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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人办公文，以美国为例，因他们立国时间太短之故，往往只用打字机打两份，交主管签字后，一份存档，一份封发。中国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岂可如此潦草行事？美国重时间，咱们重体制。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二也。
现在中下级公务员，在低待遇政策之下，和啼饥号寒之余，唯一的娱乐，恐怕只剩下一项积压公文矣。洋大人每对我们的公文旅行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感到惊讶，其实他哪里知道积压公文之乐乎？国情不同，岂可削足适履。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三也。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大一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各衙门的人员已够闲的矣，上班时喝喝茶、看看报、吸吸纸烟，说说别人的坏话、摆摆麻将经，如果公文再莫名其妙地简了起来，教他们怎么消遣乎哉。
简体字已碰了壁。呜呼，圣崽不绝，包管公文也简不起来。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丈。拿破伦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地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插足，于是一个有计划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杆儿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的总和组成世界，所有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命题的真假在，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毛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僵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分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定，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拼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屁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传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人道主义学说，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是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先生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它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它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果只称之为“过度”，则补到九点十点，该叫它啥？把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个补成小僵尸，而只称之为“过度”，大概补到棺材里才能称之为“恶性”矣。现在这种情形，“恶性”两字尚不能尽其实，前已言之，事实上简直是谋杀，慢性的谋杀，不流血的谋杀，恶毒万状、斩草除根的谋杀，呜呼！
该文章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看延长义务教育恐怕仍是治标的办法，距治本还差十万八千里哩。君如果不信老人之言，现在不是马上就延长了乎？我跟你赌一块钱，你瞪大尊眼瞧着可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九年，只不过断了若国民小学堂教习的财路，那就是说，义务教育延长啦，国民小学堂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初中的恶补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高中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二年，初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高中的恶补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大学堂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六，高中恶补可能消失，但大学堂的恶补同样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读研究所，要出国也。即令义务教育延长到二十年，从小学堂一直义务到他得打狗脱——这当然不可能，不过假定它可能吧，恶补也根绝不了，大家为了进入志愿的学堂，恶补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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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哈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联。它在中国殷周之际已产生，其后战国的荀子、东汉的王，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地说它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僵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即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襟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艺，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残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这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钧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得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拉？”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权力就可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体“。”种的逻辑“是社会存在的逻辑。”种“就是民族、阶级、，唯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母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的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去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