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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柱和赖文光的率领下越过开封以南单薄的障碍，迅速东移，进入山东。10
月1日曾国藩提出让在南京的代理总督李鸿章暂驻徐州，以便激励山东的淮
军将领更加努力作战。他认识到，李鸿章与刘铭传等真正的军人打交道，能
比自己更见成效。他还提出，要让1866年3月以来任湖北巡抚的兄弟曾国荃
在河南的战事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他在致李鸿章的机密信中说：“贼匪之
日集日多，愈击愈悍。穷民圩破，从之如归，则流寇之祸殆不知其所终极。”
这使人想起了明朝的灭亡。曾国藩的战略已经失败，他只能再使用他那旧的
和经过试验的办法。由于有清帝的支持，他能扶植他信任的人，特别是李鸿
章和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荃。①
② 赵烈文为周世澄的 《淮军平捻记》写的序言。罗尔纳：《捻军的运动战》，第51—52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 第19、20、30 页；《书札》，卷13 第17、21、22、34 页。赖文光的
“自述”，载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2 册第863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第13—19、23、
30—33 页；《家书》，卷10 第32—33 页。关于毕乃尔，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 第59—60 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 第24—25 、 36—43 页；《家书》，卷10 第28、37—38 页；《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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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关键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和潘鼎新兼用骑兵和大炮，把捻军拒于
山东之外，并在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匪巢梁山训练使用英制的大炮。捻
军战败后，其首领在10月20至23日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定。赖文光和其他
头目打算重返山东，张宗禹及其部下将向西经河南直奔陕西，这样就分成了
东西两支人马。张宗禹之所以启程前往陕西，是因为那里的东干回民之乱还
在继续，他希望找到一个新根据地。②
赖文光和自封为“鲁王”的捻军首领任柱12月再次被逐出山东，并于
1867年1月侵入湖北。也许他们想仿效明末的叛乱者而进入四川。但是，如
果真是这样，他们对骑兵的依赖就把他们拴在平原上了。他们打算渡过汉水，
但在2月份遭到惨败，于是在湖北放弃了他们的计划而后撤，6月份却又成
功地突入运河以 东的山东省。①
同时，1866年12月7日，清帝因曾国藩健康不佳接受了他的辞呈，任
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李鸿章担任新统帅后，采用了在江苏建立的财政制度，
②并且使用了现代武器和总数达四千九百人的骑兵 （大部分来自察哈尔和满
洲）。亚洲腹地骑兵和欧洲武器的结合，使流寇感到有压力了。
山东的东捻在6月30日抵达芝罘附近，北京为之震惊。地方官请外国人
援助，于是二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应邀准备保卫这一商埠。美国驻芝罘的
领事发现捻军仍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并不杀伤人，除非遭到抵抗。”
赖文光显然取得少数外国人的援助并拥有少量滑膛枪，但仅此而已。③
就李鸿章而言，在豫、皖两省巡抚所派官兵的紧密合作下，在运河设置
了外围封锁线。在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勉强帮助下，又企图在胶莱河上设置内
层封锁。当丁宝桢的一个将领守卫的那部分胶莱河失守时，李、丁二人都受
到严厉指责。但叛乱者被迫退入苏北，并于11月份在那里再次战败。捻军不
断企图突破运河的封锁，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任柱手下的一名“营将”受
李鸿章重赏的诱惑而暗害了任柱。12月，捻军残部在离山东北部沿海不远的
河被彻底打败。赖文光逃到江苏扬州，在1868年1月被俘和处死，他至
死骄顽不悟。①
随着迟早总要代替地方民团的省级军队的成长，帝国在各地方上的统治
同时得到恢复。改编山东省一级军队时，湘军的训练方式造就了一支新省军，
卷30 第10—12、45—49 页。
②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 第5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1 第4 页。向达等编：《太平
天国》，第2 册，第863 页。
① 王定安等：《曾忠襄公年谱》，卷2 第12—16 页。江地：《捻军史初探》，第72—73 页。《曾文正公
全集·家书》，卷10 第43 页。邓嗣禹：《捻军及其游击战》，第184—187、198 页。曾国荃估计湖北东
捻的兵力为步兵三万人，骑兵为七、八千人。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 第24、46、47 页。《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5、29、52 页。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278 第16—17 页；卷286 第2 — 3 页。《山东军兴纪略》，卷6B 第9—10 页。邓
嗣禹：《关于捻军运动及其对清朝衰亡的影响的几点新意见》，载《纪念香港大学成立五十周年中国研究
论文集》，第3 集 （1968 年）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 第49—50 页。
