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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同时还可以重新划定在满洲的中俄边界。俄国政府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达
到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从陆路来中国，试图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当
局先在恰克图，然后又在天津拒绝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为困难所阻，他访
问了日本，在长崎和函馆为俄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然后乘船前往香港与
西方盟国会合。他与美国使节一样表现得不那么好战，是战争中的中立观察
者，但却像交战国那样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国，又另
附一份照会，要求把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右岸划作边界，还暗示它的要求
①
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俄国的这份照会是装在像美国装照会那样的封套中
送交清当局的。
在1858年天津谈判期间，关于黑龙江和滨海领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
提雅廷想方设法把其他三国使节完全蒙在鼓里。而清当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
① 苏联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1265 全宗，第二卷，第178 宗，第40 张 （引自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关
系经济史》，第222 页）。另有较高的数字，见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41 和145 页）以及
弗拉基米尔的《太平洋上的俄国》（第253—254 页）。又见纳罗契尼茨基的《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
112 页以及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 册第154—155 页）。整个满洲的人口数
1842 年被确定为1，665，542 人，1864 年增至2，187，286 人。见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第6 页。
② 科林斯： 《西伯利亚之行》，第230 页。
① 奎斯特德： 《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96—99 页；赵中孚：《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第58—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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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就分别与他们谈判，这样无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计谋。结果，他们
给了普提雅廷充当调解人这一角色的机会。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通过大司祭鲍乃迪通知清帝，声称他这时是唯一
负责黑龙江问题的人，普提雅廷的新职务只是协助调解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
的争端。清帝由于不知道英、法联军对俄国的领土要求毫不知情，并且急于
使有关这些要求的谈判得不到他所认为的英、法炮舰的支持，就委派奕山会
见穆拉维约夫和解决边界问题；这个奕山曾在1851年谈判过固勒扎条约，这
时是黑龙江将军。
1858年5月23日（俄历11日）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的谈判刚在瑷珲进行，
后者就提出如下要求：取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居住在这些
地方的清朝臣民重新移居；俄国人在边境河流航行和贸易不受限制 （但欧洲
人则不可以不受限制）。奕山不同意，他坚持住在北岸的清朝臣民有永远在
那里居住的权利，并且继续受清朝的管辖。穆拉维约夫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
但他不愿意再事拖延，而以军事行动相威胁。
形势对奕山来说是绝望的。俄国人已完全掌握了黑龙江的北岸。当时半
个中国爆发了叛乱，广州和大沽炮台又被英法联军所攻占，据说他们正在帮
助太平军，而且此时又直接威胁着北京，因此奕山不敢承担引起另一场战争
之责。此外，奕山和北京的官员都不知道俄国人要求的领土有多大，兴安岭
离乌苏里江有多远，尚有哪些内容在尼布楚条约中尚未确定。清帝曾要过这
些问题的答案，但报告到后来才上达，而且里面的措词非常含糊。在 1858
年，在清朝看来，东北满洲的价值无非是一块供应宫廷皮毛的狩猎禁地罢了。
奕山同意了穆拉维约夫的要求，在1858年5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
了瑷珲条约，条约有满、蒙、俄三种文本。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领土依然归
俄、清共有，直到两个帝国能够划分一条边界为止。黑龙江左岸的清朝居民
将留居原地 （主要在结雅河以南），“归满清政府管辖”。奕山在呈递给清
帝的奏折中，把条约看作是一项批准俄国人移民和贸易的临时权宜之计，并
不是割让清帝国的领土。北京显然也是这样理解的。由于清帝仍感到英法联
军在支持俄国的要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在6月14日（俄历2日）同意了这
个条约，并且请俄国政府试图说服英法两国降低它们的要求。7月20日（俄
历8日）奕山为了稳妥起见，又促使穆拉维约夫签订一份正式的附加协定，
重申北岸的清朝臣民将 不迁移。
同时，普提雅廷在鲍乃迪的出谋划策下已在天津进行谈判，企图迫使清
廷割让黑龙江领土，并提出由俄国供应步枪、大炮和军事教官作为报偿。他
向英、法、美三国隐瞒领土要求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不同凡响的。有
一次，清政府的谈判者明确地向美国人提起过俄国人的这些要求，并请美国
代表列卫廉向普提雅廷说情，但列卫廉多少有点同情俄国在东亚的扩张，所
以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人告诉他的事。列卫廉从没有料到普提雅廷竟会在他鼻
子底下为黑龙江领土的要求施加压力，所以他从未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提出过
清方谈判者提出的请求。后来，清方代表把普提雅廷希望确定俄国边界之事
告诉了英国的译员李泰国，并说普提雅廷希望此事在黑龙江进行，甚至希望
在天津不要提起此事，但李泰国似乎还没有懂得普提雅廷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天津已知道俄国正在要求领土和黑龙江的航行权
