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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地臣则率领致力于废除旧制的英商代表团。然而，他们都不十分了解行商
以前实际上交付的贸易税。关税率实际上是查顿过去的一位代理商（罗伯聃）
在广州同海关监督等人讨价还价制订出来的。新税则的税率用几乎任何标准
来衡量，都可以说是低的，且不具保护性，因为不论进、出口税都仍按中国
的旧规矩征收。主要的变革并不在于帝国的旧税率方面，而是在于要努力扫
除深深植根于广州贸易制度中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当
涉及内陆转口税 （指外国货物从口岸起运至内陆市场后所应征收的那些税）
① 1842 年5 月19 日收到的耆英的奏折，载《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7 第22、23—24 页；参
阅《孙子·谋攻》篇。
② 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 年第142 号，外交部档案17/70。
① 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第10、43 页。
② 璞鼎查信函第74 号，1843 年7 月5 月；第85 号，7 月19 日，外交部档案，17/63；义见璞鼎查信函，
第142 号，1843 年，外交部档案，17/70。以上引自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Ⅰ册第11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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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条约规定此类税额“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可是
由于缺乏情报资料，这种百分率在条约条款中最后仍付缺如。不出所料，英
国人根本不能杜绝在商埠以外对他们的货物随地课税。“自由贸易”还是无
法强加给中华帝国。
取代广州海关制度的一些新规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制订了出来，并
与税则一道于1843年7月22日颁布：英国船只将把它们的执照委托英国领
事保存，这样一来，英领事实际上将取代以前对在广州的每条船只负责的那
种公行“保商”的地位。中国政府将不再对中国商人的债务担当责任。同时
英国政府规定，英国领事对所有英国人有审判权。这样便正式制定了治外法
权原则，而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侵犯中国在广州的刑事审判权的。
中英附粘和约是在1843年10月8日由璞鼎查和耆英在虎门签署的。它
把英国的贸易限制在五个通商口岸内，允许外商在那些地方居留，但限制到
五个口岸之外的地方去旅行。附约规定了香港与广州之间的地方贸易，允许
在所有的商埠内停泊军舰，认可领事协助稽私，承认治外法权和引渡刑事犯。
它还包括一项最惠国待遇条款，即此后凡与其它列强订立之条约，英国将援
例享有同等利益。虽然如此，附约后来在中、英文本之间显示有几处歧异，
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英方译员小马礼逊死后无恰当的接替人所致。①
英国的目的是想利用其陆海军力量来巩固已经获取的通商机会。关于这
种努力是怎样受到限制的，从香港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希望把这个现
在已经属于英帝国的岛屿变成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从这里他们可以进入中
国全部沿海地区。为此目的，他们想把中国的沙船贸易吸引到他们这个新的
岛屿港口方面来，因此试图把这一点写入附粘和约。然而，在条约的中文文
本中却明白无误地写道：香港乃外国领土，所有去该地的中国商船必须从中
国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海关取得通航证。中国当局用拒发通航证的办法就能
够窒息这种合法的贸易，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中国方面这种不合
作的态度，英国人的对策是通过由香港英国当局发放航行许可证，来保护居
留在那里的英国国民的船只。这是一种新策略，它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往来于
广州、香港、澳门之间载运旅客和杂货的小船。英国人单方面推广了这种做
法，很快让那些在香港注册而往来于中国所有沿海地区的中国船只和外国船
只使用他们的旗帜。
南京条约和虎门附约没有提到的主要问题是鸦片。英国政府争辩说，鸦
片贸易既然明显地不能为中国所禁绝，那么，上策便是使它合法化，并对它
征税来达到管理它的目的。对此，道光帝当然从内心里不能同意。鸦片因此
在初期的几件条约中始终没有被提及，而这项贸易却在条约规定的范围之
外，根据一套非正式的规定得以恢复进行。早在条约规定的商埠开放以前很
久，那些新口岸外就有武装的鸦片“接受船”（浮动的毒品货栈）停泊在沿
海鸦片站旁边，鸦片站的贸易已成为既成事实。到1843年4月，上海官员们
“业已在吴淞附近指定了一个停泊地……生意十分兴隆，许多清朝的低级官
① 中国海关英文本与中文本之附加条约（见本书238 页注②），“与英国公使馆保存的原文核对过”（第
17 页）。海关出版的这一中文本与得到北京御批的摘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9 第27—34 页，
1843 年11 月15 日的奏折与谕旨）对照起来，有许多歧异之处。见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
第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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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吏也参观过这些船只。”然而璞鼎查于1842年11月曾经下令，英国人在这
些港口正式开放和建立领事馆之前，禁止在那里进行贸易。在仍被占据的舟
山岛上一位英国高级海军军官就曾指出，鸦片商人“迄今已被允许在该岛与
澳门之间的沿海一带航行，而无需办理港口过境手续，也未曾受到任何盘
①
问……只要他们不靠近尚未开禁的五个口岸即可”。 可是，当这位军官于
1843年4月发现他们出现在尚未正式开放贸易的上海口外时，便命令他们在
24小时内离开。
这件事给观察两国事件的人提供了一个可资教训的实例。璞鼎查斥责海
军这种头脑刻板的举动。那位军官受到谴责并被撤职，而与他认真合作的那
位上海道台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此后英国海军就对鸦片贸易采取视而不见
的态度。到了1845年，就有八十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此时马地臣