① 《李鸿章新稿》，收于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2 册第50—64 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卷7 第16—28 页；《奏稿》，卷12 第73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82 第10—12、18—19 页；卷288
第9、22—23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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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总数约两万人，尚未包括一千五百名满洲骑兵。这些扩充的省军开始剥夺地
方团练经理自行征收费用的权力。早在1864年1月1日朝廷就下令规定，在
山东、河南和直隶三省，只有那些“官为经理”的民团才准许继续存在。按
照清帝批准的这一制度，1866至1867年在沿运河的山东省各城市成立了许
多“团营”。“团长”可由绅士担任，但应听命于省级将领并由地方经管官
员发饷，同时地方官员又设法通过其基层官僚机器来恢复税制。③
东捻在山东正被歼灭时，西捻却远在陕西。1867年1月在西安附近，张
宗禹狠狠地打败了陕西巡抚的部队，4月份又会同东干回民攻打西安。但新
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宣布了他对付捻军的先捻后回、先陕后甘的策略。10月，
捻军被迫向北撤往高原，到 11月中旬，甚至已撤至比现在的延安更远的地
方。12月，张宗禹率领一万七千军队（大部分为骑兵）渡过了黄河的冰冻区
④
而进入山西。到1868年1月初，他进入河南北部，1月17日又到了直隶
省境内。2月3日，即张宗禹离开陕北后的七个星期，他已经逼近离北京约
八十英里的直隶省府保定。
清帝这时动员了京畿的精锐部队；他赏罚兼施，以此来激励邻近诸省的
军队。由醇亲王率领并已扩充到近两万人的神机营留守京都。其他部队被动
员进击，而新成立的山东军以及在1866年改编的勇营——豫军，迫使捻军再
①
向南后撤。由于有被困在西面的太行山和东南的黄河之间的危险，张宗禹率
全军向东北突围，在4月进入山东。
张宗禹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因为这可使官军再一次利用南面的黄
河、西面的运河和东面的大海来实施封锁的战略。5月16日，李鸿章奉命限
期一个月消灭捻军，否则将受惩办。5月21日，他与追击捻军来到直隶并在
那里全面指挥数省军队的左宗棠会面，商定了进行“长围”的战略。这战略
旨在保卫从天津至黄河约四百英里的运河，它需要十万多名军队才能进行守
卫。但李鸿章自己的军队连同山东和河南两支军队只能凑集约八万人，因此
只能在两岸建立“长墙”。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都看到民众对官军怀有敌意，
用军队强逼百姓来营造长墙会引起灾难。李鸿章除了命军队造墙外，还想出
了“民捐民办”的制度。绅士们得到了钦赐封号的诺言，平民则获准免税。
由于依靠“民力”，运河以西的直隶部分长墙在6月初完成，山东省的部分
②
则在6月分稍后时竣工。这时淮军迫使从直隶撤出的全部捻军进入山东北部
② 《山东军兴纪略》，卷4A 第8 页。《大清穆宗实录》，卷86 第51—3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
4、36—7 页；卷4 第9、16 页。
③ 《十二朝东华录·同治朝》，卷28 第16—17 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第2629 页。
张锡纶：《军书汇钞》，第1 册第305—306、479—481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1 第51—53 页；卷8
第11 页。
④ 张生旺：《西捻军在陕西的抗清斗争》，载《史学月刊》（1964 年12 月），第350—352 页。《左文襄
公全集·书牍》，卷9 第9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74 第20 页。
① 如《大清穆宗实录》，卷211 第24—27 页；卷222 第3 — 8、9—10、13—14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
5 第1 — 4页。《豫军纪略》，卷12。12 第5 — 6、8 页；卷12。21 第4 — 5 页。《剿平捻匪方略》，卷295 第
15—16、19、20 页；卷296 第2 — 4、7、1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72 页；参阅马士：《中华
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 册第114 页注1。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 第14、16—17、20—22 、24—25 、31、41 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
札》，第79—80 页。《丁文诚公遗集》，卷5 第39、44—45 、47—48 页。关于百姓对官军的仇恨，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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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围圈。7月，张宗禹遭惨败，大批捻军这时响应了李鸿章投诚的号召。8
月16日，张宗禹跳入徒骇河失踪。捻军运动至此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宗棠：《左文襄公家书》，摘载于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第223—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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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兴的透视
自从太平军在湖北首次遭到挫折直至1868年的十四年中，人们不但看到
了王朝幸存下来，还看到了清朝政体的主要特征也恢复原状。由于一位现代