的话，他们也会要求同样的最惠国待遇来加强清方的地位。普提雅廷知道这
一点，并且他比其西方同事更了解中国人的办事方式，因此这时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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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调，降低了他对黑龙江的要求，并协助清方去抵制英国人。1858年6月13
日（俄历1日）他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规定，要为互相来往提供方便，开辟
条约口岸供俄国人贸易，并且订定“中国和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
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条约没有提
到黑龙江。普提雅廷不知道早在两个星期前签订的瑷珲条约已经确定了大部
①
分东部的中俄边界。根据天津条约，普提雅廷实现了促使戈洛夫金在 1805
年出使的大部分目的。俄国这时在中国沿海有了商业特权，以此可以抵销西
欧和美国的海运在与俄国的西伯利亚贸易竞争时所占的优势。
6月15日（俄历3日），清政府要求普提雅廷向其他列强就它们所提的
要求替清王朝说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满洲人感到
他们直接了解俄国人，而清廷上层有关西欧人的情报在经华南的汉族官僚之
手时已被歪曲；对于这些官僚，北京政府正渐趋怀疑。普提雅廷也确实向其
他列强说了情 （这是为了加强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但他没有告诉清方他是
在说情。他在敦促英法联军降低其要求时的主要论点是，各地叛乱正方兴未
艾，欧洲人的压力可能会使王朝垮台。当然，俄国并不希望英国能达到进入
中国所有主要河流的要求，因为这样就会把黑龙江也包括在内，而外国外交
人员驻在北京也会加强英国对清政府的影响而不利于俄国。可是额尔金仍坚
持要求在北京驻外交官和在内地贸易，并且扬言要进攻，通过这种威胁，他
在6月26日订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条约。普提雅廷继续活动，当他听到英国
的新政府已经指令额尔金不要进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时，他立即劝清廷废
除对英条约中两条有争议的条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过的关于给中国提
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还同意接纳少数教官来教授使
用武器和重新设计沿海的炮台。
为了批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俄国外交部派了一名参赞前往北京，此
人是丕亚罗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担任过穆拉雅约夫的满文译员，但外交部没
有任命他为大使，而让他担任传教士团的团长，地位高于鲍乃迪，结果丕亚
罗幅斯奇发现谈判非常困难。俄国政府感到紧迫，需要在英国人、法国人和
美国人来到北京批准他们的条约之前赶快划定最东部的俄清边界，于是任命
年轻的伊格纳捷耶夫伯爵为驻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伊
格纳捷耶夫于3月份经陆路启程来华。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已经在乌苏里江进行勘察和移民。关于这件事的
报告纷至沓来，使北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它开始更加深入地考虑俄国的问
题了。理藩院立刻写信给俄国，声称清帝乐于接受船运的枪支，但要求在库
伦卸货。清廷可能想补救他们的沿海防御。在与穆拉维约夫和丕亚罗幅斯奇
谈判时，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又对穆拉维约夫侵犯乌苏里江畔清方领
土的行动提出抗议。但当北京最后弄清楚了俄国人不但要继续在黑龙江航
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还要渗入乌苏里江流域时，就决定不批
准瑷珲条约。另一项关于不准外国的外交使节根据平等原则驻于北京的决
定，触发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敌对行动，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击沉
了四艘英国炮舰。这使那些误认为俄国人也参与了大沽口攻击的北京决策者
们又鼓起勇气来反对俄国的要求。两天以后，伊格纳捷耶夫抵达北京接替丕
亚罗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他的地位较高。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商业经济关系史》，第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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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沽事件而满怀信心的清帝在满洲问题上转而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免
去奕山之职，想试一试新的途径来加强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
禁止汉人向那里移民，却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一个行
动。当黑龙江和吉林当局提议把汉族农民移居到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和乌
苏里江等地区以阻止俄国进一步渗透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它只是决定动
员人参挖掘者和当地的部落民来防卫滨海地区，并知照穆拉维约夫，它将坚
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穆拉维约夫没有为其所动，彼得堡则通知他，如
果必要，可使用军队占领整个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①
当伊格纳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谈判，奉圣彼得堡之命与在上海的英、
法、美三国的使节会合时，他希望学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这时英国人知
道了瑷珲条约，并怀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胜利有俄国人起过的作用。伊格纳
捷耶夫的策略是试图说服英法 联军，声称只有把清政府痛击一顿才能迫使它
屈服。做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荐地充当调解人，然后以英、法
的炮舰要挟中国来获得俄国所希望的各种特许权。为了这一目的，他与俄国
