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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次现代化创造了条件。李鸿章与他的作风守旧的老师曾国藩颇不相
同：曾国藩不让他的湘军采用外国装备，而李鸿章则敏锐地认识到他控制上
海时在技术上得到的意外收获。他不仅从西方购买了大量来复枪轻武器和西
式野战炮，而且雇用英、法两国军官来训练他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到1864
年春，李鸿章的军队已装备了约一万五千支步枪。为了供应这支军队所需的
弹药，还要进行另一项改革：李鸿章从1863年起在上海、苏州，最后还在南
京迅速建起了生产现代军火的兵工厂。为镇压国内叛乱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
所进行的这种种早期的冒有风险的事业，展示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十年的态
势。把现代化装备用于正统的军队，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十年内能够相当成功
地维持国内的秩序，尽管在这个时期中国尚不能建立一支抗御外国侵略的武
装力量。
常胜军自1860年建立以来，虽然有过连续几次领导危机，却安然无恙地
维持了下来。它的第一任统领华尔与支持他的中国商人及清朝当局的关系搞
得不错。为了显示和加强他作为中国军事制度的助手的作用，华尔被授予了
中国绿营军的管带官阶。1862年9月华尔受伤致死。他的继任人是另一个美
国人白齐文，此人桀骜难驯，很少顺从中国方面的意图。他被解职以后，常
胜军改由英国皇家工兵少校戈登 （英国驻上海指挥官士迪佛立将军的密友和
亲戚）指挥。他收到了伦敦发来的要他接受中国人指挥的明确指令。上海的
英国当局起初不同意扩大分遣队的作战范围，后来才作了妥协，这样分遣队
的作战范围就从最初防卫上海地区扩大到协同李鸿章的军队到西线攻打太平
军的据点。在这些战役中，戈登的炸炮和突击队证明确是清军手中的得力武
器。在整个1863年中，常胜军都在战场上为攻取叛军在江苏东部和浙江北
部据守的城镇而冲锋陷阵。在常熟、太仓和昆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清军空前
地逼近了该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苏州。1863年12月5日苏州的陷落（部
分得力于守城者有人变节）确是叛军遭到的一次重大挫折。戈登作战有两个
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由于应用了英国按优惠条款提供的现代火炮，在根本上
改变了迄今为止内战所特有的古老攻坚方式。许多曾经庇护过太平天国文职
政府并成为军事防卫的支撑点的城市，它们的墙垣不再能安全无虞了。其次，
李鸿章在江苏东部战场上的胜利，牵制了太平军防御天京的力量 （当时它正
处在曾国荃的围攻下），从而加速了太平军运动的最后失败。
太平军在都城被围和他们长江下游的经济基地业已丧失的情况下，仍狂
热地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战。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破城而入，大肆屠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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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居民，并纵火焚烧了这座城市。据说约有十万人在最后的这场浩劫中丧生。
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就病殁了。其余的领导人被穷追不舍，直到捕获处死为
止。逃出来的少数小股部队被赶到广东，第二年也在那里被消灭了。唯一幸
存的力量是遵王赖文光的军队：他这时招募了许多被清朝残酷的“剿捻”战
争弄得无家可归的安徽难民，并按太平军方式对他们加以组织和进行教育，
誓死要继续进行斗争。赖文光和捻军的结盟使太平军的这支残部一直延续到
1868年。不过作为一个政体和宗教团体，这个运动在1864年就被有效地扑
灭了。应当认为，胜利者一心一意搞横暴行为，它不仅毁灭了太平军的军政
机构，而且使太平军的传统本身也实际上在剑与火中烟消云散了。
当考察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时，我们立刻会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完全用纯
军事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叛乱在最后三年出现火力方面的差距，但仅归因于
这个因素，还不是令人满意。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众所周知，李秀成到1862
年已经通过西方商人和投机家弄到了几千支步枪。然而太平军在战略上的败
局却早在1861年随着西征最后失败就已命定地形成，这时甚至李鸿章的淮军
尚未建成。同样，也不能把外国军事力量的介入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其中
领导集团的分裂比这些原因都重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无能意味着，一元化
的集权只能通过他的亲信之间的竞争才会出现。不过即使根据太平天国内部
虚弱这一说法仍不能充分解释，何以清王朝的保守派人士在如此可怕的挑战
面前而仍能重新控制国内局势。答案只有通过我们重新估价太平军运动的内
部特点以及它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到。为此目的，我们将太平军
与捻军这支大约同时在北方和中部各省活动的叛乱队伍作一番比较，可能不
