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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阵痉挛。
这个孽是我一手制造的，从来未曾有过的负疚感霎时爬上我的心头。我心里掠过无数恐怖的景象，万一蒋丽蓉就此醒不过来了怎么办，万一她满脸疤痕了怎么办，万一她脑震荡、神志不清了怎么办？我发誓，我那一刻一点没有想到，如果那些设想成了现实，对于我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我一心想的是，如果她真的因为我而变成那样了，那么她的人生应该怎么面对。
我看着蒋丽蓉，心里痛苦极了，听到陈子涛幽幽地叹了口气。我知道，她现在想的应该和我是一样的。
我们找到蒋丽蓉的大夫，问了问她的情况，还好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悲观。我详细地问了问，蒋丽蓉脸上以后会不会留下什么疤痕。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视剧，上面有个男的脸也是被烫伤了，纱布揭开以后，面目委实恐怖。我非常害怕蒋丽蓉因我而毁容。幸好医生告诉我，开水烫伤的皮肤会恢复如初的，我这才放下心来，现在就专等她醒过来了。我想她醒过来之后，无论如何，我要到她床边说一声对不起。
接下来，我和陈子涛把师小红的医药费交了，才用了几百块钱，这也更让我相信蒋丽蓉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和陈子涛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她跑出去买了两个盒饭，递给我一个，我怎么也吃不下。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折回了病房。谢天谢地，蒋丽蓉终于醒转了。
医生照例过来翻眼皮，听心跳，看舌头，弄了半天。终于转过头对我们说：“ 没有脑震荡，把外伤养好了就行了。”我一口气终于喘了出来。接着医生退了出去，我怯怯地走到蒋丽蓉床前。
蒋丽蓉表情十分痛苦，一直要用手去挠脸上的纱布，我急忙挡住她。她努力睁开眼看到我和陈子涛，看了半天，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整个脑袋，眼泪就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我赶紧帮她用纸巾擦去对她说：不能哭不能哭，会感染的。她痛苦而疯狂地用手甩开我的手，作势要抓我。 我连退了好几步，听到蒋丽蓉声嘶力竭地说：“ 我的脸没用了！你们给我滚！”
我们只好心情复杂地“ 滚”了出来，把医生又叫了进去。等到她情绪平复以后，我们才离开了医院回学校，直接就到班主任办公室里去了。
我急切切地奔到老师办公桌前，忙不迭地告诉他：“ 蒋丽蓉醒过来了，没事了。”
他看了我们几眼，我发现他手上捏着昨天我和陈子涛写的检查，顿时语塞。老头捺住性子，问了问情况。我们如实作答。最后他说：这么说来，蒋丽蓉没什么大事了。我们连声说是。
“ 可是你们不可能就这么没事了。”他说。
这时候陈子涛开口了：“ 老师，是我们错了。我们给您惹麻烦了。但我们跟了您两年了，我们还是想在您手里毕业，请老师帮我们在院里求求情，我们真的知错了，”一副迷途知返的小羔羊模样。
我想任何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尤其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对着一个花朵似的女孩子软语乞怜，怎么会不心软？老头终于松口了：“ 先看看你们写的什么检查？先去重新写来再说，不把自己的问题剖析清楚，写不深刻，不要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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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的时间，我和陈子涛都花在了写一份深刻的检查上，我们搜肠刮肚，把所有能够形容自己十恶不赦、猪狗不如的词汇都用上了，终于写了满满两大张纸。我想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把自己糟蹋得一钱不值的检查，都不忍再雪上加霜地苛责。你知道，老师就爱看这个，我们自然有责任投其所好。
班主任看了连连点头，果不其然。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你肯点头哈腰地软一软，再严重的事情也能四两拨千斤地过去了。我们连续几天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忙着办各种手续，帮蒋丽蓉交各种费用，用尽各种方法试图和她和解，和老师促膝谈心几次，每一次的谈心都以痛心疾首的忏悔告终。总之，尽全力让各方面所受的压力小一点，让我们自己能够最大限度地开脱。
