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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开始对《书经》（《尚书》）作了系统的词源学分析，才证明古
①
文经的许多部分其实是赝品。到了十八世纪末年，阎若璩所发起的文字考订
工作和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日益增长的关心，便推动了江苏常州小学运动的兴
起：这小学运动声称对今文经特别感兴趣。它们中间只有 《春秋·公羊传》
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 《公羊传》成了今文学者研究的焦点。常州学
派的奠基人庄存与便是一个对汉学感到失望的人。他宁可采取折衷主义的态
度，即有选择地采纳了宋代哲学家的著作与西汉及东汉两代的注疏。他的学
生们——特别是刘逢禄（1776—1829年）——后来变得对《公羊传》很感兴
趣，认为它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的和正统的说明。刘逢禄和
他的同伙把他们认为是以微言大义和道义观点来看待《公羊传》中的历史材
料 （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这一研究方法，同东汉注疏家
专心致力于名词术语和定义的研究方法作了对比。在他们看来，东汉学术界
只注意事件 （“事”），西汉注疏家则企图解释事件的意义（“义”）。
在刘逢禄的影响下，魏源很注意西汉哲学，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由此
导致他批判地分析了《诗经》和《书经》的本文，写了两部题名为《诗古微》
和《书古微》的书。在这两部书中他企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
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古微”）之说。这两部书在体例上都是遵循
经验主义的研究传统，艰苦地对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较分析。但是它
们作为校勘学著作的声望受到了损害，因为事实是，魏源研究东汉今文的大
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因此这两本著作可以作为证
据，证明它们揭示魏源本人的历史观多于揭示他的西汉前辈的历史观。他认
为对这一有关经书的论战值得进行详细而刻苦的研究，这反映了以经书解释
当世政治及学术的重要性是持久的。毫无疑问，魏源把今文学看作是对十八
世纪汉学的攻击。与此同时，他继续认为经书仍是指导政治行动的极则。如
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他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认
为，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
找到理论上的根据。
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认为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
要，这种概念通常与今文学研究的兴趣有关，虽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
历史先例。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学家龚自珍一样，创造了一个三个时代 （“三
世”）往复循环的变化的理论：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他本人亲身
经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个“末世”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认为，明智的
①
尽进忠言和开明的领导能够和过去一样加速下一个“太古”时期的到来。
魏源并不苛责满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负责。相反地，在他看来，
清代统治者已经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祸的那些主要弊端。在一篇雄辩
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赞扬清政府废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
和重税的压迫。清朝君主很“重民食”，不仅一再豁免了赋税，而且自从乾
隆以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来经营河道总督所辖的工程。边境地区人民长期安
堵。到处呈现出和平与有秩序的气象，“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
① 阎若璩决不是怀疑现存《书经》真实性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个通过系统的正文分析，而不是靠诉诸意
识形态的理由来怀疑古经文文本的人。见戴君仁：《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① 见米切尔：《改革主义的极限：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载《近代亚洲研究》，卷6 （1972 年）第18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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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在朝廷里，官员们可以慷慨陈词而无需害怕受到惩治。所以魏源总结
说，总之，清政府“岂独高出明代万万”。在乾隆的文字狱、长期而肮脏的
和笪乓约岸怨谂崖衣怕沤懈芏锌岬恼蜓怪螅嗣遣唤婀炙�
竟会如此令人作呕地歌功颂德。但是，按照中华帝国末年的标准来看，魏源
完全可能认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巩固王朝和紧缩财政方面标志着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
尽管有了这些成就，魏源接着写道，“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这
些灾祸包括漕运管理的不善和黄河由于无法控制的泥沙而反复出现洪水。“无
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之所无也”。通向文官的道路是“困于需滞”，军事
部队的预算则又“绌于度支”。与外国的接触更带来了苦难：“夷烟蔓宇内，
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无也。”
因此在魏源看来，晚清的问题不是起源于无能的和含有恶意的统治（按
照“节用爱民”的观点来说，清代可以比做众所周知的“三代”），而是起
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
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还起源于无法控制的黄河，它的灾难性泥
沙 （虽然魏源没有指出这一点）是上游山坡植被不佳产生的水土流失的恶果
——这也是中国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灾难性副产品。
魏源的这些话的含义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
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面对着这些挑战，魏源认为令人不能容忍
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科举考试只强调语言学和词源
学，对官员们则只用毫无意义的尺度来考核：对于翰林只考察他们是否“书
艺工敏”，对于行政官员只考察他们“胥吏案例”的本事。魏源关于改革的
呼吁是写得用心 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传统标准来看应算作是清王
朝作出的主要功绩，指出了挑战的史无前例的性质以及制度上反应的不充分
的状况。他响亮地提出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即通过对新问题作
出新反应来加强国家，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①
① 魏源： 《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载《古微堂外集》，卷3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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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象魏源那样的知识分子都关心边疆保卫的问题，这也有十
八世纪经验的坚实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的大部分材料，事实上是取材于
清代在军事上长期卷入西北边远地区和亚洲腹地的事势，在这方面，作为清
代军事战役编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专家。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边
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点。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盛世”（这是他的委婉
②
提法）正在于把边疆的危险置之脑后，因此需要提醒它。在他写作的时候，
突厥斯坦已经因和卓（一些神圣家族的头目）所领导的叛乱（见本书第七章）
而陷于混乱，这场叛乱从1825年延续到1828年，它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
但是现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龚自珍 （他的文章在《皇朝经世文编》的边疆部分
是最大的一组）所提倡的解决办法，完全超出了关于战略地理的传统讨论范
围。他们两人都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办法来发展东突厥斯
坦 （即今天的新疆地区）。龚自珍提出了一个强迫移民并把这些西部地区变
成普通行省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关心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重
于注意边疆的保卫。③
对亚洲腹地边疆研究兴趣的高涨之所以以北京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
