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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人，1400德国人。这期间我了解了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这里的共产党人在
三个所谓红色省份里力量最为强大：它们是江西、湖南、湖北，它们合在一起像德
国一样大，有全德国那样多的人口。它们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农村里有公共的
土地和谷仓，没有大地主等等。这些省份里的红军合在一起有15万人，在他们背后
是数百万有组织的农村和城市居民。
……两个月之前，蒋介石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共运动”，要在4月份彻底消灭所
有的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出动了35万人进入红色省份。
……外国势力自然都支持蒋介石。这里的121艘外国战船当中的大部分都游弋在
扬子江上，与中国舰队一道攻击两岸和江上的红军。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于了解这里的形势：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在许多省
份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是由将军们私自管理和指挥的。每个将军
都有自己的士兵，将军们之间的战争蹂躏了这个国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将军们
和地方将军们互相调剂，比如在剥削他们管辖的省份方面，他们的兵力也互相调剂，
因为他们的驻地社会条件十分恶劣。
我一直还未与党建立起联系。我暗示给我哥哥，同志们在德国似乎尚未采取什
么措施。现在我希望得到随便什么消息。虽然这在中国对于已婚欧洲女人来说通常
并非如此，但我还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这种努力。
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工作机会。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经提到过
普劳特，远洋国民电报公司的领导人。首先我为他建立一个政治档案室，搜集德文
和英文新闻剪报……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劳特是个非常喜欢摆架子的人，但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
亚洲和中国通，我从中也得到许多好处，每当我刨根问底地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
厌其详地给我解释一切，当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通过普劳特我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
的身份出现在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时我会想，你为什么不去拜访
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说你是一名党员，感到十分孤独？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
不能这样做。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德国时，我就怀着
激动的心情读过她的《大地之子》，在这本书里她描写自己那充满辛酸与贫困的生
活。艾格尼斯是一个非技术工人的女儿。她父亲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是作
为刷盘子女工和摘烟叶女工挣钱读大学的。后来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大学里
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过，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活动。关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
时，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还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时党在波茨坦广场组织
了一次大型书展。扬·赫特菲尔德负责布置展览厅。每天晚上我们的宣传鼓动队都
在那里演出。展览搞了4周，从14点到22点开馆。
有一次两个印度人来到我的书摊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大地之子》
卖给他们，还讲述了书的内容。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艾格尼斯跟一个印度人结婚，
后来又离婚的事情。二人当中那个年长的说：“全都对，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结婚的
那个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记者在中国工作，她自己却左
倾得多。我很想认识她，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去接近在我看来如此了不起的
人物。
普劳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我介绍给她。我记得我们约好第二天
见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岁，身高1。70米，黑头发，大鼻子。”她纵情大笑，
回答说：“34岁，中等身材，无特殊标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国革命13周年。我为我们的住宅买了红玫瑰，至少提醒自己
记住这一天。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庆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们约好在市中心见面，立即互相辨认出来。艾格尼斯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
跟我家的红玫瑰一模一样，她要把它送给塔斯社的代表，祝贺11月7日。
我记得，我们坐在震旦饭店的咖啡厅里，艾格尼斯刨根问底地盘问了我一通，
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欢她，自从在上海生活以来，我第一次丝毫未隐
瞒自己的世界观。我提到我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请求她帮助我建立联
系，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员。
关于这次会见，我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来像一个聪明的女工。穿着朴素，稀疏的棕色头发，非常活
泼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张虽不漂亮但却端正的脸庞。当她往后梳理头发时，
人们可以看见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额。她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
来往，因为艾格尼斯彻底伤害了他们。当年她抵达上海时，封建的美国俱乐部为她
