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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中亚浩罕（古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地区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3 卷第32 期（1834
年8 月）第377 页；麦库洛克编《商业航海词典》，第597 页。中国人也提供了材料，如《中国人马天时
（音）提供的一条自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的路线》，载《俄罗斯档案》，第10 期 （19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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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贸易即变成以物易物，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商人开始用白银和
黄金购买中国货，并利用中国人的信贷。在 1835—1840年期间，只有586
普特25芬特的白银从准噶尔经塞米巴拉金斯克关卡流出。白银似乎已成为支
付鸦片的唯一手段。但这些银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到十九世纪三十
年代，小量鸦片烟已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渗入准噶尔，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
圣彼得堡禁止向中国输出鸦片以期打击英国的地位，并在1841年将这项措施
知照北京。俄国的鸦片贸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弃，但俄国禁令的有效程
度如何，则不能肯定。这项贸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甚至还有所发展，因为
有一个目击者约在1850年报告说，来自俄国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鸦片，
换取同样重量的白银。“在商队到达固勒扎和楚呼楚（塔城）时，中国人会
见了他们；中国人用白银把货全部买下并把鸦片偷运入城。然后这个商人与
①
携带器皿和元宝的商队不受检查地进了城。”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通过中
亚还运进了准噶尔。
当然，整个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按官方现定是违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图条约
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控制着哈萨克人，
以致清朝与哈萨克人贸易垄断的门面再也不能掩盖中国汉人和俄国人之间互
相经商这一事实了。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尔巴哈台，然后于1845年又在伊
犁，把中国汉人与“哈萨克人”（包括俄国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亚人以及
穿着穆斯林服装的欧洲部分俄国人）的贸易加以合法化，放弃了官办的垄断
贸易性质。但是清当局还是保留了比私商优先购买哈萨克牲畜的权利，此外，
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税额，对俄国货征收8％的营业税，对国外运进
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进口税。
特别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量和贸易值都增长
了，在1840年交易总额为367，300卢布，到1851年增至834，500卢布。
俄国方面当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商人，一个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萨姆索诺夫，一
个是原来的塔什干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罗夫，两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
斯克。萨姆索诺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总值约两万卢布，而阿米罗夫每年运往
塔尔巴哈台的货物约值一万五千卢布。其他许多商人的生意也获得利润，但
即使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总贸易量仍然只有恰克图
中俄贸易量的6％。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也
象恰克图贸易一样，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 （大部分中国茶
叶运往俄属亚洲腹地和伏尔加区）。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
1842至1851年这段时期几乎增长了十倍。
1845年，俄国外交部本身决定直接调查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的远
景，因此它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 （伪装成商人，化名为霍罗舍夫）到塔
尔巴哈台和伊犁。一定是因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个合法的理由，说他是哈
萨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当局才让他入了境；他注意到英国货在那里占着
优势，而这些货物却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中国沿海。但他又发现，只要
以条约使那里的贸易合法化，俄国在新疆的贸易是有巨大潜力的。他建议，
俄国必须急起直追，因为英国棉布进口量日增；因此在1847年，驻北京传教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12—215 页；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游记以及俄国
人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区的收获》，第159 页 （所引段落）；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59 页 （材料
来自泽姆良尼津）；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 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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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团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国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
台和喀什噶尔的贸易合法化。在恰克图的中国茶商担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贸易
①
会损害他们在恰克图的营业，于是说服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俄国人并
不消极等待，他们已经开始建筑一条从奥伦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