我们如此努力，自然皇天不负苦心人。
一个礼拜过后，蒋丽蓉得知自己并无大碍，很快能够恢复的时候，便不再拼命地抗拒我们，加之她毕竟很清楚，自己有错在先。到最后偶尔也能心平气和地和我们说上几句话，比我们还有和解的诚意。尽管看到她好了之后，我原先的内疚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想到她说的那些话，还是气得要死要活，但为了不再生事端，也按着性子，和她不咸不淡地相处着。
而学校那边，正如陈子涛所料，班主任毕竟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整，事情也没有闹到上面去，反正还是瞒上不瞒下地糊弄过去了。但是高校的三大问题———男女问题、作弊问题和打架斗殴问题，只要出了，肯定也不会写两份检查就这么轻飘飘地过去。对这种事情，学校但凡发现都会严肃惩罚，杀一儆百，所以处分在所难免，我和陈子涛自然成了杀给猴看的鸡。但是由于我们认罪伏法的态度极度诚恳，班主任老师又不断为我们开脱，弄得院里都不太好意思向我们下手了。挨了几天之后终于有了决定：我被记过处分一次，陈子涛被警告处分一次。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我们结结实实地再次丢了个大脸。
不过无论如何，没有闹到要退学，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庆了，其他事我都可以不放在心上了，不就是丢个人、现个眼嘛，我都习惯了。
我和陈子涛接到通知后，立即下馆子饱撮一顿，这阵子东撵一阵西撵一阵，精神又紧张，根本就没有好好吃过饭。现在不管怎么样，事情有了一个了结，而且是比预期好得多的了结，无论如何也值得庆贺一番。席上我和陈子涛算了算剩下的钱，结果发现仅仅用了区区一千多块，就是再算上蒋丽蓉接下来几天的费用和营养费，也不过两千多块钱，还能剩下七八千，着实让人心欢喜。我们当即决定，暑假用这笔钱找个地方玩上几天。
没几天，蒋丽蓉出院了，纱布解了，满头满脑敷着黏糊糊的黄膏药，看着怪恶心的。回到寝室以后，师小红莫名其妙地和她疏远了。我和陈子涛躲无可躲地每天帮她换药清洗，终于看到里面健康的粉色皮肉重新长出来，我们闹出来的事才真正有了个收尾。
而这个时候，又快期末大考了。这阵子我和陈子涛由于受了处分，自然要加倍地好好表现，老老实实上课，黑板上的字一个不落地全部抄下来。所以对于这次考试我倒是不十分害怕，轻轻松松地迎上阵去，竟然还考出个乙等奖学金来，实在是飞来横财。
夏天真正开始了，我们告别了大三生活，等着迎接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而迎接的方式，我和陈子涛已经商量过了，你们也听到的，我们决定出去旅游，商定的地点是往西、往西、再往西。
第三部分第1节 特有情调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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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和陈子涛揣着八千大洋，翻出旅游地图，初步制定了一条路线，第一站是西安，然后从西安往敦煌，再往新疆，要是还有钱的话就往西藏。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有情调的小孩，就喜欢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够游遍全中国。那时候只要写到那种《我的理想》、《我的梦想》之类的作文，都会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说我要当现代的徐霞客，弄得我老师烦不胜烦，在批语里大大地加上一排字———祝你早日实现愿望。
这种愿望一直持续到高中，从我开始失眠起，我就渐渐意识到，以后的精力就要用于同各种各样的大小烦恼作斗争了。大好河山在我心里慢慢失去光泽了，徐霞客的理想我也早就让贤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理想也一点一点地模糊起来，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明确的目标，这个你们早就看出来了……
我一直觉得，其实我还保留着最单纯的心境，我追求一切美好的感情。我认为人活着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为了得到和付出这些感情的过程。我的错误仅仅在于，很多时候我没办法认清这些感情。在我当时的感情世界里，陈子涛的友谊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我非常在乎。当我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体会了失去的痛苦后，我就更珍惜她了。