史学家的才能，“中兴”一词取得了适合这一时期的更确凿的意义。芮玛丽
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
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
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①
今天一些对旧中国不很同情的学者可能没有芮玛丽的那种热情，或者可
能提问：这些政治家究竟杰出在哪里？但是作为时代骄子的曾国藩、李鸿章
及其同僚等前人确实成功地镇压了叛乱，恢复了王朝的地位，甚至重新振兴
了王朝的治国精神，这可以说是事实俱在。他们建立起来的勇营肯定不属于
清朝的旧军制，这时却可以与旗兵和绿营军相匹敌。但勇营仍是清帝批准建
立的，同样忠君，并且这时成了王朝安全的屏障。在这一实力基础上，清帝
仍继续利用由于长期公认的正统地位而产生的有利条件：即他是文化和道德
方面的仲裁人，有权封赐功名，批准奖赏，敕建纪念碑和祠庙；他也是任命
下至知县一级官僚的唯一权威。尽管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固有的制度仍继
续存在。
宋代的理学继续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把它作为抗衡实用主
义的恭亲王力量的手段，另一个原因是用它来延续国 家与文化的实质，这种
实质正是清朝统治阶级领导成就的标志。从太平天国叛乱的爆发直至捻军战
争终结的十八年中，北京的会试及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此外，有三年在
全国范围安排了恩科会试和乡试。在叛乱盛行地区的乡试当然被迫中断了，
只有在山西省，这些名义上三年一次的考试才未受影响。湖北省推迟过一次，
四川、河南和山东推迟过两次，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陕西三次，湖南
和江南四次，广西五次，贵州和云南六次。但一有可能，就计划和举行专门
的补考。在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补考。按规定应在南京举行的江苏、
①
安徽两省补考于1859年在杭州举办，那时帝国的胜利还相当渺茫。 由于乡
试功名最后能使人获得官职，这些及时举办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
而倒向清朝。不但考试尽可能按期进行，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
补齐。
可是在此期间，大部分官员的质量下降了。清王朝沿用前几代皇帝的旧
例，不但照常捐卖监生功名和一些官衔职称，而且捐卖实授官职，甚至也卖
知县职位。巡抚们仅就“军功”也已经在推荐候补人了。在全帝国将近1，
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致
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②
① 芮玛丽：《同治中兴》，（1966 年版序言）第7 页和18 页。
①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97—100、151—152 页。
② 李国祁、周天生和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1 册第
212—213 页。总的说来，这一大规模研究的发现，可以与张仲礼、瞿同祖、梅茨格和华特等人（见参考书
目章）的统计（即抽选不同的年份和地点对地方官的资格和任期所作的统计）相印证。何炳棣发现，在1871
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在1840 年仅为29。3％ （见《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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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许多成为知县的低级生员，如果功名资格不与捐纳相结合，无
疑是当不成的；当然，有些甚至没有生员功名而有才 能的文人也是通过捐官
发迹的。但大部分捐纳知县的候选人被认为是城市商人，他们企图通过浮收
①
和其他盘剥形式来捞钱。这样的弊病由于所有知县的任期越来越短而更加严
重了，他们的任期甚至比知府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任期更短。
知县的任期短暂只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进一步腐化。因为同治时期所恢
复的制度中，有一项就是恢复基层官僚机器的决定性作用。1868至1870年
任江苏巡抚和为人非常谨慎的丁日昌认为，衙门胥吏的权力正在扩大。胥吏
的人数不但比知县及其私人幕僚和仆役要多，而且更了解条例和地方情况；
他们之所以有权主要是任期比其上级更长。他说县令任期最多四、五年，短
则二、三年，而胥吏的子孙则是世操此业。丁日昌在1868年的奏折中说，江
苏的胥吏“空缺”可由在职者出售，代价高达一万两，此数比捐纳知县的代
②
价更高。 洪亮吉 （1746—1809年）曾经估计，在十八世纪一个县有胥吏二
百至一千名，人数视县之大小而定。而1862年的进士、山东人游百川御史估
计，捻军以后的时期，大县有胥吏二、三千名，小县至少三、四百名。此外，
胥吏与差役相勾结，后者走乡串村与地保（地方）联系。十九世纪初，浙江
省的一些县已有差役一千五、六百名，而山东的一个大县至少有一千名。1851
年，咸丰帝在一名御史的奏折上批注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
何至盈千累百之多？”1870年以后时期的材料说明，一个村的一件杀人案要
③
出动一、二百名差役去陪同进行调查的胥吏。还必须招待就餐和致酬。大部
分 知县不得不依靠这批下属取得收支平衡和在一两年内积累一笔资产。这
样，成为这一世纪中期叛乱主要原因的地方政府陋习，显然在这场大破坏中
被保存了下来。
县以下的事务，仍然是不学无术的吏役为了攫取权势而与地方的名门大
族不是勾结，就是倾轧。但北京的确设法使省一级的官员主要由取得高级功
名的文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对王朝的支持更为坚定。现有的最完整的统计
①
材料表明， 在同治时期，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