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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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的组织特点：一个比较
捻军在1853年以前的历史不大为人所知。然而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它
是由白莲教叛乱的残余人员发起的，但严格地说又不是裔出白莲教派的一个
组织。捻军运动的中心地带是淮北地区，即淮河以北的安徽、河南、江苏的
交界地区。这是一个饱受旱涝之苦的旱地耕作区，在白莲教起事时，这里的
穷人为饥饿所迫大批加入了清朝仓促组成的勇营。当这些人最后被遣散回乡
时，他们既不指望可以找到农业生计，又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便与那
些幸存的反叛者为伍，在当地干起了盗匪营生。①
这个构成早期捻军运动的基础的社会变化过程，今天仍然是关于十九世
纪历史的研究中空白最多的一个领域。现有资料表 明，至少有这样两个过程
应当加以考虑：（1）“捻”这个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即它如何从一个表示土
匪组织俗称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表示认识其集团身分的特殊组织的专用
名词。（2）流窜于交界地区的非法之徒为把他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淮北平原
的定居社会所采取的步骤。
当时任御史的陶澍在他的一份重要奏折中揭示了捻军运动在1814年—
—即白莲教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十年——所表现的形式。白莲教的那些四处
星散的余众在河南和安徽交界的统治薄弱地区结成了有组织的帮伙。他们利
用地方官员的怠惰和玩忽职守，得以自由无阻地跨省越界，躲避追捕。这帮
全副武装的盗匪以劫掠、勒索和贩运私盐为生，其行踪所至已远远超出了定
居社会的范围。这种结帮的成员名称各异，或称“剑客”，或称“红胡子”
（这或许因面部涂抹伪装颜色而得名，或许来自剧目中粗暴强横人物的传统
①
化装）。一个几十人或上百人的帮伙通常被称作“捻子”或“捻”。
不过，上述地区这些非法之徒的性质正在迅速演变。到 1814年这一演变
过程已经开始，即捻子不再是那些走投无路、一无所有的人们—种单纯的组
合，它已经变成定居社会中有钱有势人家的工具。捻子有许多同当地社会紧
密联系的方式。头目们在集镇开设赌场，把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集合在周围。
捻子给村社造成的恐怖致使许多家庭以向其头目宣誓效忠的方式来寻求保
②
护。一个旁观者写道：“族有捻，族幸；家有捻，家安。”到了十九世纪二
十年代，捻子的下层社会已牢固地植根于当地的宗族制度之中，同时又靠宗
①
族中有财势的族长们向下延续并向外传布 扩散。 私盐贩子们也有一种倾
向，想寻求安全的寄身之所。因为私盐贩子的头头们不免常被官方追捕者和
敌对者带来的致命危险所困扰，他们便在村落中定居下来，四周筑以土墙，
全副武装，谨防任何不速之客来犯。②
很清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分散的捻子业已与淮北地区许多村社的经
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可能整个整个村落都要以劫掠为生。一个捻子头
目带领村民四出抢劫，然后满载财物归来，掠夺物的一半归首领所有，下余
①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范文澜编：《捻军》，第一册第309—314 页；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
第1—38 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46—76 页。
① 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捻军资料别集》，第5 — 9 页。
②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第310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 第7 页。
② 包世臣： 《淮盐三策》，载《皇朝经世文编》，卷49 第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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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则由追随者去平分。这样“捻”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全副武装的
盗匪，一是指以村社为基地的半武装团体。因而它们与南方下层社会中的
“堂”和“股”颇相类似。地方上“捻”的头领与广西三合会的“米饭主”
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地方上有财势的人物，都通过提供另一种
经济地位和新的社团结合形式，把那些靠正当职业无以为生的人聚集到自己
周围。
一个令人费解的重要问题始终存在，即捻子是否能够在总的方面被看成
白莲教的一个分支。通常靠援引陶澍一类官员的叙述来证明捻是白莲教的分
③
支；陶澍认为“红胡子”就是先前“漏网”的白莲教叛乱者。不过一直搞不
清楚的是，白莲军的士兵中有多少人实际是白莲教教徒。白莲教在三省边界
地区的定居集团和本地非法暴徒中曾广泛招募教徒，因此大致上可以说，这
样招来的许多人与白莲教教义及其组织仅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如果确系如
此，那么白莲军的残余必定相当庞杂。如果再加上捻子还包括原来反白莲教
的兵勇的资料时，那就很容易看出，白莲教派自身对早年的捻子必然只起过
有限的作用。这一推测有1822年的一项记载可为佐证：它说在豫皖地区的
①
