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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Tito 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4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5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