举行了一个茶会。艾格尼斯去了，她对一切中国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她问是否有中
国人参加，回答说：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会员。她又问道：也没有中国人顾
客？回答说：中国人不许进俱乐部。听了这话，她起身走了。
英国人最恨她，因为她从前为印度革命运动工作过。
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观察她，尽管她确实是《法兰克福报》驻这里的记者。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亲密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互通电话或者见面。
1930年11月12日
星期天晚上，我们去艾格尼斯住宅接她时，我径自扑向她那些德文、印度文、
中文和英文书籍。然后我们跟她和两个中国朋友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其中一人是
一个学校的中国文学教师，另一个是她的秘书。
艾格尼斯的秘书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女作家丁玲的伴侣。我也认识
了丁玲并取得了她的信赖。她曾经长时间在中国红军里。我遇见她时，她正积极地
在新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工作 ＇注＇ 。关于1930年的圣诞节，我曾经这样写道：
晚上10点钟我们和艾格尼斯进了一座中国剧院。最著名的中国演员梅兰芳正在
上海进行旅行演出，这是一次经历。他扮演的是女人角色，他是那样妩媚和漂亮，
你简直无法描述。开始有片刻时间，人们需要克服这是一个男人在表演的想法……
首先是所存的赠品。书籍：高尔基的《一个人的诞生》；米勒的《如果我们1918》；
爱伦堡的《汽车的生活》；谢夫林娜的《维丽涅娅》；《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埃
里希·凯斯纳的《一个男人的答复》；皮佩尔出版社的《艺术年历》；孔·维因纳
的《亚洲》；斯丹达尔的《帕尔玛修道院》；佩克汉默的《中国》；豪森斯坦的
《当代艺术》；安德雷·莫洛亚的《拜伦》；里尔克的诗集；约翰·多斯·帕索斯
的《北纬四十二度》。
1931年1月6日
我们的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5本马利克出版社 ＇注＇ 的图书，对此我们一点都不伤
心。艾格尼斯请求我给一家杂志写一篇关于上述5本书的书评，为此我可以保留这些
书。
关于这家杂志和它的主编，我在给家人的信里没有详细描述。它当时的名字叫
《奔流》，是由中国作家鲁迅主编的，它的名字必须经常变换，要么只能秘密出版。
后来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当然都是用的笔名。我还记得我写过的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德国工人手里的毛笔和钢笔》，我写的是关于20年代工人作家和工
人画家的事情。
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生活在一
起。
鲁迅，生于1881年，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像高尔基一样，他描写普通人民，
描写他们的尊严和痛苦。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长相也颇似高尔基。他有一张端正、
苍白、敏感的脸，当时已经得了肺病，1936年死于肺结核。
鲁迅生活得十分俭朴，有一次我送他那大约只有三岁的儿子一只带轮子的木鸭
子，这位父亲十分感动，一再说：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礼物呀。
鲁迅想出版一本凯泰·珂罗惠支的画册，我帮他搜集了那些画，后来他赠我一
册，还写了一句友好赠言。由于我对珂罗惠支评价颇高，又十分尊敬鲁迅，这份礼
物对于我来说双倍珍贵。这本画册在后来的战乱中丢失了。
1931年1月14日
昨天我整整忙活了一天，把艾格尼斯为《法兰克福报》写的一篇7页打字稿长的
文章译成德文。是关于中国农民和红军的。法兰克福方面的译员在她的上一篇文章
中犯了一个大错误 ＇注＇ ，所以这次她请我来翻译。
在最初的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像艾
格尼斯这样的名人，居然愿意经常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成为她所信赖的人呢？
艾格尼斯是一个独身女人，她经历过充满革命斗争的丰富生活。我是个共产党
人，但我在物质上是无忧无虑长大的，现在面临着生第一个孩子，对此我非常高兴，
我生活在精心呵护之中。除此之外，我比艾格尼斯年轻得多，我还没有经验。
艾格尼斯有着十分突出的个性，她以自己所写的书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她为
中国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很大牺牲。同时她也是个不稳定的人，她常常表现得很风趣，
以她的幽默来感染人，但也更经常表现出压抑、沮丧的心情，这一点影响了她的健
康。也许她需要我的沉着和我的乐观主义。除此之外，我总是为了她存在的。只要
她感到寂寞，便来拜访我。凡是在她感到沮丧的时候，夜里3点钟给我来个电话，我
也会立即起身到她那里去。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不久，艾格尼斯就告诉我，她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是和我们一
致的，但是服从我们党的纪律，对于她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也许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缘故，她不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党派属性。但是，我依
然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尊敬艾格尼斯，世界上很少有像她这样的人，对我的发展
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但是，每当她那自发的感性反应，影响了她对政治事件的评
价时，我便表示不赞成她的意见。一旦我们之间发生争论，她便怒气冲冲地走出去。
几个小时之后，她便打电话找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又对我好了，我也高
兴。
在她的《中国胜利》那本书里，艾格尼斯说，她始终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积极
支援了中国革命，但她从来不是党员。这本书是维克多·高兰仕出版公司出版的。
许多年以后我再一次通读了她的书，我发现《大地之子》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
多苦闷、仿惶和自发的行动，这是我年轻时未曾意识到的。
1931年3月19日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我们没有多少朋友，但有许多熟人。在朋友当中，除
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迁入一栋公寓大楼，有了自已两间一套的住宅，距我们只有两分
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罗尔夫装修了住宅，设计了所有家具。当然一切都应是俭
朴的，可他那些图纸占去许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进医院打针，对她的心脏进行照射治疗。主要
是神经紧张，她埋头于正在写作的这本新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许多我们共