我一直没有办法忘记李冬冬，我想陈子涛也没有办法忘记张国义，那么就让这次旅行帮我们各自度过感情的低潮吧，歌里不是这样唱的吗？
闲话少述，言归正传。
我和陈子涛收拾了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一人弄了一个小小的挎包，就把所有东西安置了。我最讨厌出去玩，还牵丝绊藤、杂七杂八地带许多身外之物，累不累啊，揣上人民币要啥没有啊。对了，关于人民币，我们也有了合理的安排，身上只留了一千块钱现金，其余所有的一分为二，打入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两张储蓄卡里，科学安全又方便。两张卡我和陈子涛各持一张，以备不测，现金全权交由陈子涛保管和支配。这样安排完全合我心意，说来惭愧，我是除了裤子没掉过，其他什么都掉过了，实难当此大任。
决定出发的日子已经是放暑假的第十天了。之所以拖到现在，就是为了避过铁路运输的高峰，而避过这种高峰有种种好处，比如不用买卧铺票，火车上剩余的座位绝对够车上的任何一位以任何姿势睡倒，早上不用排出去五公里路等着尿尿。而最主要的是，检票的哥哥姐姐们比较松垮，不太跟我等打算分文不出、坐霸王火车的人死乞白赖地叫劲。通常只是抽查一些看起来獐头鼠目，形迹可疑的家伙，而不会和像我和陈子涛这种样子清丽、貌似忠厚的女大学生作对。
我要声明这个主意是陈子涛出的，我作出这个声明并不是因为觉得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而要与之撇清关系。事实上，我更希望我有这样的头脑和气魄，我恰恰是想让你们知道———陈子涛是如此可爱。
我们在学校的超市里买了一大包因为学生放假而大打折扣的吃食，兴冲冲地跑到火车站，买了两张站台票，轻而易举地混进了检票口，又轻而易举地混上了空空如也的火车。陈子涛镇定指挥，我兴奋至极。
我们找了两个面对面的靠窗的座位，安顿下来。不一会儿车上零零星星上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乘客。又过了一会儿，终于听到了火车的鸣笛声。
我们的旅行开始了。
我喜欢坐火车，我喜欢隔着玻璃窗看景致不断变换，展现各种风情。我喜欢到每个站台停下来的片刻小贩们高举着土特产高声叫卖，尽管价格高了点，质量差了点，但是对异地的风味总算有了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很明显，像我这样想法的人显然不多。更多的人喜欢或趴或躺地闭上双眼，在迷糊的梦境里过这十几二十几个小时。我想，他们永远无法理解自己在空间里穿梭的神奇意义。
我喜欢坐火车，所以可能会在火车上花点笔墨。
我们落座后不久，陈子涛就扯开一包瓜子，我们俩哔剥有声地嗑了起来，不时地东拉西扯。陈子涛显得和我一样兴致勃勃，这让我很开心。我们谈论着不久就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幅美景，心驰神往。时间一晃而过，不一会儿窗外便慢慢灰白起来，我看该吃晚饭了，便端上两杯泡面去开水间。猛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 查票了，查票了，大家把票拿出来。”两位穿着制服带着盖帽的乘务员从我身边擦过，径直走向我们的车厢。我一阵紧张，开水溅到手上，痛得我都不敢叫。我赶紧看看陈子涛，陈子涛正踮着脚看我。我们目光一对视，她对我努了努嘴，摇了摇头。我想，她的意思是让我随便在厕所或开水间躲一躲， 不要过去。我照办了。
我伸着脖子斜着眼，从厕所门缝里看着那两个乘务员离陈子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终于轮到陈子涛了！
陈子涛镇定地站了起来，满面诚恳、不疾不徐地说：对不起，我的票在我同学那里，她上厕所去了。请问查票处在几号车厢，过会儿我们一起把票送过去，给您检查行吗？哦，我们是××大学的学生，这是我的学生证，说着还真把学生证给掏出来了。其中一个乘务员拿过来一翻，确信陈子涛所言非虚，和另一个乘务员对视了一眼，便说：算啦，下次自己的票自己带着。陈子涛忙不迭地说谢谢。我在厕所里重重吁了口气，折回开水间拿了两碗快烂了的面，一溜小跑回到座位，恭敬地把其中一碗推到陈子涛的面前，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陈子涛得意非凡地扬了扬眉毛。
不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了，车厢里响起一两阵轻微的鼾声，我和陈子涛聊光了所有的话题，陈子涛沉默地用脸贴着玻璃窗，目光里开始呈现出一种茫然的神情。我想她大概开始想张国义了，那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李冬冬。我不由得想象，如果这趟旅途里有这两个人，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这个念头出来了，就被我硬生生地逼了回去，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为了忘记他而出来旅行的。如果不能爱了，那就只有戒了，不情愿都没有用。
