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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一
王岚做着梦。有两种梦她非常爱做，一个是她小时候坐父亲的单车，不知怎么就从后座上掉下来，她父亲还不知觉，兀自朝前骑着，她便坐在地上，不哭也不喊地望着她父亲的背影。另一个显然和她在北京的经历有关系，和她住过的炮局那片大杂院有关系，因为总是一条连着一条，仿佛永远没有出口的胡同，都好像去过，都好像似曾相识，每一个转弯处总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下站着一个疯子，冲着她啊呀咦呀地喊，最后她来到厕所，没有围墙，没有门，厕所里是那种老式抽水马桶，水箱悬在半空中。
后一个梦王岚和她的同事讲起过，她们替她圆梦，说这是一个春梦，走不出胡同表示她的焦虑，而没有围墙的厕所则代表了她的性态度，她对性的羞耻。这种分析王岚自然不以为然，当时也一笑而过，因为照弗洛伊德那一套来看，什么梦大概都可以和性扯上关系的，那么前一个梦未尝不能解释成她的恋父情结，她看着父亲走远也可以说是她的性态度，她对性总是无可奈何。
王岚是1991年到北京的，那一年她24岁。她到北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单位领导对她不错，与男朋友的关系虽然清淡，但总算爱护她，但她就是想换个环境，有一天她忽然间觉得如果再在老家那种阴沉沉、暖昧的天气里呆下去，她就要窒息了，她必须出去走一走，闯一闯！当时南方还正热，至少海南之后还有珠海，但她却选择了北京，因为骨子里她认定自己是个不俗气的人，只有俗气的人才会选择广东。她男友是个乐天知命的人，说她血管里奔涌的其实是男人的血液，也可能她太喜欢吃辣椒，才吃得自己豪情万丈，忘乎所以，他们于是平静地分手了，对此，王岚倒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到北京后她先在苹果园花了一百元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接着很快又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文案的活儿。她在北京无亲无故，最初的打拼完全是靠着一份信念，甚至仅仅是一种本能支撑着。那段时间她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女孩，还需要个肩膀依靠一下，需要有个安全的对象向他倾诉。清晨，天刚亮的时候，她总是院子里第一个起来的，因为她要去赶车，坐一线地铁，再转环线，再转1路公共汽车到海淀，这条两个小时的路线晚上还要再重复一遍，天擦黑的时候她开始替自己做饭，睡觉之前她没精力考虑更多的东西。这样的生活周而复始，当然它也有极限，极限就是你疲乏的时候，当你失去信 心的时候，当你反躬自问的时候，生活也会在那时候突然间露出它狰狞的面孔。
五月的第一场暴雨来了，气温猛然骤升，房东老太太甚至打起了赤膊。她八十岁了，这么做当然有权利，可王岚却不敢看她，那两只空面口袋一样悬挂的乳房像所有女人的必由之路一样充满了宿命的气味，这部招摇的历史书上褶皱像裂纹一样从脖颈延伸下来——这是枯萎的花，被抽干的生命，也是可以公开的骄傲。老太太的儿子是个木讷的中年人，替王岚着急，劝她，妈，你就再加上件衣裳吧！老太太摇着蒲扇，一下一下，坚决而固执，怎么，丢你的脸了，早先吃奶那会儿你怎么不觉得丢脸？儿子再无话说，他斗不过赤裸的女人。
大雨之前先来了大风，王岚才知道她住的那间小屋是用白铁皮做的屋顶，风猛的时候，嘣地凹人，风一转小就咚地凸出，她就像坐在一面巨大的鼓里，和着嘣咚声，她的心也像那面鼓一样被擂击着。雨点却像军鼓，无数的鼓棒轮番攻击她的大脑，然后是身体，它们最终就像落到她身上，再从身体朝外擂击。老太太这时候打着伞出来了，她迈着那双八十岁的小脚朝这边喊，闺女，漏雨吗？！大妈，不漏！要不你过来吧，今天咱娘俩儿一块儿睡——不啦！她一动不动，在床上紧紧抱着双膝，也不想理会老太太的好意，她应该还没有放弃抵抗，她怕自己一松劲就会崩溃，然后前功尽弃。那边已经没声了，老太太大概回去了。
