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皇录破鹆舜蠊婺５呐庞绦卸夯鹕沼烫说慕烫茫宜椤⑼磕ㄓ烫斯估锏哪贡葱呷杷牵髁似咔Ф嗉矣烫丝斓纳痰辍蓖砭陀辛酵蛭迩в嘤烫吮还亟嘤烫怂郎松锨恕Ｕ庖槐┬幸恢贝�9日傍晚持续到10日。德国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犹太商店的玻璃碎片，在冷冷的月光和灰暗的街灯照耀下，它们闪烁着怪异的光辉。历史学家把这一夜晚称为“水晶之夜”。这一事件给德国犹太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据当时的保险官员估计，犹太人的财产损失大约达二千五百万马克。而时任帝国安全警察首脑、后又调任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的里哈德·海德里克则认为达到几亿马克〔2〕。不仅如此，德国犹太人还因“激起德国人民的公愤而将被罚款一亿马克”〔3〕。
在纳粹排犹政策的第一阶段，如果从排犹、迫犹政策的系统性而言，虽然发布了多种排犹法案，但这种反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是分散、自发和非系统的，在全德国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最终权威的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领导中心。“在帝国的头六年，每位部长为了执行那些歧视性条款都设立了他们自己的犹太部。”〔4〕各级纳粹权贵为争夺这一在国社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肥缺”，以使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不断发明新招，更使这一阶段的对犹太人政策处于纷乱状态中。如果从排犹政策的执行强度和残暴程度而论，“与第三阶段的残暴行径相比，第一阶段的排犹行为简直是微不足道的”〔5〕。在纳粹执政的最初五年里，犹太人只是失去了谋生之计并被降为二等公民。就连这一阶段排犹最烈的“水晶之夜”，也只不过是纳粹分子煽动起来的群众性打、砸、抢、烧事件，远未达到后两阶段的驱逐并从肉体上灭绝的地步。不过，不管这些政策本身多么零乱、多么缺乏来自最高权威的指导，但“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纳粹反犹政策中的大部分措施进行总结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种占统治和不断重复的目标：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隔离”〔6〕。纳粹在德国统治的头六年所做的全部就是中断了犹太人进行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的解放运动，剥夺了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犹太人取得的各种权利。犹太人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以前的“隔离区”（Ghetto）时代。犹太人被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与同他们为之贡献颇多的德国文化彻底隔绝开来了。
从1939年初开始，纳粹排犹政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41年苏德战争前夕。这一时期的排犹政策开始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在战争条件下巩固前一阶段获得的反犹成果，阻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进一步接触，并着手将犹太人从德国的生存空间撵出去。其具体政策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对犹太人生存权利的进一步剥夺和多种移民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由于第一阶段排犹政策的分散性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纳粹最高当局开始对排犹政策和行动进行统一指导。特别是“水晶之夜”发生后，更加速了这种政策转变。“水晶之夜”的后果使一些纳粹高级官员担心像这种大规模的、盲目的排犹行动会损害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帝国国防行政会议主席、空军部长戈林抱怨说，像“水晶之夜”这样的行动，对德国保险业的损害大大超过了对犹太人的损害。1938年11月12日，戈林宣布，元首发布命令要求“犹太人问题必须以某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加以解决”〔7〕。同年12月14日，戈林通告所有帝国官员称，自己已掌管了制定犹太政策的权力，并提醒他们：“为保证在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统一性，我要求所有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条款和命令必须由我签署或经由我的同意……绝不允许擅自对犹太人问题作出处理。”〔8〕随着处理犹太人问题最高机构的设置，从1939年起，纳粹的对犹政策正式统一了起来。
