠送马匹，得到的回赠总是比原来礼
物的价值更高。②
浩罕的属民和来自布哈拉及中亚西部其他地方的商人，都在喀什噶尔（它
③
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比布哈拉更大）进行大宗的对外交易。因为清帝国的
官方态度是把贸易看作一种给予外国人的特许（认为是他们需要富饶的中国
的物产），以换取安定和对清廷的忠顺姿态，所以外国商人就取得可以讨价
还价的地位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者都是本地商人所没有的。浩罕的属民，
即真正的安集延人，地位尤其出众 （因为“他们的举止和习惯很象”喀什噶
④
尔人），是喀什噶尔的外商当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因此，在当地的外商界占
支配地位。为了替这些商人说话和监督日常的市场活动，喀什噶尔的阿奇木
⑤
伯克与外国商界共同指定一位高级外商作监理 （满语hda…i da，即商目） ：
他也象中国沿海商埠的大班那样并不是清朝的官员。但监理又不同于大班，
他 （至少在起初）对一切外商进行监督，而不是一个监理单独监督与新疆通
商的某一国属民；外国商界有此监理，便享有高度自治权，摆脱了清朝统治
的干涉。
这种外商监理通常是用浩罕人，后来这一职位逐渐变成浩罕政府试图控
制喀什噶尔对外贸易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取道浩罕，这一事
实就进一步促使浩罕政府插手于喀什噶尔，而喀什噶尔的贸易又反过来促进
了浩罕经济，对十八世纪之末浩罕国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起初，清政府对
此采取妥协态度。1809年清朝通知浩罕统治者阿里汗说，鉴于他们的行为恭
顺，着令该国当年输入新疆的商品免缴关税。清朝又说，以后浩罕输入商品
的关税将减半征收。
同印度、西藏、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和帕米尔诸国的贸易则集
中在叶尔羌（此地人口甚至比喀什噶尔更多）和色勒库尔地区，这些地方也
是印度与俄国通商的会合点。在这里和在和阗，安集延人在外商中所占的比
重都小得多，更多的是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阿富汗人、巴尔提人、西
①
藏人和印度人，但是没有犹太人或俄国鞑靼人。这使外国人的成份比在喀什
① 见穆尔克罗夫特和特雷贝克：《在印度斯坦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旅行记》，卷1 第452 页。
② 《大清宣宗实录》，卷262 第24 页 （1835 年2 月16 日），26 页 （1835 年2 月19 日）。
③ 见赫尔麦森：《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96 页。
④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1 页。
⑤ 感谢冈田英弘在1971 年把这一满语词汇的含义告诉我，据告那是由汉字“胡岱达”音译而成。参见佐口
透： 《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380—383 页；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载《东洋文库研究
纪要》，第24 期 （1965 年），第86—89 页。
① 沃森： 《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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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更复杂。是否也有象喀什噶尔“商目”那样的单一的外商监理，目前还
不得而知。
准噶尔与六城之间的贸易集中在阿克苏，这是因为此城靠近经由木扎提
山口越过天山的通道。在阿克苏的市场上，东突厥斯坦人同哈萨克人和天山
柯勒克孜人的贸易占重要地位，至少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每逢集市就已
②
经是“街市纷纭，摩肩雨汗，货如雾拥。”到八十年代末，大量俄国商品开
始涌入阿克苏，清朝不能制止，其部分原因是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已经终止，
清朝商人便从阿克苏把这些商品转运到清帝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 商人在
阿克苏定居下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阿克苏的人口包括本地人和外
国人，合计似已超过一万户。其中约有八千四百户登记为清朝属民。①
入境外商到达清帝国境内的第一道关卡是要出示护照，获得许可以后方
能通行，这需要得到一名新疆保商——类似中国沿海商埠的“行”商（见第
四章）——提供的书面保证，其中言明：“被保人向无债务，其出境后如有
涉讼事项，均由保人负责承担”。外商将此文书提交当地伯克，伯克转呈清
②
朝驻军当局。后者留下原件，将汉文译件交给外商。来自中亚的外商用这种
方式取得合法护照后即可前往六城西部和准噶尔经商，但是不准去库车、焉
耆、吐鲁番、哈密和中国本土。有些外国人，其中多是浩罕人，但也有布哈
拉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甚至设法（常是借助于伯克）把商业利润
投资于六城土地。外商在清帝国境内购买土地是非法的，然而安集延人显然
用银子购买了土地。甚至也有官地流入外商之手。外人拥有的土地主要集中
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阿克苏地区，它们被租给当地农民。
六城大概没有类似广州公行那样的官商帮，主要的往来似在外商与六城
伯克之间。这种往来基本上是融洽的，偶尔也有过冲突。例如在1808年，清
朝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污辱了一位“商目”的女儿。其父为浩罕商人，
怒而杀女，持头挥舞闯进斌静衙门：他这种公开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表明他
③
根本无惧于清朝官府。塔里木盆地的官员得到外商贿赂，给予外商以特别照
顾而减收关税。边境官员有时只检查外商的部分行李。象硝石这样 的军用物
资是不许卖给外国人的，但也有竟然得以出口的事情 （即使这项禁令有重要
意义，其有效程度也大有可疑，因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旅行家曾亲见硫磺在浩
①
罕公开出卖，并且看到过“当地制硝”的情况）。浩罕人前往麦加朝圣时佩
②
带的那种“中国短剑”是否也在禁止出口之列，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走私
是十分普遍的，当局一般也不予闻问。
玛赫杜姆家族
安集延人在六城西部占有的特权地位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外
②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新疆纪略下》，卷2“阿克苏”条。参见佐口透：《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
第68 页。
① 曹振镛等编：《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 第5 页 （1826 年2 月14 日）；《钦定大清会典事
例》 （1818 年），卷742 第11 页。
② 见伊扎特·阿拉：《中亚游记》，第45—46 页。
③ 参看戴维斯：《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第340 页上记述了浩罕人绑架一名清朝边境
官员的材料，可作旁证。
① 见阿赫麦德·沙：《旅行记》，第352 页。
② 沃森： 《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3 第32 期 （1834 年8 月），第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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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使六城居民与其先前的统治者（即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和卓，当时
住在中亚西部）保持着联系。纳赫什班迪家族在布哈拉的发迹已有几个世纪
之久，它在中亚的苏菲派各团体当中是最有影响的，因此六城的很多外商都
是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徒众。
玛赫杜姆家族是玛赫杜姆·依·阿扎姆的子孙，他们在清代以前就在东
突厥斯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中占有统治地位。玛赫杜姆和卓家的两大派即黑
山派和白山派，在那时就已在争夺教团的领导权。白山派联合准噶尔人而在
1755年基本上消灭了他的对手黑山派以后，又促成了满人对六城的征服。纳
赫什班迪教团的某些支派没有抵抗清军，清朝便加封几位不属阿法其派 （白
山派）的玛赫杜姆和卓为贵族，要他们迁居北京。库车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
和卓——即阿勒沙德·阿丁（全盛时期约在1450年）之后代，他们和印度的
纳赫什班迪教团（穆扎德之后裔）同清朝显然没有冲突。但是在1759年，两
位主要的白山派和卓曾被迫逃往巴达赫尚，并且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