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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曾志，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同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导师为我国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
1997年曾志在比利时卢文天主教大学做访问研究，199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访问学者。2001年至今为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后。曾志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西哲学比较，社会与政治哲学、元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哲学原理。其代表性著作为四十万字的《西方哲学导论》。
内容简介
关于《科学与社会》，曾志主要谈了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处理好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临着科学带来的种种问题；第三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怎样的面貌，人们是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的；第四个方面，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当代世界那么各国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学者，社会各方面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平衡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努力。
在第一个问题中，处理科学与社会关系主要有四种基本观点，分别是科学主义的，伦理主义的，商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第一，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第二，就是技术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简单化和复杂化，所谓简单化，就是我们越来越接受某些单一的标准；复杂化就是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复杂。第三，就是传统伦理判断和伦理标准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似乎想不起来，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那么有哪一个问题引起的伦理学的争论，会像我们今天那么遇到的克隆技术的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么激烈；第四，就是知识和语言的混乱，不同的人之间沟通起来呢，变得非常之困难，但是有时候，又特别容易。
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社会关系的时代特点，我把它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古希腊，伦理标准和技术标准， 科学标准呢，本来就是一个标准。第二个阶段就是文艺复兴，艺术和科学是统一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他总是试图用一种和谐和比例的原则，去探索科学和艺术。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就是艺术和科学它是分离。第四个阶段就是20世纪的后半叶，科学乐观主义成为一个主导的潮流，用技术来改造世界的机会似乎是无限的。
第四个问题，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功利主义；第二个就是实用主义；还有一个就是唯物主义。
最后一个问题，在当代世界上人们做出的平衡唯科学主义的努力主要有哪些。
它主要有以尼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他认为，人是在不断的选择自己的命运的，宗教的和科学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宗教，宗教思想家们，总是告诫人们，不要陷入到那种物质主义的漩涡当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教也是现代世界人们用来平衡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唯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选择。还有一种方向就是技术的全面人文化，我们必须把人文性质的考虑，纳入到对技术的追求当中去。
全文
我今天要作的这个报告，它的题目叫做《科学与社会》。我们知道，我们现代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且这个科学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整个的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观念，基本上都被科学主导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科学是技术性的，纯理性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科学的这种技术性和逻辑性主导的话，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非技术性的、艺术性的、非逻辑性的部分，会被忽视掉，而且这种现象在当代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科学给我们这个社会看来，也带来了一些我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方面，但我们不能够笼统地讲，这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科学给我们带来的不完全是我们原来预想的每一个方面，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灿烂的前景。
所以这样一来，对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一种人文角度的反思，其实现在是个世界性的课题，这个课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按照我的观点，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所以这是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开场白，我希望这样来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主要谈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大概第一个部分我想引出一个问题，就是现时代对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怎样处理好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临着科学带来的种种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会涉及到我们怎样来看待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社会影响，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还想帮助大家回溯一下科学和社会关系的时代特点。在不同的时代，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怎样的面貌，人们是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他是怎样思考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因为我们谈到科学观，它实际上是个哲学观的问题，对科学的前提，对科学的基本性质进行批评性的讨论，这是哲学的一项基本的任务，那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性质及其社会影响问题，实际上它就涉及到，关于现在我们流行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究竟是哪些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当代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学者，社会各方面的人，他们所做出的平衡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努力。所以，关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大概我讲的主要是这五个问题，下面我把它分开来谈。
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谈到了，那就是说，我要谈的就是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是现时代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家和那些精英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为什么把科学和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把它当做现代世界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个必须要处理好的关系？我不想抽象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给大家引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评论或者说他们的意见。
我这里谈到的我想集中说一下，就是现在世界上非常热门的，关于克隆技术的前景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主要是集中于克隆技术的前景它是不是最终会克隆出一个人，就是说，假如是你，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克隆的技术，克隆出另外一个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丝毫分辨不出来，哪一个是原来的你，而哪一个是复制的你，但是谈到克隆这样问题的时候，特别涉及到，如果克隆的前景是一个可能克隆出另外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之复杂了，而且这个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实际上它的前景并不是那么美妙。
我在这里，引几句话大家来看看。第一句话，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科学教授，叫哈维尔，这个哈维尔讲了一句话，他说“太恐怖了，我为什么没有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前就死去呢？”，这是哈维尔讲的，他认为，克隆人这种前景太恐怖了。第二种观点，跟它正好相反，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叫约翰。布洛克，这个约翰。布洛克，他讲了一句话，“克隆人绝对是科学上了不起的进步，克隆技术必将创造21世纪的辉煌”。