在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后，纳粹对犹太人的生存权利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9月1日，德国政府颁布命令：在发生空袭时，禁止犹太人使用普通的防空掩体。在《识别犹太人标记》这一警察条例中，规定犹太人不能随便外出；犹太人没有得到地方警察颁发的出入证不得离开他们的居住区；每个七岁以上的犹太人在公共场所出现时，必须佩带犹太星章。在购买日用品方面，犹太人更受到了严厉地限制。他们的购物卡被标上了特殊的犹太人标记“J”，他们只被配给少量的肉类和某些脂肪产品，而可可、巧克力则完全禁止销售给犹太人。到了1941年8月，肉、蛋、奶制品、烟草和水果的配给则完全被取消。纺织品、鞋子和皮货在1940年1月就被禁止购买了。
在继续剥夺犹太人生存权利的同时，还出现了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计划。早在1939年1月24日，希特勒授权戈林，命令因思布·海德里克负责协调从德国迁徙犹太人，并指令德国各驻外机构“在加速帝国境内放逐犹太人的工作中要通力合作”。“放逐犹太人”已成为这一时期的对犹政策的主要目标了。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曾说：“我希望见到经大规模放逐方式，将所有犹太人送去非洲或其他殖民地，以使犹太人的观念在（欧洲）彻底根除。”〔9〕随后，犹太人移居办公室在柏林、布里斯累、法兰克堡纷纷建立起来。但1939年6月，因·海德里克却在给希姆莱的报告中认为，由于“其他国家关闭接纳移民的大门，移民中心办公室的工作已遭失败”〔10〕。往欧洲其他各国迁移犹太人就更加困难了。另外，帝国由于1939年占领了波兰，又使德国增加了处理波兰250万犹太人的额外负担。
在犹太人问题专家艾克曼被调任犹太人中心办公室主任后，因·海德里克要求他重新制定一项驱逐犹太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不久艾克曼便提出了“尼斯科方案”和“马达加斯加方案”。前一方案拟将犹太人迁往波兰的尼斯科，但因纳粹驻波兰的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坚决反对而中途搁浅。弗兰克在柏林告状说，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他不愿看到犹太人进入他的辖区。而马达加斯加方案制定于1940年6月。该方案计划将四百万犹太人从欧洲移往非洲东南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不过战争的严峻形势使这一计划也难以实现。在英国海军掌握制海权的条件下，企图越洋运送数量如此巨大的移民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多种“迁徙”犹太人的计划和方案失败后，纳粹对犹政策陷入了困境。在以驱逐和迁徙方法来“纯洁”雅利安民族的生存空间的尝试无法实现后，德国犹太人开始面临最为凄惨而黑暗的命运了。文明的“污染源”既然无法转移到其他地区，只好将这种“污染源”就地消灭了。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开始提上了纳粹对犹政策的议事日程，以迁徙和驱逐犹太人为主的排犹政策迅速向灭绝犹太人的政策过渡。
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到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为止，纳粹排犹政策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人们俗称的“大屠杀”时期。在1941年秋季，纳粹强迫犹太人移民的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又产生了将犹太人迁往德国占领的广阔的俄国地区的想法。但在1941年底，德军东线的进攻被阻滞于莫斯科城下，使这一移民计划又变得渺茫起来。此时作为临时安置犹太人的中转营和难民营早已饱和，这种机构已无法再安排更多被驱逐的犹太人。这样，通往肉体灭绝犹太人的道路已经豁然敞开了。
其实，在1941年8月起，罩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怖之网就已收紧。帝国安全局已经发布命令，禁止任何犹太人私自外移，绝无例外，范围包括德国占领区的所有犹太人。1941年11月10日至11日，希姆莱下令处决犹太人，声称这项指令来自“元首的意愿”。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的万湖召开的会议上，由因·海德里克奉戈林之命邀约司法部、外交部、党卫队及东方占领区的高级长官研讨犹太人问题。1942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发表演说宣称：“历史上最邪恶的敌人即将被消灭……战争将随着犹太人的被灭绝而告结束。”〔11〕
犹太民族至此终于成为纳粹德国屠宰场中被宰杀的“羔羊”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满足镇压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要而发明了杀人机器“断头机”，属于半机械式的砍头工具，对于纳粹而言，显然是太原始和缺乏效率了。纳粹灭绝和杀害犹太人的方法尽可能地要采用和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大体说来，这些方法包含“集体枪杀”、“无痛苦致死术”、“科学绝育术”以及“毒药注射法”等。
