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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迪被说服了，赞成了胡适的主张。1916年夏天，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铨（杏佛）、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相聚，胡适没有参加。任鸿隽写了《泛湖记事诗》一首，用了不少文言典故，陈词老调，遭到了胡适的批评，于是又引起了新的论争。任鸿隽说：“白话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梅光迪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又插进来论战，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并嘲笑胡适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找不出一点诗味来。朱经农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好友，这时也来到美国，他写信劝胡适：“白话诗无甚可取。”胡适的主张得不到朋友的支持、赞成，他感到孤寂、苦闷，便写下了著名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蝴蝶》写于1916年8月，收入《尝试集》，初版时题作《朋友》，是他当时孤寂、苦闷心情的自然流露。他期待着“同志”共同参与文学革命，而陈衡哲则是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陈衡哲当时就读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距绮色佳有数小时火车的距离。她到绮色佳度暑假时，胡适已进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失却了见面的机会。唐德刚先生是胡适的同乡、学生、忘年交，当他六十年之后写《胡适杂忆》时，还用幽默、揶揄的笔调写到当年的往事：陈衡哲“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与诸名士游湖借伞之时，适之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务无由，而挟伞于后、尾追不舍的却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胡适是1916年10月开始与陈衡哲通信的，1917年4月7日由任叔永陪同，他们才见了第一面。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女士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单方面便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尤其是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些，只是朋友之间的“游戏酬答之片”，绝对算不上“情书”。一则胡适是一个很遵循传统道德的君子，他知道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朋友之‘友’不可友”，是当时留学生很讲究的一项侠义传统，他不会做违背这一传统的“第三者”。更何况胡适是一大孝子，母亲已在家乡给他与江冬秀女士订下了婚约，他也不会轻易违抗母命。二则陈衡哲女士当时正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胡适也不会轻易放下面子，去碰这个钉子。
那么，胡适为什么要称陈衡哲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呢？
一是陈衡哲女士对他文学革命主张的支持。胡适后来借给《小雨点》写序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陈衡哲的笔名）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二是陈衡哲女士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支持了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主张“作诗如作文”，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衡哲是最先响应并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她最早从事白话新诗的创作，1918年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无不夸耀地赞扬她：“美国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她也最早从事白话小说的创作，1917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了一年。《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创作的一篇小说。胡适在《〈小雨点〉序》中客观公正地评价道：“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那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陈衡哲最早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支持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她不愧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称陈衡哲为“最早的同志”，还表现在对她创作才华、创作个性的了解上。1916年，任鸿隽正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收到了陈衡哲寄来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任鸿隽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要他猜是何人所和。胡适回信说：“两诗绝妙！《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5〕一语中的，其心灵相通相知之程度可想而知，同时，也为文学之途中的“最早的同志”加上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县人，1991年赴美到康奈尔大学学习。是科学家，也是文学家。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担任过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是北大第一名女教授。陈衡哲、任鸿隽回国时，胡适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第一期暑假讲学，与老朋友陈衡哲、任鸿隽相聚。胡适于《我们三个朋友》的结尾处写道：
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们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此诗是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或相聚笑谈，如沐春风；或书信往来，诗词相和，谱写了动人的友谊新篇章。
胡适对陈衡哲的工作非常支持。胡离开南京返校后，妻子江冬秀刚生下一个女儿，忙完家务，便为陈衡哲的工作进行联系。他先拜访了校长蔡元培，后与史学系主任朱希祖进行具体磋商。陈衡哲想教西洋史，但系里已安排了教师，不便中途辞退，朱答应说：请她先教“西洋近百年小史”，或教英文。要教西洋史，只好到明年再商量。这样，陈所教的课程基本安排好了。8月31日，陈衡哲给胡适写信：“适之：我有两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没有课。你和朱先生安排时间的时候，若做得到，极盼望你们给我这个favor（恩宠）。（2）我一天大约有两三小时的课若能连在一起，便可省俭不少光阴，不知做得到吗？”从信的内容，一方面可以看到陈对胡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胡对陈的细致入微的帮助。9月11日，北大开学，请来大批新教授，开学典礼具有迎新意义，胡适带病参加。典礼上新教授均发表演说，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