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在新疆的贸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绝把俄国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合法化，这项贸易无论
如何也一定会继续下去。何况对清朝法律的公开违抗就会使清帝国对新疆北
部的控制濒于瓦解，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注意到清帝国在其亚洲腹地边境的弱
点。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里的贸易合法化，当局就能对它进行管理，可
以重申清王朝的权威。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国的请求。
1851年8月6日（俄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国，奕山代表
中国，签订了固勒扎（伊犁）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免税进
行中俄贸易，准许俄国人在两城市建立仓库、住宅和各建一处公墓，并同意
俄商在俄国领事管辖下每年留居八个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销售其商品。
如果一个商人不能在规定期间售完其货物，可以留至销完货物时为止，然后
由领事将他遣送回俄国，但清朝对这种商人不派兵护送，除非他随行时带有
至少十头骆驼驮运的货物。条约规定俄商进入清境得出示俄国当局颁发的执
照，这样就加强了俄国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控制。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俄商只
有从领事那里取得执照，才能离开市场和不再受领事的监督。两国都禁止商
人使用赊欠方式贸易。
固勒扎条约使中国边境市场的传统稍微现代化了，外来人可以在贸易季
节来到这些市场，但不得长期居留。驻扎俄国领事的措施是一个创举，但他
对俄国臣民的管制则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举也不是独出心裁，在
沿海条约之前，这种方式在广州已不断遭到禁止，虽然没有收效。总之，固
勒扎条约无疑因有了南京条约的先例而便利其签订，但其条款仍是按照边境
控制的老传统拟订的。
准噶尔远离中国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对地说，离俄国较近；因此，
俄国人迅速发展了他们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并于1852年在这两个地
方建立了仓库；他们在1854年建设了维尔内城（今阿拉木图）这一俄国与新
疆贸易的重要枢纽。由于圣彼得堡禁止鸦片、黄金、白银、钞票、火药武器、
火药和伏特加酒向中国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国的牲畜、纺织品、金属器具、
珠宝、皮革和皮毛去换取中国的土布和茶叶。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向俄国的
出口货中，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叶，主要是供俄属亚
洲居民饮用的廉价砖茶。通过新疆边境向俄国出口的其他中国货有纺织品和
粗毛织品，有趣的是，还有阿尔泰山区的皮毛。
俄国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准噶尔的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在 1855
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说明的原因，有几百名“游民”掠夺并焚毁了塔尔巴
哈台的俄国仓库。新疆当局被认为是破坏仓库的纵容者。俄国在塔尔巴哈台
的贸易因而中断，在伊犁的贸易也有所减少。俄国人要求赔偿损失，于是在
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萨克军官瓦里哈诺夫前往伊犁，谈判重开俄国
贸易之事。贸易随即恢复，但赔偿问题仍悬而未决，于是就暂时放到正在中
国沿海进行的中俄条约谈判中去考虑。但清朝最终被迫承认他们负有责任。
① 库兹涅佐夫：《经济政策》，第114—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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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5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中、俄在塔尔巴哈台（楚呼楚）缔
结的议定赔偿条约的条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国的仓库，以550箱茶叶 （价值
305，000卢布）赔偿俄国的损失。①
俄国政府对固勒扎条约真正感到失望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清政府不愿
意开放喀什噶尔给俄国进行贸易。据说，俄国政府自喀德琳二世执政（1762
①
—1796年）以来，“经常注意与喀什噶尔建立政治的和商业的关系”，但
六城地区一直被叛乱所困扰，所以清朝不愿意俄国人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影
响。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又给俄国想与喀什噶尔建立贸易关系的
愿望增添了新的因素，因为战争加剧了英俄的对抗。由于英国人日益发展的
海上贸易，特别是在茶叶方面，所以俄国更加希望能够掌握大陆商业的竞争
优势。圣彼得堡尤其担心英国的贸易会从印度通过新疆渗入中国本土的心脏
地区。1854年俄国人加强了他们对俄清边境地区的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的
控制，同时勘探了清朝的边境和记下了通向喀什噶尔的商队路线。1855年，
那个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西伯利亚当局考察准噶尔形势的詹库洛夫启程进
入六城地区和浩罕。
1858年俄国人把瓦里哈诺夫派回新疆，这一次他伪装成商人前往喀什噶
尔。他成功地留在那里几乎达半年之久（1858年10月至1859年3月中旬），
同时又成功地访问了叶尔羌。回国后，他在1861年发表了一篇内容广泛而详
②
尽的报道《关于六城的情况》，从而为俄国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学术奠定了基
础。现在的哈萨克科学院历史、考古和人种学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表示
对他的纪念。
到1860年缔结中俄北京条约时，喀什噶尔最后被开放与俄国通商。克里
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但英俄的对抗却有增无已。
① 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31 页；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0—233、270—274
页；奎斯特德：《扩张》，第111 页。
① 苏霍扎尼特致西西伯利亚总督函，载马尔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事迹》，此文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
集》，第1 册第63 页。
② 收于瓦里哈诺夫的《全集》，第2 册第265—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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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满洲的丧失
清王朝继续半心半意地决定保持满洲边境的满族特点，但汉族移民仍不
断涌进（吉林的人口在1800至1850年期间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虑到满