同的朋友都出现在这部书里，我们常常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
我相信，这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最近两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
一起，她就感觉良好。
我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对我今后生
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
子。
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她说，假如我同意，她可以为我寻找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
共产党人。
这位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里夏德·左尔格。艾格尼斯知道左尔格博士
同样也在为德国新闻界写作，她觉得在新闻工作之外支持左尔格，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我与他见面时，艾格尼斯并未在场，只有我自己。她只是为我们初次会面当了
中介人。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尔格的活动。
我用不着描绘这个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出现过。他第
一次来拜访我，是在1930年的11月。当时，我们还住在瓦尔特家里。里夏德·左尔
格当年只有35岁，我也同样觉得他的确像别人描绘的那样，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
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
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
我现在之所以要描绘一番里夏德·左尔格，也许是因为不在眼前看着他，就无
法想象他的样子。
我们初次会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里夏德说，他听说我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谈到了反对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
斗争，他谈到责任，谈到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会遇到的危险，他
劝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现在我还可以拒绝，无论谁都不会埋怨我。
他看出来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过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问我能否在危险情况下参与工作，尽国际主义义务，我觉得受了委屈。我
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万一遭到拒绝，可不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以
某种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里夏德沉默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仔细谈了在我
们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里夏德·左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
到1932年底。据我的记忆，后来一个叫褓尔”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讶的是，从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会面，到里夏德来访，在我看来这段时
间是很短的，他是怎样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记得里夏德建议我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观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参加进去，
扮做购物的样子，作为欧洲人证明我在现场；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货商店门前，看
见许多中国人遭殴打，被逮捕。
在多数情况下，被逮捕即意味着死亡。我注视着那些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年轻人
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会为他做任何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 ＇注＇ 在那里看见了我，我们在柏林曾经有过一
面之交。他让同志们提醒我，往后再遇见这种情况，要把自己打扮成贵妇人模样，
比如说戴上一顶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
见过他。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亲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亲是国际工
援的积极分子，在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权协会中代表左翼势力。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
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
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这些
统计数字都发表在父亲个人主编的《财政通讯》上，我们在施拉赫滕湖的家里把这
份杂志当做家里的第6个女儿看待，亲昵地称它为“菲娜”。
结识里夏德之后，我听说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欢迎我参加工作。
里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看，更换是不利
的，但是他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里夏德这里并参加了他的小组，我丝毫未考虑这个小组要执行什么任务。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的活动是支援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的同志的，
而且这种支援是从苏联来的，我觉得这更好。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们住在瓦尔特家时每一次会面的情形，但是我为这个小组
所做的工作，从与里夏德谈话之后，就在那里开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2月，我儿子过生日时，里夏德向我表示祝贺，我一方
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这类私事而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把他领到婴
儿床旁边看儿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