指示他那为首的鸦片船长说，不要夸耀对海军的“胜利”，而是“要尽力讨
好清朝官吏，如果他们要求我们从一个停泊处开到另一个停泊处，我们就要
照办，并且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城市。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
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为过分”。②
结果，英国对华的商业入侵从此便是合法贸易与非法鸦片贸易双管齐下
地进行。合法贸易是在新开辟的五个条约口岸进行。鸦片贸易使在这些港口
之外的沿海一带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里通常都停泊着二、三十只鸦片接收
船。到1860年为止，鸦片贸易额翻了一番，每年进口由三万箱增至六万箱。
然而鸦片商人却受到璞鼎查的警告，不许到上海以北的地方去，这显然是与
大鸦 片商行非正式协商的结果，还可能同清朝当局通过气。这样一来，中国
沿海的法制就弄得肢体不全。尤其糟糕的是，英国——还有美国——为了同
中国发展贸易，就继续靠向中国输出鸦片，作为筹措购买茶丝出口货资金的
主要手段。
① 璞鼎查信函，第40 号，1843 年4 月29 日所引一位“与贸易毫无瓜葛”的通讯员的话，外交部档案，17/67。
① 船长霍普1843 年4 月21 日于哈丁顿寄阿伯丁的信，外交部8 月12 日档案，17/75。
② 马地臣于1843 年4 月22 日给麦克米尼斯船长的信，中国沿海书信集22/4/43，怡和洋行档案，剑桥；又
见欧文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及斯宾士的《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
《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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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口岸的开放
口岸在新的条约制度下只是逐渐开放的——广州开放于1843年7月27
日；厦门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宁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
于1844年6月。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
只不过是给条约制度锦上添花而已。
顾盛代表美国人方面，试图以要挟北上来得到他要签订的条约；他话音
未落就在广州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条约。他没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
位精明的律师，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几条治外法权条款，另外又加进了几条
有助于使缺乏象香港那种基地的美国人也能参加中国沿海贸易的条款。在这
些新开的港口，美国人采用一种省钱的变通办法，即由商人临时担任领事，
但这种做法对英国想让领事来执行条约规定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①
在法国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要求清帝国
政府能给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达阻止拉萼
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时耆英也看出，这位法国使者要求的让步要比英国人
和美国人已经得到的还要多。在最后同意给基督教以宽容的时候 （这意味着
取消雍正帝的禁令），耆英含着眼泪告诉这位法国人说：“你劝我作出的这
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耆
①
英于是企图只限定在各口岸传教，但最后没有成功。1844与1846年的上谕
重新允许中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恢复了在雍正时代查抄的某些教堂。
基督教新教获得了同等的许可权利，但是教士不得离开条约口岸去内地旅
行。法国人接着在广州和上海设领事。由于贸易发展很慢，上海领事孟体尼
便致力于维护他职务的尊严及法兰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视同仁”，让这两国都能通
过最惠国条款得到和英国同等的权利，不使他们因为享受到了同等特权而感
谢英国。他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离间法、美同英国的关系，以期将来能
利用法、美来反对英国。他也认为仍要把广州继续作为中国外交的接触点。
和这种外交相辅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军事的纲领，其中包括海军的训
练、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
西方武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耆英的安抚政策看来还颇著成效。因此
不需要花大气力去重新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了。②
为了在新口岸与外国人打交道，耆英的首要任务是物色和任命一批可靠
而又有才干的官吏，这些人要既能博得朝廷和外国人的信任，同时又能忠于
自己和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当过他的助手的那些属
员。他在广州谈判时最得力的助手是黄恩彤，此人是中方参加附粘和约谈判
的主要人物，他曾通过正常仕途升任南京盐运使，并于1842年为南京按察使
① 关于翻译的文件，见斯威舍：《1841—1861 年中美关系研究》。关于顾盛的谈判，见古利克：《伯驾与
中国的开放》，第8 章；丁名楠等：《第一次鸦片战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
年7 月），第114—142 页，特别是143—146 页。
① 格罗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谈判》，第74 页。确切的报道见魏景星 （音）的《1842—1846 年法
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第305 页。
② 关于这次流产的海军改革，见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2 章；吕实强：《中
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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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代 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广东巡抚。 其他一些南京随员则被派往上