洲的资源，就制订了一项满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决定把贫困的满洲旗人
重新从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年，政府开始贯彻这一决
定，专门为满洲移民准备了耕地，并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管从哪一方面说，
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族特点都无效果。汉人移民开垦着土地。汉族商人
到处经商，有的经过批准，有的则没有。一些创业者在那里从事鸦片贸易和
兴办象堡垒那样坚固的高粮酿酒厂等事业，给十九世纪的满洲提供了寻欢作
乐的机会。快到该世纪下半期时，汉族的绅士阶级开始在满洲边境社会发展
起来。①
汉人大批涌进吉林和黑龙江；他们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买
进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们与土著竞相狩猎和捕鱼；他们也大
力发展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时造成了本地满
洲居民的负债和贫困。即使如此，边境的中国化在速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免
使最北部的部落区和滨海领土落入俄国人之手。在十九世纪中期，仍只有分
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则更少。②
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俄国已经稳步地加强了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
俄国的探险家们在1737和1738年已经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西伯利亚
史学者缪勒曾在1741年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
是可取的。五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
口。1753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重申了上述两个建议的内容。喀
德琳二世认为获取黑龙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和1797年的 两次海上
航行则引起了一种错误的意见，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十九世纪
初期，另外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
①
示了它对黑龙江潜力的兴趣，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没有取得通航权，而封·克
鲁森斯腾的航行又进一步证实了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龙江的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又派季姆科夫
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购买地图和地图说
明，“以便更好地执行我国政府的意图”。季姆科夫斯基所发表的记载中只
提到与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谈判，但他的职责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
②
权的可能性。根据俄国在1824和1825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
必须断然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因此，圣彼得堡开始以更大的兴趣注
意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于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哥尔
① 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39、83、97 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00—101 页和第202 页以后；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
伯利亚铁路》，第196 页；科林斯：《1856—1857 年沿黑龙江直至太平洋的西伯利亚之行》 （查理·维维
尔编），第204 页以后。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8—69、113—114 页；弗拉基米尔：《太平洋上的俄国和西伯利亚
铁路》，第168 页。
② 季姆科夫斯基：《俄国使团经蒙古至华旅行记》（封·克拉普罗斯编），第1 册第324 页；加帕诺维奇：
《俄国在黑龙江的扩张》，载《中国杂志》，第15 卷第4 期 （1931 年10 月）第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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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察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1840年，俄国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
教士团与清朝谈判黑龙江的问题，但是北京则坚持尼布楚条约已经了结此事
的立场。
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而清廷的政策依然
反对汉人前来移居，这使得满洲北部基本上无人守护。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
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行动的必然后果，因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个名叫间宫
林藏的代理人去确定俄国人不但在库页岛，而且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和渗透
的程度。③
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陆运输所花的费用和时间，使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在与
西欧及美国向广州的海运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俄国政府由于相信黑
龙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进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南京条约改变了俄
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欧美的竞争者这时可以比过去更迅速更廉价地运载他们
的货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图搞贸易则既慢且费。在
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大致保持稳定，每年约
一千三四百万卢布，但俄国人的利润却受到了大陆远程运输费用的限制。例
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恰克图通过陆路运往莫斯科，每普特茶叶运费
达六卢布或更多一些，而它从广州运往伦敦的海运运费只相当于三十至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