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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
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
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
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①
卜鲁斯和恭亲王得到赫德的帮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贸易章程，
使英国在内河的贸易得到促进，而私运和贩卖违禁品给叛军的弊病却受到了
限制。恭亲王上奏给清帝说：“此中撮合之处，则赫德为力居多。赫德虽系
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
是以尚肯从中出力。”②
从这时起，英国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商人同英国政府之间就经常发生政策
争论。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曾从香港档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尔的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商人在华大量销售商品的希
望完全成为幻想。但是随着贸易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额尔金勋爵预言道：
“掌握机器制造法的西方，将把地球上最齐全最费工的制成品提供给这一民
③
族”。但是，希望不应当太高。英国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与之作斗争的极端
分子，并力图要他们就范。英国官员的主要问题是去安抚那些援引自由贸易
原则以支持它们用一切手段 （合法的与非法的）去剥削中国市场的商行。同
时，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爱国的或排外的绅士作
斗争，一方面要与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图的汉奸、商人和鸦片走私者作斗争。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中
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正在成长为中国主
要城市的天津、汉口及广州、上海等地）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 第5 页。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 年的商业外交》。
① 迪安： 《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 页。
②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 第21 页。关于赫德作为清朝官员的最早中文通讯（其文风华赡，
但尚属准确），见上海道台吴煦的文件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4 页。
③ 佩尔科维茨： 《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8 页，这里引用了额尔金在上海的讲话，载外交部档案1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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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可靠，
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
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人；条约税则严格限制中国课加外
国贸易的税额，而新的海关将保证竞争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现代港口和航运
设备，以及贸易统计数字和对某些争执的调停；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
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洲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
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变化波动的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
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
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
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
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
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
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
化的促进者”的。①
（龙小同译）
① 关于赫德的努力，见费正清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年的中国海关》。关于条约港
口的许多雄图大计在后来受挫的情况，见墨菲：《西方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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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起因和发展
太平军叛乱（1851—1864年）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
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条约关系形成
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叛乱的