雨声渐密时，她听到一种怪声，怪声渐渐昂扬，原来发自她的喉咙，她的悲泣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放肆。那天她没吃一口饭，没吃一口饭却能有这么放肆的力量，她放纵着自己，乘着雨势，乘着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想起她的父母，很久了，她都没有这么好好地想过他们，还有她的男友，分手时他还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他应该是同情她的，一个女孩还有这么大的梦想。她还想起房东家那条狡猾而肮脏的狗，它总喜欢出其不意地戏弄她，趁她没留意在她小腿上胡乱地划拉一下，又抢在她发火之前扭头跑开，再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那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这个叫王岚的女孩终于疲乏了，终于开始问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她来北京干什么？她甚至想她需要的东西北京原本就不能给予，也是在这种追问下，她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目标，她是个没有目标的人。
二
那应该是她的第二份工作，一家合资公司，同样是企划，同样六百块钱工资，但名声却似乎好听多了。台湾人似乎很讲究效率，上下班都需要打卡，这也是王岚第一次接触这种制度。头一次上班就把她吓了一跳，因为工作前五分钟的例行会上，总经理出场时，竟全体起立，总经理说早上好。大家回应时又有节奏地鼓起掌来，王岚跟着大家念“早——上——好——”，掌声却不能合拍，幸亏她的声音小，可以忽略掉。
企划部有三个女孩，中午吃饭时她们几个女的自然要凑在一起，为王岚圆梦的就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据说她信口开河就能预测别人的命运，有一次她说王岚要结两次婚，没结过婚的王岚自然只能笑笑。年纪三十来岁的那个据说在美国留过学，神情也总是慵懒而矜持，因为这份骄傲成了中心。从她们的谈话中王岚知道这位美国留学生刚回来，因为回来报效国家，因此有了一个小车指标，但这位老小姐似乎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牌子的，所以一连几天她们都在谈论车子。有一天王岚忍不住问她在美国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老小姐淡淡地说：“斯坦福大学。”王 岚头脑中的世界版图大概也就详尽到各个国家的首都，所以又问是不是在华盛顿？老小姐仍然淡淡地说：“加州！”
王岚恨死了自己，也恨死了这个愚蠢的问题，再看看老小姐们的文案颇有些不以为然，至少觉得这种水平并不需要去美国才能学到。但老小姐似乎颇得老板赏识，因为老小姐是留过洋的人，斯坦福大学连老板都没念过，这也是他们打成平手的地方，所以老小姐那些诸如从电梯里突然高空坠下，马桶忽然变成喷泉的理念都被认为和她的美式英语一样，具有国际水准。而她的方案却常常被退回来，因为不够刺激，没有时代特色——这个词以后有谁一提起她就会想起那只突然间变成喷泉的马桶。
不久，王岚知道那两位的收入，她只有瞠目结舌的分，老的那个每月一千，留学生更可怕，每月两千。所以她发誓要换个工作，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她的住处却有了变化，虽然还是老平房，却从苹果园搬到了北新桥。她在广告公司的一个同事，准确地说是那个公司的一位清洁女工，有一次问她能不能帮她那个混账儿子补习一下，马上就要升高中了，成绩差得没脸说——但她又说我可没多少钱，你就当做做好事，帮帮我吧？！王岚答应了，笑着说，我不要你的钱。于是她见到了那个“混账”儿子，他15岁了吧，奇高，鼻子下已经稀稀拉拉冒出了胡须，但却懵懵懂懂的，有一双臭脚和一个榆木脑袋。每次去他母亲就会骂，还不先把你的脚洗了，看这一屋子的味！女工每天晚上都为她和儿子准备了一只酱鸡腿，有时候是酱肘子。王岚其实并不想让她破费，她是真想帮帮她，还有那个“混账”儿子。那怎么行，老师嘛——她这个老师竟然还行，硬是抢在会考前让榆木脑袋开了壳，虽然只是进了一家职高，但女工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北新桥的房子其实是女工家老姨的，为了感激她，她特意上门去说服老姨把那间堆杂物的小耳房腾出来，房租一个月一百，按月付，知道的当然说王岚遇到好人了，因为那个地段再便宜也不可能这个价钱，那几乎跟白住一样。这或许也可以叫好心有好报吧。