传教士团通信，从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这些关于北京形势的第一手知识
告诉额尔金和葛罗，以减轻他们的疑心。通过他的内线情报，伊格纳捷耶夫
首先知道清帝与他的大部分宫廷官员已经逃往热河。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额
尔金和葛罗，因而深得他们的信任，以致连他们从圆明园中缴获的涉及俄国
的外交文件也转给了他，这对伊格纳捷耶夫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四箱外交
文件道出了丕亚罗幅斯奇在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外所提的全部额外条件。
英国人在让出文件时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当英法联军仍在北京城外时，伊格纳捷耶夫却进了城，住在传教士团的
所在地。在这里，心急如焚的清当局立刻请他替中国进行调停。他答应调停，
但条件是恭亲王应送他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对他无所隐瞒，以及答应
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亲王只能照办。10月18日（俄历6日），恭
亲王送给伊格纳捷耶夫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
这位俄国外交家事实上很少出力帮助英法联军去获取它们的条约，也不
去帮助清廷降低联军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尖底下，伊格纳
捷耶夫却从恭亲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许权，因为恭亲王相信了他的
话，即额尔金和葛罗是支持俄国的要求的。当联军在11月6日撤走时，伊格
纳捷耶夫甚至还威胁着要把英法军队召回。总之，伊格纳捷耶夫基本上做了
普提雅廷曾经做过的事。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时，他凭借英法军事进攻的明
显支持而参加到谈判中来，使自己充当调解人，却迫使清政府割让俄军已经
大部分占领的满洲领土，不让其英、法共同谈判者知道这些要求，并且使清
方代表相信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也从伊格纳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几点让步。伊格纳
捷耶夫同意作出让步的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臣民继续在原地
生活，照常渔猎，但他们不是象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
下。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11月14日（俄历2日）签订，它给了俄国在瑷
珲条约中寻求的东西，批准并扩大了天津条约，而且把从满洲至新疆的整个
清帝国北部边疆向俄国的政治和商务势力开放。经一致同意，清、俄两国的
① 奎斯特德： 《俄国在东亚的扩张》，第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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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边境大员将在1861年4月份开始划定满洲的新边界，但新疆的划界日期
则有待进一步确定。该条约准许沿整个满洲的中俄边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
免税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尔，初步准许俄国人进行贸易，其条件与在伊犁
和塔尔巴哈台者同。俄国可以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它们有充分的
外交平等权和对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清帝国在俄国也具有同样的特权。有
关边境事务的通信联系可在恰克图同库伦的当局之间以及在阿穆尔区和滨海
省的军事总督同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之间进行，双方通信都根据平等的原
则；如遇重大事务，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递文给清朝军机处或理藩院。最
后，在这些有关中俄陆地共同边境的领土、外交和商务协定中，不适用中国
与其他海上强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恭亲王和伊格纳捷耶夫在同一
天在条约议定书上签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条约和伊格纳捷耶夫对条约的
承认。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
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
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
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
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的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着国内的叛
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
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
成绩来。
1861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
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年6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
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 （与俄国
接壤的新疆边界到 1864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
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
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月11日（俄历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
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
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
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
①
古和满洲的独立”。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
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