通过枪杀来灭绝犹太人主要是在1942年上半年以前进行的。纳粹行刑队在德国国防军的配合下，枪杀了一百万平民及战俘（包括部分非犹太人）。这种枪杀方法主要采用了两种形式：坑道式和柴堆式。坑道式是指“德国刽子手把蒙难者押到处决场，命令他们挖出一条沟，而后脱光衣服面向下卧到沟里，他们被自动手枪击中后颈死去。随后又来一批人躺在这些死者的身上，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被击毙，紧接着第三批、第四批……直到沟满为止。最后把漂白粉洒在尸体上并把沟填平”〔12〕。柴堆式则强迫蒙难者将木棒堆积起来，然后让他们躺在上面，再开枪将其击毙。下一批牺牲者又弄来新的木柴架到尸体上，他们被迫再躺在新铺的木头层上被枪杀。之后，木柴和尸体便被一起焚烧了。
但是，这种大批枪杀的方法太暴露太缓慢，到了1942年下半年，纳粹分子使用了更伪装和更省时省力的、更具“合理化”形式的“无痛苦致死术”。所谓“无痛苦致死术”其实就是指毒气车和毒气室的使用。机动毒气车和毒气室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蒙难者装入改装的汽车车厢里，而后者则是将蒙难者骗入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二者谋杀的原理都是将汽车马达废气管通入密封的车厢或毒气室中，使犯人因废气烟雾窒息而死。在1942年夏，马达废气被换成了更有效力的氢氰A和氢氰B。“随着作为成批消灭犹太人手段的毒气车和毒气室的设计和使用，纳粹的（杀人）发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3〕仅在最大的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存在期间，就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万犹太囚犯被毒死〔14〕。其他死亡集中营毒气室中犹太人遇害数字统计如下：在贝乌热兹集中营（1941。9。1～1943。7。31），有七十万犹太人遇害；在索比堡集中营（1942。5。7～1943。11）有三十三万遇害；在特雷布林卡（1942。6。1～1943。11。30）大约有九十一万五千人遇害〔15〕。纳粹除了用枪杀、毒气等大规模的屠杀手段外，还利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作为“科学试验对象”，在他们的身体上进行大量的绝育和阉割试验。试验中心就设立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集中营。从1942年11月起，法西斯分子就在这些地方的妇女、男人和孩子们身上进行试验。希姆莱的一位人事部长鲁道夫·勃兰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陈述医学证词时说：“希姆莱是对这种既可节省费用又能迅速实现种族灭绝方法最感兴趣的人中军衔最高的一位……他对这种不仅可以征服敌人，而且也能达到种族灭绝目标的方法寄予很大希望。德国还可以把已做了绝育手术的人作为劳动力利用”〔16〕。这种试验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垮台时为止。
关于纳粹在大屠杀中到底消灭了多少犹太人，由于统计方法和掌握原始资料的差异，至今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截止1945年4月，犹太人实际存在的数量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波兰的犹太人由三百万下降到不足十万；捷克斯洛伐克原有三十万犹太人的社团，幸存者不到十万；在十三万荷兰犹太人中，幸存者大约有二万人；九万比利时犹太人中，幸存者有两万多人；在苏联，虽没有确切数字，但犹太居民至少减少了一半；德意志帝国首都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了。生活在欧洲的每七个犹太人中就有六个在战争期间被杀。大多数出版物都认为被灭绝的犹太人数目大约在五百至六百万之间。根据1945年11月26日党卫队少校威赫曼·赫特尔在一份证词中的记述，他和阿道夫·艾克曼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进行了一次谈话，艾克曼告诉他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其中四百万死于集中营，另两百万主要在进攻苏联的战役中被枪杀〔17〕。而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在1946年9月3日的判决中，也重申了这个数字。然而，据艾克曼的下属之一的党卫军上尉德特·威斯利森回忆，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一次会议上，艾克曼发表评论说：“因为五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我会大笑着跳进坟墓”〔18〕。当艾克曼被捕后在耶路撒冷受审被直接问及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也是五百万。