我看了看陈子涛，她好像看懂了我心里的话，转过头仍旧不动声色地看着漆黑一片的窗外。我们终于还是慢慢睡过去了。
天一亮，陈子涛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摸摸牛仔裤的裤兜，拍了拍里面鼓鼓囊囊的皮夹子，对我说：硬硬地还在。
我们轮流洗漱完毕，看着彼此居然没有一点旅途的疲惫倦意，甚至比平时容光焕发多了，陈子涛深沉地说：“ 看来我们适合流浪。”
我严肃地说：“你比较适合发浪。”
陈子涛一把逮住我猛K了一顿。
我们闹腾了好一会儿，这时候才发现火车已经驶入陕西境内了，广漠无垠的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成群成群的牛羊，都呈现在眼前。我几乎看呆了，我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一瞬间就冲到你心里。这时候车上的广播响起了一阵歌声，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歌，是首英文歌，以我的英语水平绝对没听懂任何一句，然而那个旋律再配上窗外的情景，那感觉我无法形容。通俗一点说，就好像二锅头配花生米一样。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王菲的“ EYES ON ME ”，是一首关于酒吧和等待的爱情歌曲，和黄土高坡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怪我在此太费笔墨，那瞬间情景我至今无法忘怀，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车子又开了一阵子，我和陈子涛一起贪婪地欣赏着窗外风景，荒芜的山坡，挺拔的杨树，扎着白头巾的牧牛老汉，也许正在哼唱略带色情的信天游。
火车在正午到达终点站———西安，我们旅行的第一站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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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俩没有欢天喜地地奔向站外，表达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切向往。事实上我们在出站检票口就被逮住了；详细情形十分丢人，我们被检出无票堵在站口的时候，我突然胆大包天地拉起陈子涛的胳膊试图逃窜。简直视西安站的乘警们是纸糊的———一把揪住本小姐的大盖帽说。
我们只好束手就擒，并且很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愚蠢和鲁莽。我想到陈子涛在火车上表现出来的机警和镇定，恍然大悟，我刚才应该装模作样地翻遍身上每一个口袋，然后转眼面如土色、做火车票遗失状来博取同情，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至少能够网开一面，而不需赔掉陈子涛辛苦保护的人民币。
我们被逮到火车站的警务室里，里面还有好些个逃票的家伙，有两个还抱着脑袋蹲在墙角。我吓一跳，以为我们也要遭此一劫，后来才知道，这两个是贩假票的。我们犯的顶多是点经济错误，还不到刑事犯罪的地步。 我这时候才静心观察了一下我们的“ 同犯”们，个个衣冠不整，或民工或流氓或娼妓模样，他们看到我们这样衣冠齐整的清秀佳人也被押过来了，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们。我觉得十分害臊，我看见陈子涛的脸也稍微红了一下。
不一会儿，就有两个乘警来“ 审讯”我们，过程十分简单，一个一个轮流上交身份证，报上姓名，交待从哪一站上的车，然后老老实实补上双倍的票价。轮到我们的时候，陈子涛死活咬定我们买过票，但是后来出站时发现不见了，那个长得阎罗王似的乘警，估计凭自己的样子卖个人情给我们，也捞不着什么好处，一听这话便蹿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那你跑什么啊？然后又加重了疑问语气，叫了一声：“ 啊？”
我说：“ 怕你们不相信我们掉票了。”
他说：“ 你跑就证明你们没票。”
我说：“ 我们有票，但是票掉了，所以才跑。”
他说：“ 你都不说怎么知道我们会不相信。”
我说：“ 我现在说了你不还是不信。”
他说：“ 你要不跑我就信了，你跑了我就不信。”
我说：“ 要是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