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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第十二部分：孤岛上的父与子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3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选要萧同兹负责？选”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辞谨惟，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度过险境。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五ＯＯ三七”号密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一九六八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选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穴一月二十八日？雪，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穴一月二十九日？雪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二月五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三月三十一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儿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讥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第十二部分：孤岛上的父与子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4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穴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页二七七至二八四？雪，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一九五Ｏ年三月一日复职起，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一九五Ｏ年三月一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一九六Ｏ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一九六Ｏ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一九六Ｏ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一九六Ｏ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修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一九六Ｏ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穴三月二十一日？雪，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一九六Ｏ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台湾“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穴一九五九年？雪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一九五Ｏ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 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穴见萧同兹未刊日记？雪，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穴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雪，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惟一之宝库。”？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页四二三Ｏ？雪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人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第十二部分：孤岛上的父与子屈辱的对日和约 1
一九八七年十一日三十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穴十二月一日？雪以头版头条处理，大意说：日华和约议定书中台湾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了表示善意而自动放弃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结果，但是三十日发表的外交文书中，台湾并非爽快放弃，而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过程中显然可见；日方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见到张群说：“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放弃可以，‘中华民国’绝对非要不可。”倭岛英二则说，“贵国”不是宽大在前吗？到了第八次非正式会谈，叶公超却以“绝对机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议以“自动放弃方式，换取其他条件”。而所谓其他条件，则是“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同等地位”及承认国府为全中国的代表等。《朝日新闻》的结论是：台湾的政府为了死要面子，争取“大国”的地位，终于为了虚名而放弃一切。日本方面的档案公布和舆论评述，告诉了人们：蒋介石从对日本“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但外人却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
根据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是，不能用ｏｒ，而要用ａｎｄ。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鬼子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穴财政部长？雪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时，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