某些原因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另一些原因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
社会严重的不公正，帝国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衰败以及官僚政治道德的沦丧，
所有这些都是历次王朝危机共有的问题。而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
则是清代特有的问题。从十八世纪以后出现的社会混乱和国内民族间的相互
冲突中已可见到这些问题的后果。此外，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
历史催化剂，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
教。统治阶层应付这种冲击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环境。
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充斥于广西省的社会混乱，部分地肇端于与外国接触
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部分地为该地区独有的社会复杂性所使然。从 1795
至1809年，南方和东南沿海一直饱受海盗之患，有些海盗是安南（越南）的
没落君主们纠集的。在广西，那些海盗与三合会建立了陆上联系（见第三
章），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无法无天的复杂形势。此后不久，当毒品买卖在十
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开始兴盛时，中国南方的社会下层又竞相从事更
有利可图的鸦片销售业。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邻省广东出现了新的社会失
调。由于上海的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了道，因此数以千计的人
丧失了生计。被雇来跟英国作战的乡勇突然被遣散，许多人只得落草为寇。
最后，一帮帮冥顽不驯的海盗迫于英国海军势力而由沿海地区流窜到内地。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这几种来源的非法之徒中的许多人，在三合会领导下设
法西进至广西。他们在广西的河网上建立了新住所，并作为“艇匪”将一种
新的暴力成分带到了早已动荡不宁的社会环境中来。
第三章已经论述，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
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有爆炸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
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
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这种新形势首先在少数民族杂居的湘桂交界地区初
现端倪。1836年湖南南部的新宁、武岗地区由于爆发了蓝正樽（瑶族的部落
民，也是新近由四川迁来的白莲教信徒的首领）领导的叛乱而陷于骚乱。蓝
正樽的起事遭到了镇压，但他这教派幸存了下来，后来在另一位瑶族领袖雷
再浩领导下又东山再起。雷再浩的集团更庞杂，除蓝的老帮伙外，还包括三
合会的骨干 （铁板），此外又越过广西边界与汉人三合会建立了联系。雷再
浩的反叛发生在1847年，从而表明三合会对少数民族的渗透是相当成功的。
①
① 《新宁县志》1893 年版，卷16 第6 — 9 页。关于三合会与瑶人的早期关系，见魏源的《圣武记》（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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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再浩的起事这一次是遭到了地方绅耆领导的民团的残酷镇压。然而边
界地区的叛乱之火还在燃烧。1849年发生的饥荒使暴力行为再度爆发，而
这次是由雷再浩的老三合会信徒、一个名叫李源发的人领导的。李源发本人
似乎是汉人，但他没有忘记运动最初是在穷苦无告的少数民族地区起事的。
在对新宁进行了徒劳无功的围攻后，他和同伙开始了一场穿过湘、黔、桂所
辖十三个县的远征，试图发动穷苦的汉人和土著居民。新宁叛乱这出悲剧以
李源发的最后受挫告终。但少数民族集团中教派活动的形式不久重又出现，
这次采取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种中西合璧的新的教派传统
被传到了外来的客家人之中，客家人语言独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派。
长年不断的盗匪活动以及客家人和本地人的村社之间愈演愈烈的仇杀，
结果使广西社会在四十年代后期很快趋向军事化。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
村到处出现。除流动性匪股以外，地方三合会分会 （堂）也自行武装起来搞
小抢小掠和进行自卫。乡绅们确信他们不能指望从贪污无能的官方得到援
助，于是便建立了地方防御联合组织 （团），由它们来领导村社事务和动员
民团。某些被称为团的民团本身与非法之徒毫无区别，一样趁机走私和拦路
行劫。因此在地方上，堂和团是难兄难弟的组织形式，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对客家人来说，所有这些对手都是敌对分子。由于植根于客家人中的一个新
的教派——拜上帝会——的活动，这种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因为这个教派激
烈反对偶像，这在某些嗅觉敏锐的乡绅看来，它显然离经叛道，很危险。
广西农村的分裂就发生在那些越来越束手无策的官僚的眼皮底下，他们
竟力图采取不介入态度，规避风险。由于深信绅团与拜上帝会之间的敌对只
是另一种形式的南方省份的种族仇杀，所以他们下达了一道命令，一律禁止
械斗。有关盗匪的活动被报了案，但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在盗匪远走高飞以
后很安全的时候才去进行调查。1850年，被激怒的广西乡绅派出一个代表团
前往北京，争取到了官方对他们自己的地方防卫努力的有限支持。这样一来，
广西的广大农村地区便听任自流，完全不受官方的控制 了。无论是征集赋税
还是维持秩序，地方衙门对这两项主要任务都无法有效地执行。以强凌弱，
肆无忌惮，太平天国叛乱就是从这个乱世中出现的。
洪秀全的梦幻和金田起义
有清一代这一最大的叛乱，虽然久已孕育于时代的社会危机之中，却是
由它的创始人早期经历中的一些离奇而偶然的事件发动起来的。洪秀全（1814
