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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
①
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 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
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
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
开放。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争取自由贸易的战斗在英国国内已获胜利，而广
州仍在实行限制。这个城市仍拒外商于城墙之外，使外商受该城官员的辖制。
一出广州城，就是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大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互相议
论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
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只要英国能找到一个安全
港口，能夺得一个岛屿并将它变成一个受英国保护的弊绝风清的货物集散
地，那就好了。驻广州的英国散商1830年12月在呈递下院的请愿书中辩解
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
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马嘎尔尼于1793年和阿美士德于1816
年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
①
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甚至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在收拾行装准备撤
走时已经开始感觉到，作为外交的姊妹的战争，就是对人们的问题的回答。
西方的和中国的垄断者都遭受了百年以上的痛苦，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
去。监理委员会宣称，战争能轻易地打赢，并且会“把我们的交往置于合理
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民决不想损害同英国的关系……敌对心理只不过
②
产生自政府的猜忌而已。”大班们想起他们曾经享受过的巨大利益时充分相
信，备受官员压迫和海关监督征税之苦的普通中国人，一定会赞成中国国内
商人数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摧毁官僚制度对商业的限制，即使这意味着
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如果英国人比较认真地省察一下自己的动机，就会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人
的误解是多么严重。自从葡萄牙人拥有第一批商船之日起，欧洲商人就被利
润、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所激励。过去重商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携手并进的。
而现在，随着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成为一种学说，它把这两者空前紧密地结
合了起来。贸易总是随着国旗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
广东 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
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
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
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
① 格林堡：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7 页。
① 格林堡： 《雅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8 页。
②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 第316—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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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
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
出，广州提供了年达三百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
①
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
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
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十九世纪辉格党自
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
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
交往来。
① 格林堡：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4—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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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劳卑事件
183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法案，也规定要委任英国驻广州商务监
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提名苏格兰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威廉·约
翰·律劳卑担任此职。律劳卑是一个存心善良的人，但不熟悉中国国情，他
被派往澳门时带着前后自相矛盾的训令，即反映了他的上司不愿意在战争（它
会破坏现存贸易）和消极服从 （它会加强清王朝的垄断制度和单一港口贸易
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律劳卑被告知，他不得损害英国与中国的现存
关系；但巴麦尊接着又简直象是事后诸葛亮地补充说：“阁下到广州后应立
①
即以公函通知总督。”数十年来，广州贸易章程一直禁止中国官员和外国人
直接交往。现在巴麦尊随便宣布一项中国肯定会反对的新倡议，但又没有打
算用武力支持这个要求。律劳卑尚未悟出此中奥妙，他于1834年7月25日
到广州以后就发出了这样一封公函。这公函立刻遭到拒绝，两广总督卢坤命
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于是卢坤中断了贸易。在律劳卑逗留
广州期间，总督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接着律劳卑违背巴麦尊的命令，
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接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
了珠江，集合六十八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虽因患疟
而身体虚弱，但仍顶住封港令和封锁达十七日之久。当他最后失去他本国商
人的支持时便改弦易辙，黯然回到澳门，10月11日即病死于此地。
律劳卑事件有两个重要后果。它使清朝官员相信，一经大胆地封锁商馆，
英商就是些孤立无告的人质；它也使律劳卑的继任者认识到，没有应急的战
争计划就向广州贸易制度挑战，是一件蠢事。第二任商务总监德庇时先生禀
②
告巴麦尊，在未得到下一步训令以前，他将保持“绝对沉默的态度”。但这
种沉默的政策并没有使驻广州的港脚商感到高兴；他们对德庇时的优柔寡断
进行了三个月吹毛求疵的批评，之后德庇时就辞职了。他的继任者在 1835
和1836年一直安静地工作，等待训令，但训令从未到来。他只有一个想法：
保持贸易畅通，即使这意味着接受所有的贸易限制也行。
有势力的自由贸易院外集团所要求的是多得多的东西。自从废除东印度
公司垄断权以后，贸易按银元价值虽已经增长，那主要是因为广州物价飞涨。
①英商当时非常艰窘，降价出卖了马萨诸塞州洛维尔工厂，更不用说必须付出
越来越高的价钱购买中国货了。这种通货膨胀是西方贸易弱点的象征，因为
废除英国垄断权实际上意味着有效的法人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和信用手段的终
结，这两者原来都能使商品保持低价。而且自由商人很快发现，行商为了获
得现款，把英国布匹暗中贴本7％出售。这清楚地警告信用危机迫在眉睫（如
1836年的破产事件），同时它也显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另一个后
果。这里不再有一个由英国公司代表组成的单独团体来关心保护每个行商免
受海关监督的横征暴敛了。因此，自由贸易拆去了中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重要
支柱，从而使广州贸易制度出现了极大混乱。实际上，一方实行放任主义，
需要另一方相应地取消各种限制，才能恢复贸易职能的平衡关系。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139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 第166 页。
① 美、英两国船只从1832 到1837 年运来的全部进口货的价值增长64％，价值3，770 万元。在这同一基
础上，出口货增长79％，价值3，490 万元。丝价增长将近25 ％；茶价增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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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脚商人主要认为，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
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律劳卑和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当然，这
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政治运动和请愿书中利用来使其同胞确信他们的斗争是正