海、宁波任道台。在厦门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后来任巡抚），
此人是个学者，那时开始根据西方资料编辑一部附有44张西式地图的新的世
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徐继畬是1826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十年，深
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
台，后来于1842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在广州他与同窗黄恩彤 （也是
1826年进士）共事过一段时间。徐继畬于1843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
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虽然他这本
1848年编成的书较之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简明和精确，但它在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时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进入了北京新设立的
总理衙门。②
这些人因为与外国人办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选用，他们在通商口岸处于
调解人的地位，就象参加南京谈判的清方谈判者那样。他们是两姑之间难为
妇，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多次为此最后吃了苦头。象后
来西方的“中国通”一样，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够对外国文化中的
民俗学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国人对“蛮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亚洲腹地
的长期经验为背景的，他们认为：蛮夷天性难测，也的确“莫可测其高深”。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蛮夷贪婪成性，无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蛮夷
也确是天性狡诈，没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养。他们真是“犬羊之性”。
英国人强调贸易，这表明他们极尽本末倒置之能事——“盖夷人重商而轻官，
凡欲举事，必先谋之众商。”这是因为整个英国“均赖众商贸易以为生。上
①
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这种粗鄙显示出他们道德低下，但同
时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点。第一批条约就这样被理性化为实现羁縻
的手段。虽然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在条约口岸日见巩固，但这种利益仍可看成
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东西，因此只要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使外国人就范—
—这是一种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论！但可惜中国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
在新口岸驯服外国入侵者似乎较为可行，因为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还
没有在精神上被击败。这些化外蛮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旧有时被称为“英
逆”，即他们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员，却又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破
②
坏者。他们进一步诉诸暴力将是“犯顺”。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
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
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
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何况在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当港口刚开放时，朝贡使节继续来到北京：朝鲜每年一次；琉球
前后来了七次；越南和暹罗各来了三次。所有朝贡的礼仪及其记载都详尽无
遗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贵族通过理藩院所表
示的臣服之诚在内。今天回顾起来，鸦片战争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场灾祸；但
当时却不是如此记载的。当1844年一个法国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个行医
① 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载《史学年报》，卷3 第2 期 （1940 年12 月）。
② 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第24 页。
② 例如见耆英对地方官吏下达的求和之札，1842 年5 月20 日，文件145，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
研究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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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时候，琉球国王就抱怨起来，清帝对此作了训示，
他说道：“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
①
藩之 意。” 然而北京现在已没有力量维护这种古老的观念了。这些话仍被
继续记载下来，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了过往烟云。
①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