她终于看到了小耳房，也明白了耳房的来由，但她还是欢喜不尽，杂物腾出后就在泥墙上糊了一层报纸，又在报纸上再糊上一层白纸，地面是硬土，所以她又找人来铺了一层水泥。小耳房其实终年见不到阳光，都被前面的正屋挡死了，但王岚还是去为它配了两幅绿色的窗帘，关上门后屋里绿阴阴的，即使最热的夏天也透着阴凉。
她的到来，让院子里也跟着热闹了一阵，她前面的正屋里住着一户在医院里打工的安徽人家，也是老姨家的房客，另外一屋则是老姨的叔伯兄弟，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家里只有两位老人。老太太对她尤其好，她吸纸烟，手里总是叼着一支没嘴的纸烟，遇到什么好笑的事，会像小姑娘一样捂着嘴笑，正经的时候她喜欢说“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老人都来帮她糊过报纸，逢年过节会给她送些“小玩意儿”，冬天时他们还把家里淘汰了的一只铁炉子借给她，又让煤厂送煤时也替她送来一百块蜂窝煤。
院子里有棵枣树，她刚来时正是枣子成熟的时候，常有邻院的孩子进来碰运气。等叶子落尽，疏朗的枝节竟像水墨画里的一样有力，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到嘎嘎的断裂声，如果是月夜，枝条上会像挂满了冰凌。树下有一根水管，一年四季都潮湿、黑硬，像铁一样。
她的新工作也很快有了眉目，终于抢在天冷之前跳了槽。国庆那几天的秋季人才交 流会是全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这种活动王岚已经是常客了，因为去得多，所以也摸出些门道。她照例只是慢悠悠地转，填表、索要材料、简章，用北京话说她现在是骑着马找马，所以用不着像那些刚出门的学生，必须搞掂几家单位才能树立信心。况且她先天条件不好，所以那些大公司、正经的国营单位，也就是那些必须要本地户口的，也不会去触碰，也因此在那个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人才市场里，她更像一名悠闲的看客，随时都可能在人群里消失。
王岚在一个角落里停下来，吸引她的是一家影视公司信息中心的招聘广告，广告写在一张纸上，墨汁淋漓时就贴到了墙上，字迹尤其糟糕，不像信息中心，倒像一家小饭店招聘服务员。其实这种广告人才市场里到处都是。这种公司多半不正规，很小，也因此显得急而随意，与那些方方正正的大公司相比，惟一的好处是他们从不关心你的来处，是不是北京的，有没有正式户口。
广告下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留着板寸，用摩丝喷硬了，头发铮铮直立。这地方不是个热门的地方，所以他跷着二郎腿，脚尖再悠闲地颤着。王岚看广告的时候，年轻人当然也在观察她，他斜着眼睛看她——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后来，王岚知道他就是信息中心的领导，公司的二把手，她未来的头儿。
王岚问了一个工作性质，因为文字是她擅长的，她在出版社、报社、广告公司都干过，但编辑也有很多种。她介绍自己时微微显得有些矜持，有一些当然不是真的，是她临时给自己添上去的，但即使说这些编造的材料时她也能做到不卑不亢、不温不火，倒像是她在给别人机会，北京女人那一套她算是学到家了。年轻人果然感兴趣，看了她的毕业证复印件，就说那你一定适合的。他甚至拉来一张椅子示意她坐下，告诉她公司的地址，月薪。那地方离她的住处很近，只坐两站地铁再倒一次车，而工资每月八百，那等于说比她现在还要高出二百。但王岚控制着自己的心情，面不改色，只说还要看看再说。年轻人也说，那你明天来吧。他是热情而真诚的。王岚注意到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很白的牙齿，这在抽烟的人中很少见，而且他的眼睛也让人联系到某种草食动物，给人一种总是湿漉漉的感觉，这就证明他不可能太坏，其实王岚心里当时就打定了换工作的主意。
第二天，她去公司参观时印证了前一天的看法，她甚至立即喜欢上这个地方了，信息中心五个录入员都和她一样，都是外地来京务工的，最近的也是河北。只有她一名编辑，也是惟一一名大学生。她喜欢一个让她觉得自己重要的地方。
三
冬天第一次降温就把院子里的水龙头给冻住了，其实这是常事，后来她就知道了。但第一次的确让她心里起了一些变化。那天她屋里没存水，还是到院里那位大妈家讨来一点水洗漱，于是一整天王岚都觉得惶惶然，就像下雨天却想不起外面是否晾晒被子了。