如果按照历史学家罗尔·海伯格的统计，大约有五百一十万犹太人遇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希特勒的纳粹组织在全欧洲范围内灭绝犹太人的暴行已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恐怖与罪恶不仅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长久以来也深深震撼着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灵。在六年的战争中，世界上犹太人口中有三分之一非正常死亡，其中在欧洲的犹太人中，有一半死亡，在中欧则有四分之三死亡。仅波兰奥斯威辛一地就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被害。从此，在西方现代词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种族灭绝”。正如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的评论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待遇。”〔19〕在历史已跨入二十世纪的现代社会里，在现代文明的发祥地欧洲大地上，竟会出现这类惨绝人寰的悲剧，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于纳粹排犹根源的历史著作或论文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但观点却不尽相同，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纳粹大屠杀的根源。其一，大屠杀是欧洲历史排犹传统（包括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继续和高峰。其二，屠杀犹太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精心策划的产物，他们企图通过对犹太人奴隶劳动的剥削以及对他们财产的没收来获取巨额利润。其三，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为了转移当时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排犹起到了与对外侵略同样的功能〔20〕。其四，大屠杀是希特勒邪恶和极端的反犹思想的反映和结果。
上述观点有的把大屠杀归咎于一些偶然和特殊的因素，有的归罪于历史发展的累积。大屠杀真的是一场平地而起、人类经验无法预知的偶然风暴，或者仅仅是欧洲反犹历史传统馈赠给德国的一份特殊遗产吗？前者使人们把大屠杀看作就像偶尔跌落在明净的几案上的几粒灰尘一样可以轻易地拂去，后者使人们认为大屠杀只是悠长历史甩给后人一个无法摆脱的包袱；前者把大屠杀归咎于人类无法预知的偶然，纳粹的出现和纳粹的屠犹只是逸出正常文明轨道的反常事件，而后者把大屠杀归咎于已经消逝于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大屠杀的真相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大屠杀对我们现代人类不过意味着猎奇和排忧解闷，最多也只不过具有智性探讨的价值。现代人类当然不必为大屠杀负任何罪责，我们远离罪恶，道德清白，我们可以一面品尝咖啡的浓香，一面就像谈论《荷马史诗》中那些半神半人的特洛伊英雄一样去谈论大屠杀。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已使我们置身于血腥和罪恶之外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类果真已经远离了大屠杀的罪恶，我们在道德上果真那么清白无瑕吗？
要想摆脱现代人类与大屠杀的牵连，必须要首先证明大屠杀与现代性无关，因为我们现代人类基本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如果现代性能够摆脱大屠杀的纠缠，那么我们现代人类也就能够顺乎自然地对大屠杀没有道德上的任何负疚。但对大屠杀的起源和特性进行的分析却恰恰表明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紧密关联。
英国学者Z。鲍曼先生在《现代性与大屠杀》〔21〕一书中精辟地论证了大屠杀的现代性特征。正是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理性计算精神、现代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官僚体制造就了大屠杀。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已经是理性完全取得胜利的时代了。但正是理性的胜利，驱逐了人类的感情、道德。理性以精确化和数字化为手段，以功利和效率为最终目标，以致不自觉地完全消解了道德和价值存在的意义。在理性主导社会的时代，人类道德系统已处于麻木甚至瘫痪的状态中了。理性社会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批罪恶的执行者、旁观者。有众多的资料表明，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并不都是心怀邪恶、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既不变态也不是虐待狂，他们都是极普通、极平常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