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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岬沉煨涔ù禾ň咛逯富拥摹捌间菲鹨濉保唬�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国后加入国内新军的留日学生在内部自觉地组织共进会、文学会一类的组织，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逐渐转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朝野上下就立宪取得一致意见后，由朝廷的军机大臣瞿鸿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宪政考察团回国后，大肆宣扬宪政国如何上下一心，民风如何淳朴，建议朝廷实行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17〕。各地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这种预备立宪团体，讨论和研究宪法，准备在正式立宪以后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十四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做政府机构改革的准备。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十六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初，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愿团第二次上书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活动，清廷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请愿运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同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改革半途而废。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四十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够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8〕。
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宪政的命运也就有些不幸了。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改革不但没有缓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误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的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相当稳定的政治沙龙，经常性的讨论使他们有条件对于某一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比如，当政府已经答应速开国会的时候，一部分激进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以得到更大的让步，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成为社会上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这种冲动。而武力镇压又反过来进一步恶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地方官僚与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有时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和抨击言论。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是不利的。这样，政府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现实的政治形势要求它进行改革，但改革又不能使社会上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诱发出对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不断加码的政治要求使人们失去政治理性。当人们失去政治理性以后，政治形势也就像等待爆发的火山一样可怕了。换言之，在这种形势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还是亡，而且更早了。
四、清廷的枷锁：宪政面临的现实环境
政治举措失当，政柄易人，这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一个庞大帝国的覆灭不仅是由这些造成的，也有内在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原因。
政治认同危机。中国学者好以中国晚清与同期的日本相比较，认为中国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技术层面，在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的时候，其实是假设了“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宪政或许已经成功了”的。但是，这些学者至少忽略了两者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日本在变革开始之前通过倒幕运动打破了以前的割据局面，重建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重建了一般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而且，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还有“忠于天皇”的成份存在，这些对晚清政府来说都是没有的条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众所周知，人民对它已经毫无信任可言，它也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取胜，历史也没有给清廷提供其他整合政治认同的机会；中国文化也不支持对皇帝的无限崇拜和效忠。与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心理相比，中国的文化心理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也让人们相信，一个王朝在它的末日来临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顺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历史上所有已经灭亡了的王朝一样，暴露出了灭亡的征兆，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没有人可以挽救。与其说一般的下层民众期待现在的王朝通过改革来实现政治的清明和对他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倒不如说他们更希望能有一个新的王朝出现〔20〕。对于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政府权威究竟如何对于改革的成败有决定性的作用。
1901年以来的新政非但未能缓解原先的政治危机，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反倒增加了许多原本没有的捐税。沉重的民族灾难和艰难的生活环境逼得农民们造反，下层农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苛捐杂税，其规模和声势之大、范围之广，都是1901年以前太平天国以外的任何反抗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反抗活动“1905年为一百零三次，1907年为一百八十八次，1910年增至二百六十六次”〔21〕。在长沙的饥民暴动中，甚至有人喊出“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22〕的口号。这说明，在政治危机当中，政府没有能让民众和自己同甘共苦，也就不可能渡过难关了。下层民众用这些行动反映的或许不是对新政的态度，但是，这却能表明他们并不甘心和清政府死在一条船上，不愿意忍受官府以新政为名增加的经济负担，政府没有权利强迫人们和它一起共渡难关。清廷也许不应该忘记它们之前的明朝末期的教训，朝廷为了与满洲作战而加的税赋，人民不堪忍受，起而反抗，最终，明朝不是被满洲，而是被自己的臣民们灭亡了——农民起义军把崇祯皇帝逼上了煤山。“前事不忘，后事之鉴”，在历史的轮回中，清朝同样不是被外来的危机压倒，而是被国内的起义终结。改革是应该付出成本的，但是，这种成本必须是在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限度内，绝对不能把改革成本当成敲诈普通民众的借口，否则，只能激化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
