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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
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
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
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
①
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
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
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
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
冒险活动。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
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
① 邓永康：《1853—1863 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 年）和孟传铸（1910）
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 册第171—172、300—303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 第1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 第40、51、55—56 页；卷4 第12 页；卷8 第2、4、14—15、19—20、
36、42、51 页；《函牍》，卷1 第9、12、16、19、27 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 年在雉河附近
被架走；见范文澜编： 《捻军》，第1 册第348—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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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至
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
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
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
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
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
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
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
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
（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
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
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
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
①
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
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
在 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
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
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
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
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
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
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
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
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
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
“五旗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
①
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
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
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
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
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
运转。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
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
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 页。又见第97、105—107 页。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的
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收于《光明日报》（1962 年10 月10 日）马汝珩和刘守诒的一篇文章中。
① 张瑞墀：《两淮勘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 册第288、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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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
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
不时骚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
高，又不善于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
集市。可是，捻军运动恰恰在集市这一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
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
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
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
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
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 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
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
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
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捻军在 1855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一次远征是入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
南集市。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
车队长达许多英里。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
近黄河。到1859年10月，“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
①
封不到三十英里。1861年9月，他们迫近古都洛阳。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
骑兵袭扰，通过夺取 （甚至购买）官马，又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
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年，在
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二百
五十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
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
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一万人，根据地约有三千平方英里。
不久约有八百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 （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
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
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败了他们。
1860至1861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
此人原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
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阳与附近
三个县的几百个圩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
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
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
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年，在安徽西
北近河南界的颍州 （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
人自称“顺天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
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五千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
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年4月，这次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 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 页大事记。尹耕云等
编：《豫军纪略》，卷2。2 第8 页；卷2。4 第1 页；卷6。2 第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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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十五英里的
一座圩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
亲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
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
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
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
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
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
下去。①
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
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
在1860年10月，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
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
①
各地。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
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
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
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
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
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
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
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
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
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
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
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
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
然灾害而减少了。②
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顽
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
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
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
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
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
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
① 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 第2 — 4、16 页；卷3。4 第2、4 页；卷3。5 第6 页。又见卷
4。9 第1、6、10—11 页；卷4。10 第1 — 3、21 页；卷4。11 第4 — 6 页。又见卷2。3 第1 — 2、3 — 4、5、7 页。
又见卷2。5 第1、3 — 4、5 页。
① 奕訢等编：《剿平捻匪方略》，卷85 第1 页。
② 见景甦与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附录1 和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
资料》，Ⅰ（1840—1911 年），第337 页。《临清县志》，卷1 第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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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祗求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
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①
1861年1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
的安排，却没有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
乱者那样在帝国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四千人去围
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
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上建立了望哨。1861年9月他又叛变了，据
说到1862年6月他拥有十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
面有许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
在前几年促使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
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
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
主”。长枪会在1861年11月被彻底击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
有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杀。①
在1860至1862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 （白莲
教）叛乱。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
母有着同样信仰，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
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分的小标记，这些教
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
②
大恶极。 五旗叛乱在1861年3月爆发，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
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
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
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
领的队伍。7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
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
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