陈衡哲也极力支持胡适的工作。1923年，胡适因病离京南行，决定到杭州休养。陈衡哲此时已离开北大，住在上海，希望胡适早日南下，同游杭州。胡适到了上海，准备顺便访问郭沫若、郁达夫，把过去在报刊上打了八九个月的笔墨官司作个小结。胡主动写信致意，郭、郁也表示愿意和解。胡适到上海后，郭请他吃饭，彼此喝酒不少。据胡适日记载：“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两天后胡适、徐志摩回请，作陪的有田汉夫妇、陈衡哲夫妇。经过当面洽谈，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笔墨官司逐渐得以平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得寸进尺，形势危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准备办一份独立的刊物，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外交、国防方面的意见。刊物署名《独立评论》，胡适担任总编辑。为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当时规定：凡愿意参加的社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捐认资本分户帐册记载：任鸿隽捐款三十元，陈衡哲捐款二十元。
胡适对陈衡哲生活上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1920年陈衡哲回国从南京到达北京后，9月5日与胡适一起到火车站迎接任鸿隽与赵元任。赵元任到清华任教，任鸿隽暂住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任到陈衡哲家，拜见岳父岳母。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对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他们采用新式婚礼，仪式简单，不讲排场，这符合胡适的一贯主张。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在家乡结婚时，也采用新式婚礼，石破天惊，乡亲议论纷纷，一时传为笑谈。胡适对陈衡哲的婚礼颇为赞赏，他说：“婚礼甚简单，最可采用。”不久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了，为陈的工作，胡适出力最多，这也使他有些为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陈衡哲也关心着胡适的生活。1923年春天，胡适因为生病准备休假，陈衡哲早已离开北京，家居上海，力劝胡适来杭州养病。8月，中国科学社第八次年会在杭州召开，散会后，胡适在杭州西南山上烟霞洞休养，陈衡哲和任鸿隽等又到烟霞洞陪胡适玩了几天。后来陈衡哲来信说：“我们在烟霞洞时，真正扰你们了。”
1928年春，胡适到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第二年春天，利用寒假，离沪北上，到了北京。这时，陈衡哲、任鸿隽因工作原因，又迁回了北京。胡适在北京逗留五周，三周住在陈衡哲、任鸿隽家，两周住在丁文江家。久别重逢，世事沧桑，好友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尽的欢乐。胡适不仅有“依旧我们三个朋友”，而且结识了两个“要好极了”的小朋友，即陈衡哲、任鸿隽的两个孩子。陈衡哲的一封短信，生动地描写了胡适与他们一家四口的深情厚谊。其信云：“适之：今天小都、书书看见我不曾同了你回来，失望极了，书书尤为不乐。她说：‘请胡伯伯再回来住罢，我又不会写信，怎么办？’这是她第一次觉得不会写信的痛苦的，可见她爱你的深了。她们两人都盼望胡伯伯回来住。在君（丁文江）又要说，这是娘的意思了。若然，那真是阿弥陀佛，冤哉枉也。她们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也盼你能回来住几天，但自知没有与你的把哥哥争客的资格，一定不望你回来的。但他们两人却真是和你要好极了。……”这里的“小都”，是陈、任的长女以都，后获哈佛博士学位，在美国大学任教授。这里的“书书”，是陈、任的次女以书，后也毕业于美国瓦莎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曾在上海外语学院工作。当然，这是后话。
胡适与陈衡哲都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学术交流构成了重要的内容。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22年10月又“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胡适自己已删了一遍，便首先请任鸿隽、陈衡哲再删一遍，足见胡适对陈衡哲的信任。当陈衡哲的《小雨点》在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时，胡适热情洋溢地写了序言，充分评价了它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陈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26年7月，胡适正在环球旅行，当火车行于贝加尔湖边时，面对异域的湖光水色，他怀念国内治史的朋友，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介绍他们的新作，集中评价了陈衡哲的《西洋史》，称它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共收陈衡哲致胡适书信九件，其中有讨论学术问题的，如1924年5月28日关于“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定义”的讨论。有讨论创作问题的，如1923年2月20日关于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的讨论。有讨论刊物编辑方法的，如1923年4月5日对《努力》“小说”概念界定的讨论。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
一个女尼的忏悔
我不住的添着香，
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
我急切的敲着木鱼，
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
但是浓浊的香味，
死呆的声响，
总敌不了那鸟和花，
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着佛，
哀求那佛爷的援助；
但心浪涌得太高了，
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
我该忏悔了，
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
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
我该忏悔，
我应该忏悔。
这首诗没有收到集子中去，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读到了。抄录于此，不仅可以一饱读者的眼福，而且也可以从中参悟出他们之间情感世界的涓涓涟漪。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从创作构思到艺术意境，放在今天诗歌创作中去，都该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友谊。其实，他们之间的友谊，实在比金坚，比玉洁。
《文坛画虎录》风波及其余波
1935年电影女明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人言可畏”》，指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因此她更是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鲁迅对小市民读者心理的论述，对报刊“凑热闹”动机的分析，鞭辟入里，深刻犀利。
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大家熟识的社会名流，他们“金坚玉洁”的友谊，也成了“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短文以评价陈、胡友谊为名，散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诬蔑之词。如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如说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是对胡、陈、任“金坚玉洁”友谊的诬蔑，也是对陈、任爱情的亵渎。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三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胡适在信中举出四条理由，用事实来加以批驳，说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例如其中的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讯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