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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1898 年7 月1 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② 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于1898 年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十九次。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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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著名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
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
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
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
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
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
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年）是清末最大
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
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
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
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
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
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
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揉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
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
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
①
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
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
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 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
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
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
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
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
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
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
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
①
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
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
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
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年起
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 （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
① 关于阐述这种失败的中文文章，可看《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1898 年载于谭嗣同等人编
的维新派刊物《湘学新报》，四卷集，卷1 第441—477 页。
① 当然也有例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韦廉臣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逐渐成立议会政府。参看刘广京：
《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两卷集，卷1 第104
页注。到本世纪初，有些传教士也曾宣称他们同情年轻革命者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传教士似是害怕官府
结果会不管真假，都把基督教徒与革命者混为一谈，从而作出强烈不利的反应。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
国革命的起源》，第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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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传教士发现自己在 1900年以后对中国舞台已逐渐不
能产生影响了。有改革思想的传教士深切地关怀中国人民的幸福及中国国家
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世纪继续起着积极作用，而以在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
建设等领域内为尤著。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贡献的内容却日趋
杂乱，其范围只限于在地方上举办而已。中国的问题太多，政治情况太混乱，
主张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国内的和国外的）多而且杂，致使传教士们再也
没有过去十九世纪年月中能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为时很短）产生的那种影响
了。
本世纪开始时也不妨说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真正转折点。义和团的大屠
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外国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
教徒 （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
系达到了顶点，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
高水位。反教情绪在二十世纪尚未平息下来。它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年代，
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
力，二十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
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
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
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山译）
书 目介绍
第一章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
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
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
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
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 《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
1830—1973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页
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
关系史》。我们这一介绍性的篇章使用了贺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这
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书中附有经过选择的书目。
所有这些西方的著作都来源于什么样的中国历史记载呢？对中国感兴趣
的英语读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读中文、日文书以前）事实上是不会关
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汉学图书馆中使用的原始资料、图书目录、参考书
和工具书的；这类著作之庞大和种类之繁多明显地证明了汉学的存在与发
展。然而，非汉学家确实可以通过阅读象威尔金森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
这样的汉学工具书而引起兴趣和受到启发，此书详细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
国、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学术著作的主要类目。继此宏
著之后的是内森的《1840—1972年的现代中 国：资料和工具书介绍》，此
书著录了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直到七十年代的有价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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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这些最新的图书指南也提到了它们依据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论性著作 （费正清等编的《东亚的
传统和变化》），但是，象所有评述一样，它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作者，其中
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脚注中。
第二和第八章清朝的亚洲腹地
1800和1862年间清朝亚洲腹地的历史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论题。这部
分历史虽有充足的原始资料可供详细研究，但很少史学家试图作过这项工
作。
最优秀的一部著作是罗萨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克拉
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在中俄关系方面对清朝亚洲腹地作了
很好论述。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订版）把亚洲腹地置
于整个清代历史之中加以考察，这反映了一个中国汉族人的看法。《岩波讲
座世界历史》第13卷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
撰写19世纪的清朝部分）、佐藤长和若松宽。关于亚洲腹地国际政治结构的
论述，在拉姆·拉乌尔的《中亚的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到。欧文·拉铁摩尔
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旧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
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介绍》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
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
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
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
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
定理藩院则例》 （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
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
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
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
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 《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
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
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
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
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
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
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
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
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
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
北1958年版）。
论述十九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
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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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
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
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
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梁海边区》
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
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年有中
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
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
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十九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
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卷。
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 《十八
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
这一领域。他的 《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
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年24期）和《1760
—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
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
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
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
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
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
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
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
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
出版有专著《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
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
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 1期）；《论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清
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 （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
种学专集》1961年第2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
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
年第3期）；《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
《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
15辑）；和 《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
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
摘要，名《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
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 《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十九世纪
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
的征服》一文（载于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十九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
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
1858—1859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
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它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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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编写的报告 《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载维斯的这
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
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
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
在福赛思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
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
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
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
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
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载维斯《报
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
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