义的。《广州纪事报》首先发出了刺耳的主战言论；到1835年，马地臣把这
些议论带回了英国。开始，他没有得到当时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同
情。但辉格党人很快重掌政权，马地臣发现巴麦尊勋爵比较愿意倾听他的意
见。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虽然不得不对付曼彻斯特及利物浦的厂主们，但采取
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的想法显然适合他自己那种 爱炫耀的情绪。他并未天真地
相信可以将这个政策强加给英国公众，除非中国人提供一个开战的借口，因
为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领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够采纳稍
为强硬的政策，于是他听从船长义律 （他在皇家海军服过役，此时在澳门担
任第二商务监督）的建议，执行一种既不象律劳卑那样执拗又不象德庇时那
样被动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麦尊提名义律为商务监督。六个月后，
委任令到达澳门。①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
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
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
他奉命要象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贴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
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
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
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
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贴
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
②
“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
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
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
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
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
管带去向这位英 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
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
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
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
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
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
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
了。
① 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八个月。1841 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
程只需时二、三个月。
②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34—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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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到183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
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一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
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吸烟者。1881
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二百万，
即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
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口10％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
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数是一千
五百万。①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专家包世臣曾宣称，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1838
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 1％。但是比这些学者引用
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到处出现了吸烟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贸易大道上，在
人烟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烟现象不能忽视。因为吸烟所费不赀，它需要余
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
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 （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
廷一想到整个政府官员因吸烟而腐败时感到震惊，对于银锭外流量与日俱增
的经济后果也感到惊恐。粗略地说，中国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一千文铜
钱依法应兑换银一两；但银价在逐渐增长，所以到1838年，大约1，650文
铜钱换银一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
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而国家收入则毫未增加。
兑换率的这种变化还有纯属国内的原因。例如，云南铜矿开采产量下降，
迫使政府铸造更便宜的铜钱。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
现钱，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头三十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十八世纪初的八倍。
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内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也
①
提高了银的价值。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
因，但清朝官员仍把价值差额完全归咎于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白银收支
逆差。这种经济方面的担心还夹杂着其它一些论证。例如，鸦片被视为外夷
侵略的一个帮凶，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的毒药”。象“邪教”一
样，鸦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即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中国人区别于外夷的
——社会关系 （伦理）。如果人民因吸烟而不断深深陷入颓废消沉之中，御
史袁玉麟在1836年论证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
仆，师不能训其弟……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①
此外，洋药贸易使官员和暴徒发生联系，从而败坏了公职。广东情况特
别是这样，所以该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
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三万六千银两
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当
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麻烦的是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
了一心想谋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
① 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
①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77 页。弗兰克·金：《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
第140—143 页。
①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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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
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
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
等：所有这些人在官方看来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开记录的下面尚潜藏着迄今并无文件可考的怀疑，即最初得到对西
方贸易垄断事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