北京推动起来的：徐松是一位研究边疆地理的多产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
区生活过和旅行过。徐松的小集团中有张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学者，
他关于蒙古部落地区的系统书目后来被誉为是结合了汉学经验主义者的缜密
①
品质与经世致用论作者的实用精神这两种优点。北京的这个集团同以程恩泽
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关系极为密切；程恩泽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中
的操守和他曾做过皇家师傅而受到尊重。程恩泽具有多方面的经验主义学
识，因而使他能够预言清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灾祸。程恩泽小集团成员的明
显特点是，他们都认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对他们同时代人的懒散和不切
实际感到不能容忍。程恩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兴趣各异的学者，其中包
括特别是对亚洲腹地的边疆地理作出经验主义研究和对海上诸国作出开拓工
作的学者们。也正是在这个小集团内，刘逢禄、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发表了今
文学派最早的一些理论，从而在汉学拥护者和宋学拥护者的鸿沟之间搭上了
桥梁。②
通过个人之间和同乡之间的关系，这些北京学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
联盟。程恩泽是安徽省歙县人，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乡，而曹振镛是认识
程恩泽的父亲的。程恩泽和他的小集团——包括张穆在内——跟祁寯藻有密
切关系；祁寯藻后来做了军机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对穆彰阿的方针。林则徐
以及龚自珍都有反对过穆彰阿的经历。这些关系的特点及其对朝廷制定政策
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①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2 页。
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 第6 — 9 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
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 第1 — 2页。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 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 （长沙，1938 年）第1 — 2页。此书
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②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 第345 页。
①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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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军事防御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实际学术活动，也受到出身于另
一地点——内地西南土著边区——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励。湖南学者严如熤
（1759—1826年）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年经
世致用论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之一，而且还有一位镇压白莲教的领袖。他之
进入仕途是通过1800年的一次殿试，他在这次殿试中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
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应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这与最后被
采纳的战略村办法相似。他原来是当教书先生出身，后来竟能在他家乡——
②
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
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
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
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
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
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
他的 《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
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
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十九世纪的官员们所引
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
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
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
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
来，就象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
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
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
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十九世纪湖南名流
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
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
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
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
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曜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
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因在公
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据说
门墙弟子逾三千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
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
际事务。①
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
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 第2212 号第5 — 7 页。
② 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 年叙），卷7 第32—33 页。关于他的传记，见
清史馆编： 《清史列传》，卷75 第45 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 页。
① 《长沙县志》，卷11 第32 及以后诸页。李桓编： 《国朝耆献类征》，卷90 第40—42 页；卷132 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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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
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象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
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十九世纪
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象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
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
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
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
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
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
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
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
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
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
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
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象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十八世纪的学
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
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
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