朱凤阁叛乱中，官员们能够清楚地把白莲教徒与捻匪区分开来。在1853年
以前的时期，白莲教特有的调和各派教义的宗教和它的启示性的政治路线似
乎是捻军所完全不具备的。鉴于捻军运动的人社会出身大不相同，我们有充
分根据假定捻子和白莲教教徒之间有些交叉情况；但是严格说来，把捻子称
作白莲教教徒则是错误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实际上只存在个别小股的
相当松散的结合，通常称之为“捻”，他们的头子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他们
对共同的出身和共同的命运的认识，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很模糊的。
捻子中联合的最初迹象以及最初萌发共同的政治觉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
的危急年代中出现的。并且就在这时或稍前不久，它们才有了“捻”这一人
所共知的专用名称。1851年开始了黄河改道这一悲剧性过程，它从山东半岛
南端改到北端，还有殃及淮北广大地区的一连串水灾。虽然直到1855年8
月才发生大决堤使河水向东北横溢，但从1851年起饥馑和破产已年年出现。
那些年经济上的绝望加剧了村社之间世仇械斗的地方性隐患，这个情况对我
们了解捻军运动的性质是相当重要的。象南方的三合会那样，捻子也带头在
村寨设防以反对邻近的村落，使自己也能在当时社会生态学中找到安身立命
之处。他们作为地方防御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在1853年初变得更重要了，因为
太平军这时正进抵长江流域，促使了安徽农村军事化的普遍实现。另外，促
使军事化过程的是淮北村寨拥有许多非法火器，这使地方官员一直皱眉不
②
已。现在政府出于防御太平军的需要，对这一军事化行动加以鼓励，从而刚
好扩大了捻子的社会基础，因为需要捻股首领们负责几十个村寨的防务。捻
的村社组织很难同正统的“团”区分开来，因而这两种组织必须看成同一种
类型：许多村落各各筑有坚固的围墙，在共同防御圈内有义务彼此相助，并
由乡勇把守。称作“团”的这种组织，有许多实际上都由捻领导，或者后来
听命于他们。仍受正统绅士控制的“团”越来越少，而在淮北地区作战的官
③ 陶澍：《条陈缉捕红胡匪徒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6 页；黄钧宰：《金壶七墨》，
第337 页。
① 《大清宣宗实录》，卷41 第7 页。
② 陶澍：《筹款饬缴凶器摺子》，载聂崇歧编：《捻军资料别集》，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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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则普遍陷于怀有敌意而组织完善的民众的包围之中。
虽则捻子的村社基础在不断巩固，但他们把一股股武装捻子合并起来的
过程则是缓慢的，并且是趑趄不前的。继许多地方领袖断断续续作了一些尝
试之后，终于在1852年由十八名首领带领人马汇集在张乐行的麾下；张乐行
是雉河集（现安徽涡阳）上一名一字不识但颇有势力的地主兼私盐贩子。这
个集团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不久便陷于瓦解，张乐行本人则被地方知府任命为
“民团首领”。不过他在名义上归顺政府为时很短暂，在1855年末到1856
年初他就跟他的同伙着手把分散的捻股集结成一个新式组织。在两个小绅士
的提议下，张被任命为所有捻子的首脑，拥有“盟主”的称号。捻子战士被
松散地编成五个“旗”，每旗约二万人，成为小股捻子的联盟。在后来年代
里，由于一些新的反叛集团的形成并被吸收入股，“旗”的数目增至十二个
或者更多。首领们各自保留了先前的许多自主权，因而张乐行不象是那种权
力业已集中的军队的领袖。不过这种原始的组织结构却容许捻股在广泛范围
内进行合作，以致在随后的年月里竟使战斗席卷了八个省份。
捻子的活动方式是有季节性地搞军事活动。捻旗依靠象张乐行在雉河集
设防的那种地方军事基地，每逢春秋季节都要外出到周围一带进行抢劫，然
后按时返回家乡。他们花很大力量来保卫乡里和建立捻军在邻近地区的新分
支组织的中心。这意味着许多捻子过着两重生活：既与村寨有紧密联系，又
与他们的军事组织有紧密联系。不过另外一些人，例如无家可归的饥民和流
浪的私盐贩，在加入捻军队伍后则必须完全而长期地过军事化生活。
至此，捻军运动不仅体现了更紧密结合的组织，而且还有更明确的象征
性的内容。它的领导集团为了树立能吸引普遍支持的形象，用折衷主义态度
搬用了白莲教的口头传说和太平军的各种象征。张乐行接受了“大汉明命王”
的称号，这个称号不仅是对满族王朝的挑战，而且间接地表明它承袭了白莲
教所崇奉的摩尼教信仰。这可能是为了巩固与各地白莲教信徒的关系所采取
的一种策略，因为许多白莲教信徒这时已是捻旗的成员了。虽则有人认为捻
旗本身的形式可能是从“八卦教”（白莲教的一个派别）的一套做法中借用
来的，不过其实际渊源仍未弄清楚。然而有一点已很清楚，那就是在 1856
年以后的几年中，捻军吸收了象征异端传统——其中也包括白莲教传统——
的非常明显的内容。但这是否能够表明捻军此时已在事实上作为白莲教的一
个分支出现，仍是大可怀疑的。甚至在捻军的现阶段，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从
黑手党那样的地方下层社会生长出来的组织：它在重建和扩充过程中，发现
上策莫过于从一应俱全的传统异端库藏中择取各式各样的象征性内容来加以
发扬。
政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几次剿捻之战，由于内部领导意见分歧
和无能而受到挫败。象袁甲三这种墨守成规和贪污腐败的官员，无论在聚歼
捻军或在重建对捻军根据地的控制等方面，都毫无进展。叛乱者的骑兵到
1858年已增加到二万多匹马，他们证明甚至比骁勇剽悍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
还厉害；1860年僧格林沁的北方骑兵袭击了这个地区。作为一名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