同是一个学者，他从另外的方向，对克隆技术做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整个20世纪的进步，都维系于这个技术，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它曾经在一片文章中，谈到这样一段话就是“人体的商业化，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无与伦比的成就，毫无疑问，克隆技术的出现，将为世人创造一个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市场”这又是一种观点。最后一个，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钻牛角尖，管它，干起来再说”。
我在这里引的这五段话，其实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它代表了当今世界上对于克隆技术尤其是我们可能出现的克隆人的技术前景，不同的人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态度，但是这里的态度应该来说，我们不把它归纳的话，它好像显得比较零散，那我把他们划分为了四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我把它称之为是科学主义的，比如我们上面谈到的第二种的观点，这是一种。第二种，我把它称之为伦理主义的，主要从道德方面来思考的，那比如我上面谈到的，第一种观点。第三种，我把它称之为商业主义的，它认为，克隆技术会带来一个新的商业市场，而且它潜在的商业的利益和商业的利润，是不可限量的，这是商业主义的观点。第四种我把它称之为实用主义的观点，这是弗里德曼的观点，但是实际上我们注意一下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其实实用主义的观点，它间接地支持的是科学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来分析一下上面谈到这些观点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这些问题把它们分离为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就不单单是上面我们谈到的技术主义的，伦理主义的，商业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其实它就变成两种，一种是伦理性的，对克隆问题的思考；另外一种，就是非伦理性的观点，它主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伦理主义者的观点，主要集中于克隆技术可能对我们人类长期形成并且深为依赖的生活习惯和伦理传统造成的冲击，但是问题的复杂在这里，从伦理主义的角度来说，许多人，对克隆人，对克隆技术的前景，持一种警惕，甚至抱有一种反感的态度。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伦理主义者都反对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的就是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伦理主义者他支持克隆人。比如说美国纽约的哈斯汀研究中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伦理学家叫丹尼尔卡拉汉，这个丹尼尔卡拉汉，他就说，“在我们社会上，有两种价值观，允许人们在人类复制这件事上随心所欲，一个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另一个是对完善生命的追求”，他的这一段话，使很多人感到惊愕，他的惊愕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表现在他认为对完善生命的追求，是伦理学当中一个最基本的方面，而这个方面是支持克隆人的，是支持克隆技术的，当然，绝对的个人权利这一点，成为克隆技术的存在的理由基础或者根据，这对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它也能够接受一种克隆人的前景，也能够接受一种未来，可能让我们感到惊愕的克隆技术的前景，生物技术的前景。
而从科学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代有一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他甚至也认为，伦理主义者对克隆技术的反对和担忧，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他认为，从伦理的角度来谈论一个克隆人的问题，当然是有一些他可以接受的理由的，但是反过来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伦理标准和道德判断，应该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调整的，这是一个看法，就是说你用来反对克隆技术的那些伦理标准或者道德判断，在这一些科学主义者看来，其实伦理标准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必须要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你不能用过去的道德标准，伦理标准来判断今天的新技术，新技术应该，引出我们的一些新判断，所以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技术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如果没有技术，我就无法生存，而且一种技术，一旦产生以后，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它们的。还有一些技术主义者认为，对克隆技术的这种担忧，其实有一点大惊小怪。因为，与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技术变革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影响相比较，克隆技术并不见得，就比历史上某些技术变革的出现，给我们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感受更强烈一些罢了，你如果回溯历史，回到历史上某些重大的技术变革产生的那个年代，可能那个时期的人，很多也惶惶不可终日，只不过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反映会这么强烈，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直接地感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带来的变革和影响，和我们本身的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科学，它是一种技术的形式，但是反过来，我们知道，技术只是实现我们人类目标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比这个手段，这个方式，更根本的有一些，我们人自身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接下来把科学的人文性质，把它概括为这样三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科学就它的本性来说，是我们人类自我完善化的工具，因此，它不能和我们人类自我完善化的目标，发生冲突，这是一个我们谈到科学的人文性质的时候。第二个自我完善化本身，它是一个技术、美学和伦理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如果在实现这个技术目标的同时，消解了美学和伦理，这个技术目标，实际上就是不助于被接受的，所以这是它的第二点。第三点，人主要是由于他的社会性而面临伦理问题，科学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最有效地去达到某些目的，但是，它不能够告诉我们，应该追求哪一种目的，或者说是这一种目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说，科学探讨和伦理的探讨它总是合而为一的，其实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柏拉图的观点他就过于乐观，我们看到科学的探讨和伦理的探讨，在很多方面已经表现出分离了，而科学和伦理方面的分离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科学和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彼此之间，并不是和谐地同时存在于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上面这样一些问题，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那我把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标志及其影响，我也把它归纳成为四个方面。第一点，那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什么叫“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瓦解”，换一句话说来说，我们现在谈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叫做知识化社会，叫做信息化社会，这个知识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全球化，换一个角度来说，广泛深刻的社会化，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它急剧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日常习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性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技术进一步导致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简单化和复杂化，其实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谓简单化，就是我们比如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接受某些单一的标准，比如美国人在技术方面，在商业方面很多的标准，它被全球化推动以后，就变成了普遍的标准，原来的很多的不同的标准，非常丰富的色彩，都被整齐划一地简单化了，另外一个方面它的复杂化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而且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复杂，不管技术怎样进步，似乎都难以满足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要求，所以它既简单又复杂。第三点，就是传统伦理判断和伦理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似乎想不起来，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有哪一个问题引起的伦理学的争论，会像我们今天遇到的克隆技术的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么激烈。第四个，我把它归纳为就是知识和语言的混乱，什么叫做“知识和语言的混乱”，它主要就是指现代知识已经高度专门化了，而且技术语言和价值语言，越来越互相隔离，这样一来，使得不同的人之间沟通起来，变得非常之困难，但是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又特别容易。一方面，人们之间要交流，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倾向，一种共同的喜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种广泛深刻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谈到20世纪后半叶技术生活的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或者我们面临的这种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和历史