起初她以为是一种担心，对过冬的担心，对北京冬天的担心，但她买了一件黑呢大衣，又买了一件羽绒衣，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却依然存在，还是没有消失，她才明白她需要的东西和天气没有关系。她终于安定了，在北京渐渐适应，有了自己的生活，那逐步松弛也逐步踏实的心情里却慢慢地生长出一些黑洞，有时候是寂寞，有时候变作抑郁。她应当比从前敏感而小心了，这当然更靠近她自己了，也更加的善良。
那个替她送煤的工人，一口气就抬来五 十块煤，一百块煤就跑了两次。她见过前面安徽人家那个儿子，18岁，最多六七块煤就跑得龇牙咧嘴。付钱之前，她客气地请工人进来坐，又拿了一听可乐给他。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浑身漆黑，只穿了件工作服，这么冷的天，却敞着，露出里面同样黑却结实的肌肉。王岚想起小时候去父亲的厂里玩，那些工人们包括她父亲都在休息的时候这么敞着衣服，她其实很容易靠近他们的，很容易就回到他们中间。那天她就这么看着那个裸露的身体，心里却一直在发软，身体也在发软，脸上一阵阵涌动着潮红，小伙子发现的话，她一定会抵挡不住。但那天小伙子一直在教她怎样使用蜂窝煤，炉盖盖多少才能封住火而不至于压熄，后来他又开始向她抱怨起生活，他和老婆在外面打工有多艰难，他们的孩子总是没人管，只好锁在家里。王岚拿了两罐可乐让他带给孩子，然后略有些不耐烦地把他打发走。
还是天热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应当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那时候总会有事情发生的。当时她称之为流氓，她身后站着个流氓，流氓把一个硬硬的家伙顶在她的后腰上。他自然是存心的，因为她闪了几次都没有避掉，而车厢又这么鲚。当时她真是又羞又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流氓显然也看出这一点，于是压力更大了。车子摇摇晃晃，他们也得跟着摇摇晃晃，而她却晕晕乎乎地下错了站，甚至连回头找那个流氓的勇气都没有。她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忍着委屈哭了小半天，就像被人偷了钱包。之后她定下神来找回去的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她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这件事自然是她想忘记的，可入冬后她却想过好几次，而她的回忆又是那么细腻。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她，公司里有个年轻人三天两头过来玩电脑，其实玩游戏时，眼睛却不停地朝她这边瞄。有一次头儿说话了，他说，怎么着，又来看我们王小姐？这句话不光玩电脑的脸红，连王岚的脸都红了。事后她当然要嗔怪，头儿却说，那孙子，你当他是好人啦，都离两回了，我看他呀，还得离第三回！
房东老姨一直没出现过，倒是她的女婿来过两次。据说他是某个驻非大使馆的大厨，不过王岚很讨厌他，因为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在北京干什么呢？！粗俗而无礼。就是这么个人有段时间却跑来看她。头一次还老实，只是说了会儿话，第二次却借拍床的时候，被子够不够盖，暖和不暖和——就像床太小，不够他的巴掌拍的，他的手一下子就拍到她的腿上。王岚吓得只得说出去解手，她在外面逛了半个小时才回来，回来时房门虚掩着，大厨女婿已经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王岚用椅子倒着抵住门，人也不敢睡得太深，先是不敢，后来却是睡不着。她害怕大厨女婿其实并没有走，而是藏在什么地方，一等她睡着就钻出来抱着她说，啊我是来给你送钥匙的，还没有把钥匙交给你。她靠在床沿上，静静地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丝响动，但没有，整个院子都睡着了。这个地方离二环路很近，所以只有奔驰而过的车队发出的轰鸣声，就像一条大河正从她的身边流过去。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因为年终公司效益不错，所以他们快快乐乐地一起吃了一顿自助餐。出门时头儿问她是不是回去，是的话可以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