就社会的中上层来说，已如前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已经使许多官僚士绅断开了和现政府的政治感情，双方的关系已直接成为政治利益的博弈行为。在支持宪政的人当中，官僚一般倾向于日本的立宪君主模式，士绅和政治无权者则比较倾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政府本身当然希望是日本模式，因为在日本模式下的宪政中皇帝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权力。但是，政府在声称仿照日德模式进行改革的同时却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不但让倾心英美的立宪派们感到失望，也让中国支持宪政的官僚们感到不满。因为，这明显是皇族企图利用组阁的时机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取已经失去了的权力的措施，严重损害了汉族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海外的立宪派声称“保皇立宪”，但他们所“保”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随便一个什么皇帝，而且，他们百日维新期间和漂流海外之后的言论一再流露出了他们对英国模式的钦羡之意；国内立宪派如张謇者，则希望新兴的士绅阶层能够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与皇权体制下的官僚和贵族们共享政治权利，尽管他们的目标虽然没有言明，但在方向上却是指向英国模式的。而“皇族内阁”的出台对士绅们在感情上造成了伤害，疏远了他们和中央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他们对中央改革诚意的信心。
清政府本身在社会公众和下层社会民众中的形象本来就不是很好，虽然在表明改革决心的上谕中显得言辞恳切，但戊戌政变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次的改革宣示仍然是官样文章。政府在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本来就不开明，对西方事物虽然一直宣称有学习的兴趣，但同时却在政治上大批地选用保守派官僚，外界形象比较开明趋新的袁世凯等人则一直受到压抑、排斥和打击。政府基层官吏的形象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相比于日本倒幕运动以后“上下一心”的状况而言，晚清政府的形象缺乏必要的亲和力去整合人们的政治认同。
社会系统紊乱。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没有受到体制性威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个超稳定系统。士绅、官僚和皇权之间的互动使基层社会系统保持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稳定性，每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社会系统仍然能依靠这个超稳定系统进行自我修复。在这个超稳定系统中，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的发展繁荣属于“无组织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壮大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状态，打破了这个超稳定系统。所以，每当王朝结束的时候，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商业繁荣就出现和扩大；每个新王朝的初期就垦荒分地，限制商业发展〔23〕。清代的土地兼并从乾隆后期开始出现和扩大，1840年以后进一步加剧；商业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绅商作为一个新的权势阶层已经渐趋形成，并开始谋求政治上的权益。所以说，以往的超稳定系统已经遭到了破坏，而且，这次的破坏不是内生因素，而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根本不可能得到修复，王朝的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24〕，读书识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做官。清末以后，大量的下层知识分子却并未许身科举，而是另谋出路。比如著名的王韬就从没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经试图加入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以为报纸撰写评论为生。这种情况并非个别，与此相类的还有为外国资本充当买办和代理人的，服务于近代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张謇。他考中状元后也没有走上宦途，而是竭心尽力的创办近代企业。王韬和张謇这类人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并不委身仕途，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着在政治体制之外关注政治的姿态。这种人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成为干预政治的力量，改变了原来农村中的“大共同体社会”结构〔25〕，使官府的权威从绝对变成相对，以致经常出现绅商对抗官府的局面，官府有时还必须做出让步以换取地方社会精英在政治上的支持。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因为顾及民间舆论而不敢贸然废掉光绪皇帝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同一次事件中，上海商人经元善敢于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干预国政而不担心遭到报复也说明了新兴的绅商阶层的权利感和参与政治的自觉性。
有清一代，民间的秘密反清组织一直存在，后期逐渐变成秘密社会类型的帮派和会党。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余部辗转流落到各省成为秘密社会的新成员。清末的政治危机和下层人民生活处境的恶化加剧了这一现状，例如，义和团就曾经是一种秘密组织类反清力量，孙中山在组织兴中会的早期采用的也是秘密社会的组织方式，后来又利用这些组织在国内发动起义。秘密社会的成员成份复杂，来自各种社会阶层和行业的都有，但他们往往是对抗官府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后，会党在同盟会的影响下吸收了更多下层社会的精英，组织形式也变得更加严密了，开始有组织地抵制官府发布的各种政策，有时甚至利用政府的某种政策漏洞和失误鼓励下层民众反抗官府，他们自己则充当核心领导力量。这时，无论宗教还是帮会都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清廷财政紧张，地方上无力镇压，只能坐视它们日渐壮大。
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系统都被打乱。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官方的政治行为在基层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这些新的社会势力也非常容易变成政治参与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化解对策和吸纳渠道，就很容易引起他们在民间的对抗行为。宪政运动触及不到这些距离下层民众较近的社会领域，人们往往是从这些人那里知道新的政策动向，然后做出反应，当最新的政策被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