—1864年）出生于广州北面约三十公里的花县，是一个小自耕农的儿子，他
的客家人祖辈是十八世纪从广东东部移居这里的。洪秀全勤奋好学，胸有大
志，1827年第一次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科举考试，时年十四岁。但象大多数同
考的士子一样，他也没有取得生员身份。1836年，再次应试时又名落孙山。
就在第二次在广州应试时，他邂逅遇到了一位外国传教士 （可能是美国人史
第芬）在传布福音，还得到了共有九本的一套小书，题名为《劝世良言》。
这部著作不仅对他的未来，而且对他的国家的未来，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小册子的作者梁阿发（1789—1855年）是广州人，受教育不多但生性
第41—45 页）与徐珂的《清稗类钞》（卷66 第10—11 页）关于1832 年湘南瑶人叛乱的记述，但这两条
记载互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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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他在当印刷所的雕刻工时结识过广州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1815
年梁阿发随马礼逊的同事米怜赴马六甲，米怜后来就在那里创办了英华书
院。在马六甲期间，梁阿发在宗教上的那种永不宁静的冲动一度使他转信佛
教，在一位云南和尚的指点下研究佛理。但由于米怜的再三劝诱，他逐渐改
信了原教旨主义福音派的新教，受洗后当上了传教士和布道师。他的《劝世
良言》发表于1832年，同时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①
就我们所知，梁阿发的这本小册子是洪秀全宗教梦幻的唯一文字根源，
而且很可能是他在1847年得到圣经译本以前的唯一来源。因而它的内容对太
平天国叛乱的历史特别重要。这部著作在撰述上很没有条理，大段大段引文
取自马礼逊和米怜的圣经译本 （用的是晦涩费解的古文），中间又插入梁阿
发用白话文写的许多注释性说教。由于不怎么注意先知传说和福音故事按年
代顺序排列的结构，因此这本圣经题材的介绍杂乱无章。材料主要取自使徒
书，其次有旧约的先知书、《创世纪》和四福音书。把天父耶和华的性格描
写得很突出，但耶稣的性格却大大地被轻视了。这部著作用刻板的原教旨主
义词句精心地勾画了诸如上帝的全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堕落，以及在灵魂
得救或罚入地狱之间进行可怖的选择等等教义。
在福音的外观下，梁阿发的《劝世良言》含有许多严肃的政治寓意。首
先它一再暗示，由于长期的道德衰退过程，整个中国社会正濒临灾难的边缘，
对一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它明确无误地示意，王朝的兴衰
周期正处于最低点。其次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部著作多次把天国和尘世王
国加以混淆。例如圣经上的“天国”一词被说成既是有福者的死后归宿，又
是信徒在世上的聚会处。在这整部书中，圣经题材前后错乱，使人感到救世
主的降临与其说仅仅是过去某个时刻发生过的一次历史事件，倒不如说是一
种可能多次出现的、上天启示的人间危机。
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影响虽然是突然的震动，但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作
用。他在得到这本书以后显然只匆匆一瞥就放到了一边。一年后 （1837年）
他在广州第三次考试时所遭到的失败使他精疲力尽，颓丧至极。当轿子把他
从广州抬到家里后，他向双亲倾诉了负疚之感和自愧无用的心情。而后就一
连多日神志昏迷，卧床不起：他梦见自己升入天国，在那里脱胎换骨，得到
了净化和再生。一位年高德劭、蓄着金色胡须的人交给他几面王旗和一柄
剑，要他起誓铲除一切恶魔，以便使世界重新回到纯粹的教义上来。洪秀全
陶醉在至高无上的正义和所向无敌的力量的幻想之中，怒不可遏地冥游了宇
宙，按照指示降妖斩魔。陪他在梦中搜索的有时是一位中年人，他认为那是
他的兄长。当幻觉最后消失后，他似乎又恢复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在性
格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能完完全全记得自己的梦境。软弱无能和自
愧无用之感经过他的幻觉明显地变成了相反的方面：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和圣
洁无暇。因而人们普遍担心他还没有从迷妄中完全苏醒过来。
这一强烈的内心感受演化成对外界首尾连贯的见解，其过程是很缓慢
的。洪秀全在他发病以后的六年里继续在他习惯了的幻境中活动，虽然已经
明显地摆脱了早先折磨过他、使他瘫痪的内在紧张感。诚然，我们发现他在
① 关于洪秀全的早期生平，见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简又文：《太平天国
全史》第1—22 页。关于梁阿发，见1965 年台湾复制版《邓世良言》的功嗣禹的导言，第1—24 页。我的
分析即以此版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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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又参加了广州考试。可是这一次科场失败，只使他痛恨那个欺骗了他
的制度而未使他自怨自艾。当时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返回乡里，很显然他已下
定决心不再去应试了。①
新近发生的鸦片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洪秀全的政治倾向，这尚
不能确切言之。如果说中英冲突对他没有影响，那才是不寻常的，因为当时
的广东民怨沸腾，对清廷的轻蔑之情随处可见。只在洪秀全故乡的县境之外，
就蓬勃兴起过抗英的民兵运动 （见第周章），它的领袖们蔑视满人在外夷面
前的软弱无力。不过对洪秀全的看法更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他本人想参加第
四次应试之后不久重新发现了他发病前一直束之高阁的梁阿发的那本小册
子。代替那些象征性幻觉的是梁阿发书中所提供的一整套世 界观和救世的使
命。洪秀全现在皈依了基督教，其方式不同寻常：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上帝对
他本人的直接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